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以近代建筑群而闻名的天津五大道地区，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而使得这个天津城市名片更加闪亮。2016年9月，五大道地区又入选为“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建筑保护区，名声蜚声海内外。每到节假日，五大道地区游客如织熙熙攘攘，完全不同于往日的静谧。人们在欣赏建筑和听故事的同时，经常会问：五大道是一条道路的名字还是五条道路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详细阐述天津五大道地区的形成。
图 1：建于1937年的李氏兄妹旧居（李勉之、李进之、李允之、李慎之），位于今睦南道与桂林路交口。
一、英租界推广界今天的南京路，是天津市中心一条东西主干道，几乎天天堵车。但在50年前，这条马路原本是一条河（见图 2），是1860年由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为军事防御而开挖的人工河。挖出来的泥土堆砌到河岸内侧形成濠墙，因此这条人工河就被称为“墙子河”，并在要道处建有“营门”。濠墙和营门在岁月的磨痕中已经逐渐消失，只留下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这些“虚幻”的地名。1970年的“7047工程”，也将墙子河的南段改造为世界上最浅的地铁，而墙子河的西段遗存正是今天的南开区青年河。
图 2：原墙子河小白楼段。拍摄者站在今天南京路与曲阜道交口，向东拍摄。
最早的英租界形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时划定最早的英租界只是海河边到大沽路这段狭长的地带（图 3 黄色部分）。1897年3月英租界向西南扩展到墙子河北岸，称为“扩展界”（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图 3 绿色部分），1902年紧邻英租界的美租界并入英租界，称为“南扩展界”（Southern Extension）（图 3 红色部分）。
图 3：英租界示意图（图中数字为划定租界的年代）（傅磊 绘制）
1900年庚子之乱后，英国人越过墙子河将租界向南扩展，将墙子河以南的大片地区划为英租界范围，称为“墙外推广界”，简称推广界（EME, Extra Mural Extension），使得英租界的总面积扩大一倍达到6100余亩。按照现在的地名，英租界“推广界”的范围为南京路、马场道、西康路与营口道合围的区域（见图 3）。当时推广界一带均为坑洼淀塘，除了马场道两侧外，其余大部分区域荒无人烟。英租界工部局从1919年由北向南开始填平这片土地，初始阶段进度缓慢。此后利用清理海河河道产生的淤泥，并采取“吹填”技术，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后期小块水塘则用脏土填实，直至1937年全部告竣，总共填土约500万方，地面垫高10到20英尺（3-6米）。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更名为“极管区”。1943年，日本单方面宣布将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英租界。至此，存在时间最长的天津租界----英租界----在85年后宣告落幕。
图 4：五大道范围示意图（傅磊 绘制）
今天所谓的五大道地区，面积1.3平方公里，是原英租界推广界的一部分。这一地区包括大小马路23条。而“五大道”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据说是形成于五、六十年代，这区域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居住，包括“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和成都道”（因常德道较短未包括）。
另外一种说法是原和平区庞其中副区长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李瑞环市长领导天津房屋整修时，由当时的房管局总工程师章世清选定了一个范围，即“成都道、南京路、马场道、西康路和贵州路”五条道路合围的区域（见图 4）。“五大道”这个叫法就流传下来，成为这一区域的简称。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二、五大道地区的规划
英国工部局将英租界推广界划分为一等区、二等区和三等区，今天五大道范围正属于当时划定的一等和二等区，均为高档住宅区。这个时期，正值英国“花园城市”规划理论流行，故而这一区域基本上是基于该理论进行规划与建设。该居住区规模适中，有完整的公共配套设施，街区道路200米至400米，形成了宜人的空间尺度和舒适的居住环境。规划中，推广区的西侧还留出一块狭长的700亩的工业区，后来的仁立、东亚等民族企业就坐落于这片工业区。
英租界推广界的建设，是基础设施先行。先期建立了发电厂（今南京路抗震纪念碑位置），提前铺设了上下水，并且为了更好的供水，工部局在推广界还设立了两处机厂用于取水：达克拉道机厂（今洛阳道河新里）和伦敦道机厂（今成都道云成里）。使用的水管也是精心地规划----主干道使用10英寸水管，普通道路使用6英寸水管。
图 5：1932年伦敦道（今成都道）安装下水管道。
五大道地区的下水管道均为椭圆形沟管。根据规划，主干管达到高4.6英尺(1.402米)、宽3英尺（0.914米）（见图 5），最小管线高1.6英尺（0.488米）、宽1英尺（0.305米）。下水管线的高度位置也精心设置，可以使污水很顺利地流入总管，直到今天这一地区很少积水。租界当局强制要求业主建立化粪池等基本卫生设施，全面禁止粪车进入该区域。经过这样的规划和要求，卫生部门对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统计数据逐年降低。
道路铺设由早期的石块路基及碎石路面，逐步修筑为普通红砖路基及沥青混凝土路面（见图 6）。另外，还有一种道路，路基为洋灰混凝土，路面系硬度极高的开滦缸砖。
图 6：1926年英租界马场道铺设沥青路面
马路便道采用的材料，是碾石机产生的粉末加入沥青混合而成。经过实践，这种材料适合天津的酷夏与严冬，“其浮面光润朴素微具韧性，行人履之比实踏洋灰混凝土较为舒适”，而且比洋灰混凝土节省四分之一的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西安道的复兴公园，原本是1924年设立的敦桥道“机料场”，用于存放筑路用的材料以及完成碾石、搀合混凝土、配置沥青等操作。到1937年，此处已经是建筑繁兴，因此英租界工部局将“机料场”迁至奥克尼道43段（今昆明路与营口道交口）。原“机料场”西半部改为皇后花园（1938年），东半部改为新式露天游泳池（1939年）（见图 7）。
图 7：50年代的西安道游泳池，又称第二游泳池，1939年建成，2007年停业。
在两条主要干线----成都道与马场道的规划上，首次使用绿化隔离带和高大的路灯（见图 8）。有效的规划与设计，使得推广界很快成为华北最适宜居住的住宅区之一。随之而来，就是大规模的房屋兴建。
图 8：伦敦道南端（今成都道）绿化隔离带和路灯。
三、五大道地区的建筑在1930年实施的《推广界分区条例》中，对建筑退线、占地面积、容积率、房屋间距等均作了详细而严格的要求。如，每块地上房屋建筑占用面积不得超过该块地亩本有总面积十分之六，这样的规定使得院落面积很大。
图 9：昆明路上颇具地中海风情的西式平房。
而从建筑形制上看，各种风格建筑在此融汇，有英国乡村风格、西班牙风格、法国风格等等。更多的建筑是设计师跟随当时先进的建筑潮流，将现代风格充分发挥，所以也有人把五大道的建筑称为“现代风格建筑的试验田”，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旧居（大理道60号，见图 10）、实业家陶湘旧居（成都道14号，见图 11）。这一区域的建筑也有很多是为了迎合房主的需要，加入很多其他元素，而成为折衷风格，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旧居（大理道48号，见图 12）上的中式凉亭。甚至还有完全中式风格的建筑，如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王益孙旧居（河北路275，见图 13）、江西督军蔡成勋的蔡家祠堂（大理道5号）。可谓是中西荟萃、风格杂糅。
图 10：大理道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旧居，其实是其儿女居住。
图 11：建于1938年的陶湘旧居，摩登风格。（图片来源：义品公司资料）
图 12：大理道与桂林路交口的陈光远旧居，建于1931年。
图 13：民园河北路一侧的王益孙旧居（今中式屋顶不存）和周明泰旧居。（摄影：王泰）
除了独栋别墅外，组团式、联排式、双拼式的别墅类型在五大道地区随处可见，如：民园西里（见图 14）、先农大院、三益里、大兴邨、安乐村（见图 15）、桂林里、三友别墅、照星别墅、牛津别墅等。
图 14：1939年建成的常德道民园西里。
图 15：安乐村，位于今马场道与桂林路交口，因美国驻华武官居住，亦称“新武官胡同”。
上世纪30年代，公寓式大楼成为一种时尚，五大道地区也兴建了一批高档公寓楼，如民园大楼、香港大楼（见图 16、图17）、剑桥大楼、林东大楼（见图 18）、聚英大楼、茂根大楼等。这些现代化楼宇大量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与砖木结构建筑相比更加结实。
图 16：1937年建设中的香港大楼（张威 提供）
图 17：香港大楼，位于马场道与睦南道交口。
图 18：河北路与睦南道交口的林东大楼，1937年建。（张翔 收藏）
五大道地区的建筑质量非常高，因此在1976年的地震中，房屋受损并不严重。但在80年代整修时，很多建筑都用圈梁予以加固，在某种程度上对建筑美观性有所妨碍（见图 19）。有意思的是，很多仿建的新楼却把抗震圈梁也照搬过去。
图 19：香港路1号，五大道早期建筑，建于1922年。塔楼在1976年地震时倒塌，2000年修复。
在天津，有一种特有的烧成瘤状的过火砖，意大利建筑师鲍乃弟用这样的砖作为墙面的装饰，设计了疙瘩楼（见图 20），立刻成为当时一种时尚，很多建筑也模仿鲍乃弟的疙瘩墙面设计（见图 21），但都是“东施效颦”，未得其精髓。
图 20：河北路与睦南道交口的疙瘩楼，1937年建。
图 21：重庆道的一处“疙瘩楼”，被网友戏称为攀岩的好去处。
需要说明的是，马场道南侧的一些洋房，是原德租界的范围，一战后中国政府收回改为特别第一区，由于毗邻英租界推广界，因此南侧很多建筑也沿袭了这些样式，如达文士旧居（马场道121号，见图 22），美国兵营（广东路1号，今天津医科大学东院）、德国武馆公寓（浦口道九龙路口，青岛胡同）、工商大学建筑群（马场道117号，今天津外国语大学）、原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居（马场道123号）等。
图 22：马场道南侧的达文士旧居，其位置不属于原天津的租界区，建于1905年。
随着大批房屋的建造，也带来相关费用的水涨船高。用于标注土地四至范围的界石（见图 23），由1927年的每柱3元，涨到1937年每柱6.5元，最后到1940年每柱费用高达10元。推广界在规划的同时，已经开始分地块出售。由于填土垫地速度太慢，有些业主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己垫平土地，在今天马场道和西康路建设属于他们的房子，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从这潮湿泥土的滚滚浪潮中看到未来天津伟大的前景”。
图 23：五大道上的界石，EME表示英租界“墙外推广界”。Block是街区编号，Lot是地块编号。
四、五大道地区的居民五大道地区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其地价也是节节飙升，到了1923年已经是最早价格的10倍。尽管如此，但对居住环境的向往，依然让人们对此处地产趋之若鹜。这一地区居住条件优越配套设置完善，有学校（文法学校）、有体育场（民园，见图 24）、有游泳池（二池）、有医院（英国隔离病院及维多利亚纪念医院）、还有墓地（英国墓地，见图 25）。绿化整洁，环境宜居，这一点和今天的地产销售理念完全一致。
图 24：1926年10月9日，民园体育场开幕仪式。
图 25：30年代英国兵在墓地的葬礼。后来的“小蘑菇坟地”。
图 26：睦南道141号高树勋旧居老照片（近藤久义 提供）
由于规划为高档居住区，满清遗老、军阀政客、达官贵人、高级职员乃至于官二代、富二代纷纷迁居于此，有的自己建房（如小德张，重庆道55号），有的购房居住（如周叔弢，睦南道129号），更多的人还是租住（如刘茀祺，常德道71号，见图 32、图33）。还有一些实力强的企业也把职员公寓搬到此处，如：先农地产公司的先农大院（河北路）、四行储蓄会的永定里（成都道，见图 27、图 28）、大兴建筑公司的大兴邨（重庆道）、中南银行的津南里（重庆道）等。以至于很多名人都与五大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 27：1939年大水中的永定里，原为四行储蓄会高级职员公寓。（张翔 收藏）
图 28：今天，位于成都道与桂林路交口的永定里。
这里的居民享受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管理和居住环境，抽水马桶、暖气锅炉、浴缸电气、垃圾处理、消防设施一应俱全。作为高档居住区，为了保证优雅整洁的环境，这里不允许马车进入，而且也限制商业设施的存在，从而促成了东北侧的小白楼以及西北侧的黄家花园两个商业中心。
图 29：1939年在今桂林里向桂林路拍摄，当时的桂林里没有建（1941年建）。（张翔 收藏）
图 30：今天的李氏兄妹旧居（对比图 1）
在1948年到1949年的风雨飘摇中，有些心里不安的人，放弃天津房产而迁居海外，很多房子从此成为“代管产”，如哈佛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张福运旧居（常德道2号）、外交家顾维钧旧居（河北路267号）等。甚至于很多房产所属问题直到80年代才解决，如英国文法学校（湖北路59号，今二十中）的产权在80年代中英谈判后才正式归中国所有。50年代以后，很多房子以“没收敌伪”的形式充公，作为机关办公之用，如：伪满洲国领事馆（睦南道26号）、大汉奸徐树强旧居（睦南道108号，见图 31）等。还有军队使用的房屋变成了“军产”，如江西督军蔡成勋旧居（大理道1号）、与戴笠一同乘机殒命的黄顺柏旧居（睦南道111号）等。此外，大批的教会房产后来被称为“宗教产”，如桂林里、厚泽里、安乐村、马场别墅等。50年代期间，五大道地区又兴建了一批新建筑，主要用于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居住，如友好里，河大宿舍、睦南里等，这些建筑有着那个时代明显的烙印。
图 31：睦南道与云南路交口的大汉奸徐树强旧居。
图 32：1945年9月著名给排水专家刘茀祺一家在常德道租住的洋楼前合影。
图 33：常德道71号，刘茀祺旧居今貌，张作霖后人也曾居住。
6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大批五大道原住民被赶出去，洋楼变成了大杂楼，还有很多产权纠纷到现在都说不清，至今龃龉不断。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房屋产权可以买卖后，五大道地区的人员组成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这一区域区所谓的“原住民”已经越来越少了。
图 34：成都道昭明里，居住的人员已经很杂。
转眼间过去了近百年，这一片坑洼地已经成长为红火的旅游区。今天的“五大道”地区留存有1000余栋老建筑，300位名人曾居住。在这里，浓缩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除了建筑本身值得欣赏外，其背后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或悲喜交加、或动人心魄。但往事随风而去，岁月带走了主角，物是人非，只留下这空空的舞台......
图 35：30年代在马场道安乐村的外国小女孩（张翔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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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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