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说起一类事物，我们总喜欢评各种“四大”，可是，很多时候却都没有定论，原因无他，候选者实在是太多。
比如，就有人评选起“古代四大书院”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众说纷纭，难分伯仲。但如果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列为其一，大家肯定都没有意见。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支风荷，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
1988年，岳麓书院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起岳麓书院，我觉得可以从一幅对联说起：院以山名，山以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
这副对联，道尽了这家书院的前世今生，文化渊源，并引发了这样的追问：是什么让这千年学府“一直风流直到今”？
一、院以山名：纳于大麓，藏之名山
岳麓书院有一幅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
撰写这幅对联的人名叫程颂万，是清代时任岳麓书院的学监，对联的意思不难懂啊，书院被浩瀚青翠的树林所掩映，藏在地大物博的深山之中。
但其实这两联的背后藏着典故。“纳于大麓”一词出自《尚书》，“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尧使舜入于山麓之中，风雨不使之迷路。
“名山”在古代汉语中指的是有名的大山，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回雁峰为首，岳麓峰为尾，所以这里用“名山”代指岳麓山。
公元年，也就是宋开宝九年，岳麓书院创立了。史载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名叫周式，以行侠仗义著称。他主事岳麓书院不到三年，就已声名远播，连远在汴京的皇上宋真宗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公元年，宋真宗在汴京召见周式，想封他一个“国子监主簿”的官，但周式无意于仕途，执意要回岳麓书院教书。宋真宗当时还算开明，没有为难他，还赠送了马匹和不少书籍，并题了“岳麓书院”四字相赠。
这四个字现在还挂在岳麓书院的大门正上方。
这样的名山深麓，馆阁楼台，正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说完宋真宗的那块御匾，就不能不说御匾两侧的另一幅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从对仗技巧上来说，这是一个流水对。这幅对联写成于清嘉庆年间，当时书院大修，完工后，学生们请当时的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
他就出了一个上联“惟楚有材”，这四个字看起来简单，意思也容易懂，却不容易对出下联，因为这一句是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最好也能有出处。
众人苦思下联时，贡生张中阶脱口而出“于斯为盛”，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
诚如斯言，从这个凝聚着梦想的书院中，走出了许许多多才华卓越的求学者。
宋朝时的岳麓山，便有“道林三百众，学院一千徒”的民谣，因受学院名额限制，不少湖湘之地的求学者都以“终生不得卒业岳麓为恨”。
南宋从这里走出去的湖湘学派名重一时；明末就读于此的王夫之，后来终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清中期以后，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之苦，从岳麓山下走出去的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等，或开风气之先，或创不世之功，均名震天下。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大门这副睥睨时空的对联，永远让人只能仰视。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湖湘文化已卓然独立于世。而岳麓书院培养的无数人才，更是湖湘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历史贡献。
岳麓书院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潇湘洙泗”，洙水和泗水之间便是孔子聚众讲学的地方。所以，“洙泗”在后世也被用来代指儒家圣人孔子的教诲。
潇湘洙泗，意思很明显，这是潇湘之地的文化命脉所在。
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说是在南宋时候，担任书院主讲的人名叫张栻，大儒朱熹都不远千里，从福建过来找他切磋《中庸》，两人同时坐在讲堂之上，互不相让。
据说，那一次的“朱张会讲”持续了三天三夜，前来听讲的学生近千人，这个地方也就有了“潇湘洙泗”的称号。
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王朝更迭，豪族兴衰，这个书院却古老而又常新。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地方文化命脉传承至今呢？
这当然离不开那些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巨学鸿儒们，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经营，使得这所千年书院焕发出强烈的文化吸引力，无数求学者受感召不远万里前来求学，创造了一代代文化历史的奇迹。
而把岳麓书院叫做“潇湘洙泗”，说的不仅是学术，更是士人精神。《史记》里有记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正是有这种精神的支撑，才有“弦歌不绝”的传承。
关于岳麓书院有这么一段记载，宋朝末年，蒙元军队围攻潭州城。围城之前，岳麓书院山长尹谷率领书院学生坚持读书，不废学业。
战争越发激烈，师生们毅然放下书本，拿起武器，与军民一起登城共守。城破，岳麓诸生数百人，绝大部分舍生取义。尹谷举家自焚，以身殉国。
岳麓书院的亭台馆舍在这场战争中化为废墟，可是，却并没有使岳麓书院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十年之后，岳麓书院重新恢复。这也让我们更加相信，岳麓书院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因为它名震天下，也不仅仅在这里有鸿儒巨学，更在于，从这里传递出的东西，能够突破时间距离，让人性中的一己私欲在历史道义和社会担当面前退居其后。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岳麓书院能够经历千年流传至今了，因为士人精神和处世原则，是永远都不灭的。
一方面，书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场所；另一方面，它又要兼顾游赏休憩，给文人提供自娱和思辩的空间。
在营造上，书院一边采用中规中矩的格局，履行讲学、藏书、祭祀等职能，并合乎着中庸之道与礼制观念；一边另辟蹊径，与周遭山水相融合，创造清幽的园林意趣。
这正是书院园林意匠的可贵之处：严谨的教条与自由的思考，在这里得以巧妙地兼容。
沿着岳麓书院的中轴线看去，讲堂就位于整个书院的核心位置。
然而，有趣的是，就在正襟危坐的讲堂中，一副楹联为我们指引了另一条求学线索：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
其实，在二门过厅处还有这样一副：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湖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乍看之下，对联的上下联内容毫不相干：一句写自然万象，一句写学术生涯。而以这种方式写出的对联，在岳麓书院竟不在少数。
这些看似奇怪的对联，其实向我们反复强调了治学与自然的关系：在书院中，既要读圣贤书，也要观四时景，以此达到道德的圆满。同时也给我们指出了两条路：取诸典籍与效法自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前面提到的“地接衡湘、学宗邹鲁”一联，出自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的山长罗典之手。
一千多年里，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五十多位，不知名的就更多了。罗典不仅能够脱颖而出，而且还留下了盛名。
罗典虽是科举出身，却反对把学生束缚在科考学业上。他提倡“陶泳天趣，坚定德性”，让学生到大自然中接受美的陶冶，认为这是造士育才的良法。他早晨起来讲解经义，闲暇时就亲自率领生徒去看山花，听田歌。那时罗典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个性却是丝毫不减，不仅乐于跟学生一起流连园林山水，高兴了还手舞足蹈，学生也如痴如醉。
有一位古板的巡抚看不下去了，向嘉庆皇帝告状，说罗典的教学方法有辱斯文。好在皇帝力保罗典，并批驳那位巡抚：罗典的文章涵意深远，是你所不能及的，他手舞足蹈正是因为他读书有所收获，岂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罗典64岁时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本来是辞官回乡发挥余热的，谁知一执掌就是27年。
在罗典的主持下，岳麓书院秉承着朱熹、张栻的办学精神，将环境建设和教学活动融合在一起。罗典十分重视美育教育和书院环境的美化，甚至掏出自己的俸禄，增修书院园林，并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不仅成为园林典范，也树立了教学的榜样。
那一时期，岳麓书院的学子堪称“高分高能”，成材率之高，前所未有。罗典自己培养出了陶澍、欧阳厚均、严如煜等人才；而在他的影响下，清代“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曾国藩、左宗棠、魏源等风云人物都是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学子。
用余秋雨的话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黄永玉先生曾说，他一生上课无数，哪怕四五个小时的课，最多不过拟一个小提纲。但只有一次是例外。为了那次课，他在屋子里关了五六天，整理出十几页的讲稿。那是他第一次感到紧张。因为他走上了岳麓书院的讲堂。
岳麓书院至今仍是人们心目中的学术圣地。素闻“四大书院”，具体为哪四大，历来说法不一。唯有岳麓书院为诸家所公认，受推崇程度可见一斑。
岳麓书院的讲堂，也几乎成了神坛般的存在。讲堂之中两把静穆的座椅，似乎至今仍残存着朱张两位大家的余温，继续引发我们对书院的审视和思索。
书院有别于官学，是文人学者独立研究学问之所。
朱熹和张栻都明确反对功利化的教育。朱熹曾严厉批评当时的官学，已沦为学生追求功名利禄的地方，这种教育只会“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因而，他们找到了书院作为理想的施教场所。
到了清代，很多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罗典依然在岳麓书院撑起了另一番天地，既能指点科考门径，又重视品格教育，注意传授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内容，因而其“门下发名成业者数百人”。
书院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格教育，它历来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正基于此。
书院山长经常带领生徒“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其“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丰富的践履活动，让教育不局限于书本和课堂。学生在对自然万物的感知、对时务的关切中，不断提高着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
当代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格教育，出现了片面知识化、商业化的倾向。而传统书院早已关注了社会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仍是振聋发聩的。
历史上完整存留下来的书院并不多。在衰落的时期，书院也曾失去自己原有的精神，遭遇制度的瓦解。但是，如何让我们的方塘里呈现“天光云影”，去寻找“源头活水”，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命题。
那是属于书院的生命力，也是我们的文脉传承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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