本报记者 季为民 屈丽丽 索寒雪 杜丽娟 夏晨翔 谭志娟 王登海 曲忠芳 李正豪 李立 颜世龙 杨井鑫 孟庆伟
2017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第一次明确了“一个新发展理念”和“七个坚持”的理论框架；
2022年2月16日，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在《人民日报》刊文，从十二个方面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
2022年6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将经济思想基本内容梳理归纳为十三个方面。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和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不断追求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功道路，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经济思想。
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经济思想指引下，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达年均6.5%，连续多年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3.9万亿元提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4%提升到18%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经济思想有三个方面的实践来源：一是不凡的个人经历和丰富的从政经验，长期的基层历练为经济思想注入了治国理政的经世智慧；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举措和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经济思想确立了传承发展的方向体系；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经济思想深刻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铸就了开拓创新的实践基础。这一思想以其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点，以其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的丰富内涵，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新蓝图。
经济思想体系严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为十三个方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这十三个方面的内容也是践行好经济思想的关键所在，本篇报道也正是围绕这十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展开的，我们将从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验证和发现经济思想的实践力量。
正如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经济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和现实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矛盾，聚焦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不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程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当前，在风云变幻、充满极大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大潮中，我们更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切实把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到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全过程各领域，提炼总结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把这一伟大思想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充沛动能，妥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推动中国经济航船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全面领导 领航定向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
时隔不到两年，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中，坚持党的领导居于首位。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事实证明， 党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前提，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
同时，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孕育形成了经济思想。
对于“党的领导要在经济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曲永义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经济工作必须依靠党中央把握方向、统揽全局，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其次，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为推动各方面共同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保证。
“当然，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要管大事、议大事，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当前，特别要立足于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把领导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到加快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来。”曲永义说。
在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2019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两次会议的精神都强调了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其中的关键工作之一，就是要把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都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发展结晶。在这方面，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是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作用的典型例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坚持党中央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推进。党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着力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在扶贫工作推进过程中，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做好工作支撑。在定点帮扶方面，党统筹加大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的力度，包括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军队扶贫、民营企业扶贫、社会组织扶贫、公民个人扶贫的中国特色社会扶贫体系不断丰富发展。政府主导为社会扶贫奠定了基础，广泛动员为社会扶贫提供了动力，各类主体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了社会扶贫的实效。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更要在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系统论出发优化治理方式，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政策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加强全局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系统优化。
在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
指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要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要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学习和调研，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增强全球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既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也要结合经济工作需要来学习，了解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最新发展，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发展为要 服务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这样说。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在经济发展中，人民有了真切的获得感。民政部的数字显示，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正在同步进行：
十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年均保障低保人员4000万人以上、特困人员近500万人、临时救助人员1000万人次左右、各类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230万人次以上。193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了兜底脱贫，同时我们不断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实施低保扩围政策，对6200多万低收入人口实施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巩固拓展了兜底保障的成果，有力有序衔接了乡村振兴战略。
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对民生的保障，低保标准不断提高，困难人群备受关注。减贫与开发并重，民生与发展兼顾，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照顾了不同困难人群、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变化。
2012年至2021年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增长了1.2倍和2.1倍；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达到或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集中和分散养育的孤儿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728元和每人每月1288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了77.9%和83.1%。
十年来，基本民生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我国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建立了农村留守老年人、妇女、儿童关爱服务制度，构建起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立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每年惠及近2000万残疾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对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民生，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新的奋斗目标，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入新发展阶段。”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农村绝对贫困全面消除。我们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最为辉煌的新篇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守住了初心，也赢得了民心。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不仅要续写初心，而且还要完成更加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张翼说。
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需要围绕人民生活不同方面的需求开展工作，做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实事。
2021年，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平均降价82%。2022年3月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意见》，推动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平稳实施。湖南省临澧县修梅镇观音洞村村民范艳红就是受益人，她今年接受了人工关节置换术，耗材费用降低了八成。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一件接着一件办，锲而不舍向前走，切实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
今年，我国将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着力解决群众生育、养育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
2021年，我国支持建设了6.1万个普惠托位。国家卫健委对托育机构服务质量、安全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保障婴幼儿安全健康成长。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从安居到优居，民生保障更有温度。
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租房有一定压力。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初，在江苏省无锡市工作的宋铭拿到了首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惠山区国际人才社区的钥匙。该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拥有小户型公寓1031间，配备健身房、公共客厅、共享厨房、咖啡吧等设施，可为1500名青年人才提供拎包式入住服务。“在外面租房，月租2000元左右，这里房租只要1000元左右，减轻了我的负担。”宋铭说。
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不断让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要格外关注、关爱、关心困难群众，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少做一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2020年10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们未来要建成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且是一个极富内涵的社会学概念。共同富裕社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新奋斗目标。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新社会形态。要共同富裕，首先应强调通过艰苦奋斗富裕起来，而不能走劫富济贫之路，更不能搞所谓的新的平均分配。只有做大蛋糕，才能通过增量改革分配好蛋糕，在保障社会活力与经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境况。既要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又要发挥好政府的调节作用，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只有在满足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与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这两个条件下，才能建设好共同富裕社会。为实现这一愿景，少不了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支撑。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张翼表示。
顺势应时 全新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
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为何能迎难而上实现一个又一个新跨越，这是求解“中国之谜”话题的一个重要观察维度。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也引起各方关注。
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也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作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金钥匙。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今天的中国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继续以改革和开放的姿态走进新发展阶段。
在国内，一场以深化改革为主要抓手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我国将从基础制度建设、市场设施建设等方面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其理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在于，中国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伴随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我国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这使得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东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初期，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促使我国进一步深刻思考并加快解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自主可控问题，其中构建统一大市场可以有效激发内需潜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题进行了专篇阐述。这表明，在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打通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畅通国内循环实现产业布局优化最迫切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认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是要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对完善我国投资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提升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将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有机嵌入全球。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反垄断局的挂牌，这一新成立的机构开启了对市场垄断行为的集中处罚。挂牌两周后共发布46张处罚书，剑指医药、燃气和互联网等行业垄断违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蒋震认为，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为各类主体创造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手段之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疫情冲击给各国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以扩大开放为契机，在深度融入世界中锻造竞争新优势。
2013年秋，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八年多时间，我国已与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蒙内铁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项目扎实推进，我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资金渠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各国开创出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在史丹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为我国对外开放带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我国在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除此之外，已经连续举办四年的进博会，也折射出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从依靠外需到扩大内需的深刻转变。
2022年9月1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在南宁举办，并将于2022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这一由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被外界誉为中国开放的“金色大门”。
“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话语坚定铿锵，道出了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深刻涵义。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更多转向由国内消费驱动，同时继续扩大开放，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增长动能，这不仅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更表明求合作、谋发展仍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发展，创新成果层出不穷，我国在其中有着重要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我国市场的吸纳能力、消化能力独一无二，各国都想在我国寻找发展机遇，这个过程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瓣瓣不同” “瓣瓣同心”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长江、黄河横贯东西，秦岭、淮河分异南北，各地区基础条件差别之大世所罕见。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区域发展，是“国之大者”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引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强调，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金秋时节，雄安新区启动区内吊塔林立、机械轰鸣，一批批重点疏解转移项目正在紧张地建设之中。
作为新时代第一个区域重大战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而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正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对于京津冀三地关系，曾在2019年1月18日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作出形象的比喻。
截至今年8月底，京津冀三地铁路营业里程达10848公里，其中高铁2369公里，实现铁路对20万人口以上城市全覆盖，高铁覆盖京津冀所有地级市。
在产业对接方面，2014年以来，北京输出到津冀两地的技术成交额累计达到1760.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2成，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累计9000余家。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已成为京津两市重要合作平台，累计注册企业突破3000家。
此外，截至2021年末，河北累计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4万个，其中北京转入3.2万个，占比近8成，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企业合计占比近5成。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2019年9月18日，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今年7月，山东省政府宣布，将兑现河南省生态补偿资金1.26亿元。自此，河南努力“治水”得到经济补偿，山东则赢得了水质，这场“鲁豫之约”最终实现共赢。而这也正是新时代黄河流域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生动实践。
广东，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视察就来到了广东，发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动员令。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踏上广东这片热土，并强调，“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抓实办好。”
如今，伴随着多个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相继落地，中国经济新增长极多点开花。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雄安新区建设如火如荼；长江经济带推动沿江11省市联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释放出持续强劲的发展动能……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的亲自推动下，区域近邻正在抱团向着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迈进，“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的协调之花次第绽放。
2019年5月21日，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南昌召开。会上，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就要努力去解决，止于至善。”
3个多月后，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分析称，我国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内涵十分丰富，通过多年的实践，“协调”的定义不仅包括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更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包括区域之间按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合作格局、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有序流动与市场一体化以及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联防联控。
在陈耀看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实现两大目标，第一是追求区域发展均衡协调，避免区域之间差距扩大；第二是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增强整体竞争力。“平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条件和要求。”陈耀表示。
如今，在经济思想指引和统领下，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全国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日益增强，神州大地生机勃勃、气象万千。
以我为主 审时度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
《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这一构想作了明确解析，“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
在业界专家看来，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对于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则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运用到此处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依靠自身的基本盘作为基础，只有在巩固良性内部循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独立自主，进而在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人。这一论断紧密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完善中国经济的正向性，从而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流入中国市场，使外部力量在良好的内部环境作用下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坚实基础。大国经济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基础上，是我们毫不动摇的一贯方针。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必须牢牢记住，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市场优势，不断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努力畅通国内大循环，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保障。
《纲要》也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必须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纲要》同时还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王鹏告诉记者，“中国实行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并非一组互斥概念，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固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巩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目的是发掘内需，充分兑现内部潜力，从而统筹国内外市场资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质量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开放国际市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流入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预计未来的中国会持续敞开大门，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投身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举办服贸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将激活服务贸易增长动能，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8月31日~9月5日,备受瞩目的2022年服贸会在北京举办。据了解，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创办于2012年，每年在北京举行，简称“京交会”，2020年更名为“服贸会”，是全球唯一一个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展会和交易平台。
来自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7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33922.1亿元，同比增长20.7%。其中，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与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恢复：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7954.7亿元，增长12.9%，远超进口；我国旅行服务进口增长10.8%，超过出口。
服贸会发展的这10年，也是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0年。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年均增长6.1%，高出全球增速3.1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在世界的排名也由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2021年，我国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过去10年，中国以连续举办10届服贸会为契机，积极促进国际贸易，世界各国合作更加紧密、交流更为频繁，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加快增长，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互联，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数字红利”“经济红利”互惠共享，从真正意义上推动实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国与各国之间在服务贸易、数字创新等多领域的高水平良性互动、开放共建、合作共享。
明晰主线 毫不动摇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最早出现于2015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纲要》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
有业界专家评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纲要》还指出，“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
公开资料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王鹏对记者分析说，“这指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意义。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基础。我们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建立经济发展新模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持续性努力。”
王鹏举例说明，前沿科技的创新从开发到投入生产，是一个漫长的周期，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和人才输送才能完成。因此，“它可以说描摹了我国长期的一项重点战略，通过阶段性的规划落实，深刻地让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需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内需与外需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可为这方面理论提供典型案例。
据媒体报道，四川省开江县素有“川东小天府”的美誉，这里地处秦巴山区与川东平行岭谷交汇地带，有近百余万亩浅丘、平坝地形，交错分布于平行岭谷山脉之间。辖区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建有一座中型水库，可为60余万亩耕地提供有效灌溉。但冲沟田种植水稻，坡台地种植玉米、红薯、油菜、小麦的传统产业结构，导致农业效益低，农民增收难，综合种养指数低。
开江县主动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势，围绕做足涉农资金、种养方式、产业结构、为农服务、新村建设、集体经济“ ”等文章，发展“稻田 ”有机循环种养殖示范区1.8万亩，年产大闸蟹、小龙虾和鱼“三个100万公斤”、绿色有机水稻200万公斤，综合产值突破2亿元，实现了开发生产市场化、生产方式绿色化、经营主体多元化、供销方式现代化、集体经济组织化，从根本上解决了“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等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难题，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样板参考。
该改革探索于2021年入选了四川省农业农村改革十大优秀案例。
有分析评价，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聚焦全力推动现代农业建设，扎实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了农业产能提升、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格局。
分配引导 注重公平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做出上述论述。
还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
2016年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
新一轮分配制度的改革，再次如火如荼地启动。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8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央企高管薪酬将采用差异化薪酬管控的办法，综合考虑国企高管当期业绩和中长期持续发展，重点对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人员以及部分垄断性的高收入行业的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实行限高。
2022年1月23日，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和保障等环节提出意见。
《意见》要求提高高技能领军人才的经济待遇，鼓励企业为高技能领军人才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和年资（年功）工资制度，科学评价技能水平和业绩贡献，合理确定年资起加点和工资级差。试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鼓励各类企业设立特聘岗位津贴、带徒津贴等，参照高级管理人员标准落实经济待遇。对于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高技能领军人才，鼓励所在单位根据其在项目中的实际贡献给予绩效奖励。
在改革中，黑龙江省劳动模范、中国一重首席技能大师刘伯鸣感受到了企业对一线员工的薪酬鼓励。他认为，整个企业的价值观都在重塑。
中国一重每年都要有劳动技能比赛——“百万一重杯”，企业拿出100万元奖励给技术人员。再没有一重人背井离乡，远走他乡去谋生。在富拉尔基工作生活，就可以获得市场化的、同样优厚的薪酬。甚至，有大学生愿意来中国一重落地生根。
近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出台相应政策，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下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宁吉喆曾亮出一组数据：2011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0.6%，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0年的2.99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2.56，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11至2020年，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收入比由2011年的4.62降低到2020年的3.55，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2009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缩小。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另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持续缩小得益于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此后成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将会给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向记者表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要实现共同富裕，必先实现乡村振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张琦说，“为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采取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历史性解决。”
他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及时回应，顺应了新时代亿万农民的期待，承载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区域、群体、城乡发展差距的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区域补强 协同发展
——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
今年国庆期间，海拔超过4500米的西藏康马县萨马达乡的9座温室大棚里正开着白色小花，这种小花下长出了鲜红色的草莓。而在9月份，这些温室大棚就开始采摘青椒、西红柿和黄瓜等蔬菜1000多斤。
“我们今年才启动高海拔大棚种植项目，没想到9月份就实现了产出。”来自山东省寿光市、在西藏高原种菜的农民孟得利说，超高海拔的蔬果种植，一定程度解决当地新鲜蔬菜供应问题，丰富西藏偏远地区高原农牧民的餐桌，也为后续扩大规模奠定技术基础。“9座高原温室大棚预计年产值在70万元左右，并可以带动当地土地流转，同时为农牧民免费提供高原蔬果种植技术服务。”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像孟得利一样走出寿光，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寿光人不计其数。这背后实际上是一整套的“寿光模式”在支撑着国人的“菜篮子”，也正是这些菜地，实践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你能想象大数据、AI等高科技的另一头，链接的是寿光人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吗？而8000多名寿光人同时也常年在全国各地或建设着大型蔬菜基地，或指导着蔬菜生产。在位于寿光市三元朱村的山东省党员干部现代农业培训基地里，通过多种方式，已无偿地向全国输出了300万人次的农业人才和技能培训，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新建大棚，一半以上有“寿光元素”。
而这一切源自创新。上世纪80年代末，寿光试验成功了冬暖式蔬菜大棚并推向全国，改变了中国北方冬季常年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的历史。事实上，寿光蔬菜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经历了从试验成功冬暖式蔬菜大棚，推动蔬菜生产走向商品经济舞台；到引领在全国掀起一场“绿色革命”；到搭建起农民与高新技术、农产品与市场对接的桥梁；到向全国输出标准和集成解决方案四个发展阶段。这在全国开辟了一条以蔬菜产业化为龙头，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创造并推广了“寿光模式”。
2018年，在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和考察山东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要求山东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
2019年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提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山东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董长瑞在受访时认为，“寿光模式”之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而是包括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等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创新。
标准、技术、种子、管理、销售、商标，这“六统一”的蔬菜全链条生产标准，正在被像孟得利一样的寿光人复制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同时，也有很多的人选择留在村子里做“棚二代”，因为那里有自己的菜地，有自己的家，也有自己的梦想。
陈耀表示，寿光实现了从温室大棚到餐桌的全链条协调发展，而这正是三次产业融合的结果。从寿光能看到新发展理念深刻的实践痕迹，就协调发展而言，寿光不仅打破了本地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而且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而这也是寿光人奉行走出去和请进来并重，坚持开放理念的必然结果。
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中还提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
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新发展理念中的内涵之一——绿色，实际上这早已是寿光蔬菜的应有之义，不仅仅体现在食品的安全和健康方面，节水、节电、节地等诸多方面也已屡见不鲜。”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室主任、研究员付保宗说，“寿光通过三次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让城乡市民和农民都实现了很好的一次分配，享受到了产业化红利，而这也让二次分配顺理成章，政府有了税收，便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而这正是新发展理念中共享的应有之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总的指导原则，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这样的理解并不完整，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董长瑞说，“我们发展经济是手段，而非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人民的幸福才是目的。一味地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贫富差距拉大，这将背离初衷。”
付保宗说，新发展理念既是长期的指导原则和发展导向、未来愿景，也是呼应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迫切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已经到了由大到强的阶段，各个产业虽然规模大，但竞争力有待提升，这需要像寿光一样去通过创新来解决和引领发展。
“我们要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好新发展理念。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陈耀表示。
创新谋定 驱动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新发展理念对于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指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芮明杰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寻求高质量发展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为此中国就要对基础科学、应用技术、产品服务等进行大量创新，从而使我国科技水平、产业技术水平等达到国际新高度，为中国的未来创造更好的发展状态。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
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中国经济阶段性的变化有关。”芮明杰对记者表示，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整个经济、产业都处于较低水准，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驱动。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到了1万美元以上时，表明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个阶段中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土地资源成本都在不断上升，经济要继续高质量发展需要调整发展模式，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是重要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记者梳理发现，具体到实践中，创新已然成为国家科技实力不断提高的原动力。C919大飞机完成国内取证试飞、“墨子号”首次实现1200公里地表量子态传输、全球最大5G网络建成等一系列重大原创科技成果都是中国的科技原创力量的体现，推动了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谈到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指出，最根本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什么强调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虎涛撰文指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内需总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也是发挥好我国市场优势的根本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此目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要保持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形成投资增长和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生产率提升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杨虎涛表示。
在芮明杰看来，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在部分高技术产业的优势，中国目前的优势还不足。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际领先的国家，必须在高技术产业上获得竞争优势，必须要在科学技术创新上自立自强。
此外，从未来发展看，中国需要在技术、科技上达到较高水平。才能在全球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发展上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不可否认的是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下一轮的发展更要注意内涵式的发展，靠技术的进步和创新，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中国梦。
芮明杰特别强调，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从创新趋势看，越是开放式创新，创新效率和成果就会更好。“自立自强是一种信息和理念，与在创新方式上更广泛地开放、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并不矛盾。”
以创新为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内涵式发展”。
作为全球前三的云厂商，阿里云从创立第一天起走的就是一条自主研发创新之路。过去13年，阿里云自研出飞天云操作系统，并构建出自研芯片、服务器、计算、存储、网络等软硬一体的新型计算体系架构。
“阿里云做到了软硬件完美结合，成为‘飞天 CIPU’支撑的云计算技术体系。”阿里云总裁张建锋表示，阿里云的核心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这个新型体系是技术长征路上的新的里程碑，正在定义下一代云计算架构。
阿里云方面告诉记者，计算体系技术的研发投入很大，需要对未来技术趋势的长远判断，才能在正确的命题上投入研发，形成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阿里云从2009年成立，在争议之中坚持投入自研云操作系统飞天，并不断做深技术基础，向下定义硬件，向上创新应用界面，才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三朵云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实现自立自强的创新式发展，芮明杰建议，首先要加大投入创新，紧跟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对现有产品、技术进行创新性迭代；其次要立足自己，聚集人才，开发原创性的技术和产品，有志成为行业甚至国际领先企业；企业也需要创造良好氛围，从企业文化、创新导向多个方面，上下齐心协力推进创新，为创新者、创新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华为是自立自强的典型，也是保持开放的世界级科创型企业。”芮明杰呼吁中国需要涌现出更多华为这样的科技创新型领军型企业，发挥大企业引领创新发展的作用，推动更多的中小企业走向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
实体为本 数据为用
——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无论是智慧农业助力农民丰产增收和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降本增效，抑或是足不出户“云”上游览风景名胜，还是北京冬奥会、载人航天、绿色“双碳”行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新一代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中都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数字化浪潮席卷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与助推力也日益明显。
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贡献，就体现在它拓展了生产要素的范围，以生产要素的高度看待、研究数据在国民经济循环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当前，包括4G/5G通信、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发展，产业链各个环节逐步补充与丰富，并且在实体经济各个行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布局与规模化的应用。例如，作为AI技术重要分支的视觉识别成为智慧城市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新能源汽车等场景中的“标配”；产品业务“上云”、数据统一管理、混合办公成为主流趋势；五花八门的“数字人”在多个行业中涌现，成为热门话题；无人机穿梭于农田上空完成施肥喷药等工作；无人驾驶汽车辅助送餐送物等本地生活服务兴起。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人工智能为例，单纯地谈论技术本身意义不大，只有把新技术应用到具体领域、具体场景的时候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商汤科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在记者采访其他云服务、数据管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相关技术服务商时，相关负责人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由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0.2%增长至39.8%。与此同时，我国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超过八成，这表明数字经济的结构在持续优化。
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通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深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透露，我国已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数字工厂，实施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和420个新模式应用项目，培育6000多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初步建成了国家、省、企业三级协同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
另据世界经济论坛官方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11日，全球已有114家“灯塔工厂”，其中42家位于中国。“灯塔工厂”被业界视为代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水平最高的工厂，我国凭借超过3成的占比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灯塔工厂”的国家。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总结来说，即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加快农业和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进程，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数字技术也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小科撰文指出，“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赋予实体经济新的内涵，不仅让实体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方面完成数字化，加速传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数字经济本身也催生出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使得实体经济实现改造与扩容相统一”。他认为，未来，推动数字经济做深做实，持续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化，加快形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新竞争优势，将有利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生产、流通、消费、分配方式，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就在前不久举行的2022世界元宇宙大会上，本报记者了解到，“工业元宇宙”成为产学研探讨的热点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认为，工业元宇宙是元宇宙在工业领域的落地与拓展，它是一种新型工业数字空间、新型工业智能互联网系统，更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型载体。在李伯虎看来，工业元宇宙具有三层内涵：一是虚实共生、综合集成的新型工业数字空间。它是工业现实物理空间与其虚拟平行空间的合集，是对工业实体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映射和模拟，也构建了新型数字化应用环境。二是虚实协同、全沉浸式的新型工业智慧互联网系统。工业互联网中的新型数字化工业系统、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机器实体与数字虚拟体的全面智慧互联和互操作，使工业互联网中实体空间向虚体空间延伸、时空一致向预测性时间延伸。三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型载体。它可以对工业过程和场景的虚拟空间进行全面部署，达到“虚实映射、虚实交互、虚实融合、以虚强实、以虚促实”的目的，还可以促进“数实”融合的工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社会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增加发展的新动能，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扩大开放 高质高量
——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
2022年9月27日9时35分，一列满载液晶显示器、汽车轮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以及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在西安国际港站发车。这是今年开行的第3000列长安号。
中欧班列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惠互联的有效载体，从2011年重庆至杜伊斯堡国际列车的“破冰之旅”，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共铺画了82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196个城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运输服务网络覆盖了欧洲全境，形成了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
事实上，中欧班列的蓬勃发展只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部分，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互利共赢合作，不仅给沿线国家人民带来福祉，也推动世界向着实现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断前进。
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统筹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
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巩固扩大合作范围。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先后写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成果文件；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稳步推进，一大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不断开拓，实现了各国互利共赢发展；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数字与创新国际合作，打造了一批创新合作的新亮点；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逐步建立起多元、稳定、可持续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实践一再证明，从“硬联通”“软联通”到“心联通”，“一带一路”正成为沿线国家的合作之路、希望之路、共赢之路。
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所长祁欣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9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布局谋篇的“大写意”初绘成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不仅给共建国家人民带来福祉，也成为解决全球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在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强调：“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9年来，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屡创新高，累计达11万亿美元，占同期外贸总值的比重也从2013年的25%升至2021年的29.7%。2021年货物贸易达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6%，较当年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2.6个百分点，高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7.6个百分点。祁欣对记者表示，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已达1613.1亿美元，各国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也更为密切，共建“一带一路”充分扮演了全球化新引擎的角色。
其中，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惠互联的有效载体。
从2011年重庆至杜伊斯堡国际列车的“破冰之旅”，到成都、西安、郑州、武汉、苏州、义乌等城市中欧班列的开行，再到2016年统一品牌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进入统一规范、合作共赢、健康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以中欧班列长安号为例，2013年11月，首趟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西安新筑站开出，开行之初长安号年开行量只有百余列。
9年来，中欧班列长安号不断提速、扩线，运营质效逐年提升，目前线路覆盖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年开行量已经突破3000列。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7万列，运送货物530万标箱，重箱率达98.3%，货值累计近3000亿美元。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逐渐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涵盖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
去化杠杆 居安思危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孕育形成了经济思想。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不仅在《纲要》的第十二章中有专题重要论述，还贯穿于整个著作的各个组成部分。强调，“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在这样一个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破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事实上，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论述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在促进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同时，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式，《纲要》中明确阐述了“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稳步实现宏观杠杆稳定和逐步下降”。
早在2018年3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召开银行保险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将降杠杆作为了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郭树清表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序推进降低企业杠杆率、拆解影子银行、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配合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加强对各类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高杠杆是宏观经济和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当下，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债率仍然偏高，居民部门加杠杆速度过快，政府部门隐性债务大量存在。过高的杠杆率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裂，触发“明斯基时刻”，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必须坚持去杠杆方向和总体要求不变，下决心将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逐步降下来。
他认为，去杠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可避免对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在信用紧缩阶段，迫切需要融资的往往是高风险企业。那些实力较弱、风险较高的企业，出现融资困难，进而退出破产清算，既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体现，也是结构性去杠杆的应有之义。只有适当收紧信用，倒逼金融资源从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退出，才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才能真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对于结构性降杠杆的工作重点，董希淼称仍然是国有企业。他认为，针对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以强化资本管理和风险管控为准绳，合理确定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推动国有企业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要通过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约束，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做强主业，退出缺乏竞争优势的非主业领域及产业低端环节，严格控制增量债务。
2022年3月，郭树清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工作成效时称，2021年，重点领域风险持续得到控制，宏观杠杆率下降了大约8个百分点，金融体系内的资产扩张恢复到较低水平，再次回到了个位数。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表示，自2017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杠杆率年均增长约4.8个百分点，比2012至2016年年均增幅低8.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宏观杠杆率都保持稳定。其中，2017至2019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稳定在152.2%左右，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已由2017年的68.1%降至2020年末的64.5%。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重道远，仍需坚持不懈。
按照经济思想的战略部署，对于目前存在的金融风险，一定要胸中有数，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完善金融安全防范和风险应急处理机制。
自2017年以来，银保监会对金融领域的乱象整治持续高压态势，组织开展“三三四十”等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金融业资金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不断提升。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8年间，银保监系统的行政处罚决定超过1万份，罚没金额50多亿元，超过了之前十年总和。
2020年6月，银保监会对乱象整治开展了“回头看”，并再次强调了监管“长牙齿”，对违规行为加大震慑力度。据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全系统共作出6581件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银行保险机构3178家次，覆盖各主要机构类型，处罚责任人员4554人次，作出警告4277家/人次；罚没合计22.75亿元；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19家次，责令停业整顿2家次，限制业务范围4家次，吊销业务许可证2家，取消（撤销）任职资格161人次，禁止从业312人。
张伟表示，金融系统处置一批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高风险金融机构，维护了金融稳定。过去五年来，金融系统累计恢复与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600多家，包商银行、恒丰银行、辽宁城商行等部分中小银行风险得以处置或者重组。同时，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压缩，加大核销银行业不良资产。截至2021年末，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5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3%，较2020年末下降0.11个百分点。
此外，张伟表示，在防范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方面，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得到满足，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根本扭转。尽管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处在深度调整期，但随着房地产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因城施策效果不断显现，房地产市场不再是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平稳运行。
他认为，尽管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当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出现新的挑战，关键在于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宏观杠杆率抬升、债券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外溢风险等。
以稳求进 以进固稳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稳中求进，是多次强调的工作总基调。在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纲要》指出，稳是大局，关键是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推动经济工作中，还要坚持系统观念。
2020年11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纲要》指出，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运用辩证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目标是奋斗方向，问题是时代声音。《纲要》指出，在推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2019年7月9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曾鲜明指出，要处理好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又要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以增强精准性、实效性。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纲要》指出，要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把握发展机遇的关键，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关键。
在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调真抓实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纲要》指出，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要一茬一茬接着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多个场合都提到“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用“钉钉子”形象地描绘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而实际上，早在2006年12月6日，就在《之江新语》专栏里发表的一篇名为《抓落实如敲钉子》的短文中形象地指出：“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
2013年2月28日，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策略和方法？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在全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些策略和方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指导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当然也可以用于指导经济工作，这对于如何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原院长邓纯东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经济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总结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经济思想所蕴含的策略和方法，不仅是我国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也是我国推动经济建设，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是强调的推进整个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的一个总的方法论。
邓纯东表示，这些“策略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观点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思想既有“过河”的任务部署，又有“桥和船”的解决路径，也蕴含着科学思想方法。这其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无疑是最重要的方法论。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稳中求进不仅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被提到了很高的层面。
刘伟认为，理解稳中求进，首先要理解其基本含义。稳首先是经济增长要稳，从宏观经济角度讲，经济增长速度要合理，速度控制要均衡，不能大起大落，既积极作为，又稳妥可行。在确定宏观经济指标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确定合理的增长区间。
所谓合理增长区间，一方面指它和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之间要均衡、相互衔接、不能严重脱节，另一方面指它和历史上前后的经济增长的变化速度比较起来，要符合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的趋势，围绕长期平均增长速度上下波动，但波动幅度不能太大。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要和未来中长期目标相衔接，比如“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而稳中求进的进，刘伟认为主要指的是改，是深化改革。“我理解，进是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那么稳和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纲要》指出，稳是主基调，要在坚持稳字当头、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
刘伟说，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稳就是静，改就是动，曾指出，“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也就是说，稳增长要有定力，改革要有秩序。
在刘伟看来，进要围绕一个中心——高质量发展，围绕一个目标——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贯彻一个理念——新发展理念，采取新的措施——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换。
“稳是在给进提供时间窗口，而进是为经济社会大局长期稳定创造基本条件。”刘伟说。
就如何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王在全表示，“稳就是不要太快，不要大起大落，要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进就是也要有一定速度，但这种速度要以高质量为目标，是以优化经济结构、深化经济改革为基础的速度，是速度与效益结合的稳定。”
“稳是基础，是前提，进才是目标，因为只有进取，才能继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经济工作中的稳中有进，还要与党和国家其他各项工作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要求政府部门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在制定土地调控政策、扶持产业发展、推动中西部发展等方面，都要贯彻稳中求进，而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邓纯东告诉记者。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思想。实际上，稳中求进背后有我国成功的历史经验。
王在全表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就是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方式。实践证明，我们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把它概括为更加形象精准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
那么，如何在经济发展中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刘伟认为，主要有三方面要点：一是在政策方面一定要强调协调，主要指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七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在此前“五大政策”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丰富。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以及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
刘伟表示，上述七大政策之间一定要相互协调，避免政策上的“合成谬误”，这会对经济发展总产能产生负效益，过去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是有的。
“在强调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时曾强调，政策之间不能强调不破不立，政策上要先立后破。所以说，先立后破政策非常重要。”刘伟说，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政策之间要相互协调，不能单纯追求政策本身的目标，一定要让政策形成一个合成、聚焦。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六稳”“六保”，稳住经济大盘，各种政策也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
二是要加强统筹。刘伟认为主要包含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防疫、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保双碳、统筹需求和供给这五方面维度。
刘伟说，国内国际循环不是封闭的，当前内需体系培育是主体，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是反复强调的，国内国际各种风险叠加，要高度警惕和切实防范“灰犀牛”“黑天鹅”事件。而在统筹需求与供给方面，在中长期，应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在当前突出强调的是培育内需体系，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冲击（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如果经济下滑，需求、供给会稳不住，那么从短期看，需求问题就上升为首要问题，而供给侧的问题成为了一个中长期问题。
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我们会发现，需求与供给是一个有机体，两者之间不能割裂。低水平、落后的经济结构，低质量没有安全感的供给，一定会促成需求的萎缩，让人们不敢消费，不愿意消费。所以要统筹需求和供给。”刘伟告诉记者，其实，统筹好需求和供给就是统筹经济总量，即统筹经济增长和结构，不能割裂开。
三是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刘伟表示，其实这是我们这些年宏观调控的一个经验，即在反周期调节时要留有余地，为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宏观治理降低成本，创造条件。不要在经济冷的时候，让“大水漫灌”过于强烈，“大水漫灌”对短期渡过难关似乎有很快速的效应，但它容易形成大量的泡沫，到下一个经济周期，就会出现要消化这些泡沫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也要让现在的一些政策尽可能对下一周期的调节有直接的帮助。
刘伟举例说，比如一些中长期的投资，地方债和专项债拉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中长期的金融投资投下去，对当期扩大内需有刺激作用，但可能当时刺激作用不大，几年之后它扩大内需的作用才开始更多地显现出来，这就是一种跨周期调节。
“所以，要坚持稳中求进，避免大起大落，在政策上特别是宏观政策上，一定要把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协调好。”刘伟说，我们的体制是有优势的，具有掌控宏观调控、宏观治理这种能力，如果单纯交给市场，很可能就会形成大起大落的格局，尤其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波动性会更大，尤其是市场主体不理智，不受市场硬约束或竞争力、创新能力不够的时候，靠低利率、放宽壁垒进入市场，容易形成泡沫。
“所以，当竞争市场主体质量不太好、市场竞争机制和秩序不太完备的时候，政府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重要，能够处理好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刘伟表示。
在王在全看来，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在多方面下功夫。
“我们下一步的着力点应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化国企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打好物质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王在全说。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幸福的总方向、总路径、总方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真理，都在包括经济思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经济思想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这一重大问题，统一了思想，指引了行动。既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也为当前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在推进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学习好、领悟好、运用好经济思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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