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天下滔滔，诸侯皆急功近利纷争不断，百姓则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亚圣孟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先王之道何时得以重见天日，礼乐文明怎样才能再放光芒？
历史总有相似的一幕。于和伟主演的《觉醒年代》，似乎也处于华夏风雨飘摇，民族命悬一线的阶段。
危急时刻，民族精英总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虽然深谙仁术，认为“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但是，他从未主动接触过任何执政者，除非有君王真诚邀请。
有一个弟子叫陈代，提出一个似乎颇有道理的建议：欲成大事，不拘小节。他觉得，孟子老是这样端着大学者的架子，于天下无补啊。应该先放下身段儿，主动求官，然后才能得到成就大业的机会。
他的原话是，“‘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枉尺而直寻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按《说文解字》：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人向两侧平伸双臂所达到的长度，称为寻，大约等于八尺。古尺仅20-23厘米左右，一寻大约在160厘米至185厘米之间。
也有典籍记载“七尺曰寻”，比如《史记索隐》。但主流看法是“七尺为仞”，“八尺为寻”。“度广曰寻，度深曰仞”，仞与寻同样是伸开双臂测量物体的尺寸，仞是测物体的高度，而寻是测物体的宽度。
枉尺而直寻，是一个比喻，以小小委屈为代价，获得大大的利益。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陈代对自己的老师非常有信心，他说，“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意思是说，老师啊，您因为学问大境界高，绝不主动求官，只等诸侯来聘，这个格局太小气了吧。我相信，只要您主动出击，获得从政的机会，往大了说，可以达成王业。即便不行，至少也能成就霸业。
稍微委屈一点点小节，就可以获得拯救天下苍生、复兴华夏文明的机会，多划算啊。
新安陈氏说，“孟子平生以不见诸侯自守，故以此为问。”陈代之所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正是他发现了老师这个特点，似乎有点像老子说的那样，“圣人被褐而怀玉”。
孟子为什么不肯主动求见诸侯呢？因为他的理想是兴礼乐，行王道。《礼记·曲礼》云：
“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仁义道德，自天子始。皆由礼入，亦由礼成。如此立教于上，而示训于下，才能上下齐之以礼，风清而俗美矣。
王道社会，是礼乐文明的社会。一个国家若要行王道，其君主必须真诚求礼，虔心向圣贤请教。孟子的目的不是求个官职，而是成为王者师。非此不足以行王道也。
既然是老师，特别是传授王道的老师，哪有主动追着学生去指教的呢？学生如果没兴趣，老师磨破了嘴也无济于事。只有学生主动求学，老师才可能把学问传授给他。
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傅说被殷高宗发现之前，甘心做一个采石筑路的工匠。姜太公直钩垂钓于渭水，等待文王来聘。诸葛亮于茅庐，三试刘备的诚意。自古王佐之才，皆待价而沽，无明君来请绝不出山。
然而陈代则认为这都是小节嘛，“屈己事小，王霸为大”。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博学而善喻，可以为师，孟子最擅长用故事和譬喻给人讲道理。
孟子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从前，齐景公举行狩猎大会，用旌旗召唤虞人，即猎场的管理员。虞人不来，齐景公想要处死他。
按照礼制，“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古代田猎，以令旗指挥。出示旌旗则意味着令大夫前往见君，出示皮帽子才是令虞人来见。而齐景公违礼，不按规矩出牌，出示旌旗，却派人传命虞人来见。
虞人坚守在原地不动，气得齐景公把他抓来，质问他为何不听君命。虞人是怎么回复的呢？据《左传》记载，“景公将杀虞人，虞人辞曰：‘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
这个敢于坚持原则的虞人，受到孔子的高度赞扬：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志士可能面临困境，但他坚守道义，哪怕被弃尸山谷也不在乎。勇士虽然爱惜生命，但他不忘使命，哪怕抛却头颅也不退缩。
读到此处，怎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由得又想起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演员于和伟的一句台词：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鸿。
一百年前，中华的革命先驱，不也是这种“志士不忘在沟壑”的精神吗？曾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道义观，生死观，于此可见。
孔子赞美虞人的，也正是这一点。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孔子赞美的，正是他“不忘”本心，不失尊严。虞人的职位很低，属于小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卑微的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何况士人君子，怎能不等君主礼聘就低三下四前去乞求职位呢？
南轩张氏曰：
“虞人守官，义不敢往，义有重于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应非其招，则见利忘义矣。”
从人之常情来看，生命最宝贵，相比之下，君主召见的形式合不合礼，则没那么重要。但是，如果只爱自己的生命，则“凡可以避死者无不为”矣。真到了节骨眼上，他连杀父弑君的事都干得出来。小人惜命也就罢了，执政者避死，遗患无穷。
所以，枉尺而直寻，损小而获大，是从功利的角度说的。如果一味追求利益，那么枉寻而直尺也能干吗？
从道义的角度来说，枉尺而直寻，根本不成立。
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孟子又给陈代讲了第二个故事，也跟打猎有关。
晋国大夫赵简子有一个宠臣，名叫奚。史上称其为嬖奚，大概是赵简子的男宠，或者是心腹小臣，总之是君子所不屑之人。
有一天，嬖奚想要打猎。赵简子便派晋国有名的“御者”王良，去为嬖奚驾车。打了一整天，一无所获。嬖奚觉得很没面子，都怪到“御者”王良身上，回来对他的主子说，“天下之贱工也。”说王良是天下技术最差的司机。
有人把嬖奚的话转告了王良。气得王良找到赵简子，请求再为嬖奚驾一次车。嬖奚不愿意，赵简子觉得还蛮有趣，哄着嬖奚勉强同意了。
王良驾着车，带着嬖奚，还是来到同一个猎场。后面跟着大队人马，大家都等着看好戏。奇迹发生了，“一朝而获十禽”。仅仅一个早晨的工夫，嬖奚就猎到十只野兽。大家高声为嬖奚叫好，实际上是在钦佩王良。
嬖奚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向赵简子说，“天下之良工也”，他是天下最好的司机，我非常喜欢。赵简子说，“既然你这么喜欢，就让他给你当专职司机。”对于一般的“御者”来说，这可是个好差事。嬖奚是赵简子的红人儿，谁不高看一眼呢？
但是王良不同意。不仅不同意，而且说话相当难听：“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我不习惯于为小人服务，您还是找别人吧。
赵简子虽然也很欣赏王良，此人不仅驾车技术高超，而且品质非常好。但是真没想到，他敢当面让领导下不来台。为什么呀？总得有个充分的理由吧。
好，当然有理由。王良便引用《诗经·小雅·车攻》的一句话：“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按照礼制，打猎相当于军事训练。在猎场里驾车是有规矩的，要沿着特定的路线奔驰，不能偏离路标，不能斜穿猎场。
猎场中有人负责驱赶野兽，令其奔跑。御者驾车追赶，他要尽量让马跑得又快又平稳。射者在快速行驶的车上射杀快速移动的猎物。这对射者的心理素质和射箭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或许现代人难以想象，但古代人人习射，好射手应该也不少。
受到赵简子宠爱的嬖奚，显然不是个好射手。王良第一次为他驾车，是按照礼制，沿规定路线行进。猎场中的野兽离得远，跑得快，他哪里射得着？
第二次驾车，王良不走正路，闯到猎场的中心地带，距离野兽很近，而且野兽缺乏防备，这才让嬖奚得了手。“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
王良将这种不走正路的驾车行进方式称为“诡遇”，深以为耻。后来这个词就被用来比喻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利益。
所以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屈尊而就见诸侯，与王良“诡遇”而顺从嬖奚，有什么分别？大哉王良，不愧是晋国第一御者。
或许有人会说，孔孟坚守道义，不遇明君则不仕，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行道的机会。还不如变通一下，先和污君合作，取得权势，再行道不迟。
唉，如果这么干，还要圣人干什么？有桓魋、田齐、张仪、苏秦这一类人就够了。君子动必以礼，行必以道。非礼不足以正俗，非道不足以治世。朱子曰：
“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则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说甚事。自家身既已坏了，如何直人？”
岂止治世要遵循“道义”，世间之事无论大小，都有“道义”可循。持家有道，交友有道，经商有道，求学有道。循道义，无往而不利；计利益，得到也会失去。
世人常说“道”，却未必知“道”。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只听得“爱财”二字，便心安理得求财去了。至于如何“有道”，便不甚了了，亦不求甚解。等到招了灾祸，才忽然回想，自己是不是哪里背道了？
其实，从开始求财，就已经踏上了邪路。“欲道之行，仁也。进必以正，义也。仁义并行而不悖，所以为圣贤。”只有学习圣贤学问，才能从一开始就走正路，避免日趋下流。
朱子曰：
“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在理上求之。”
福兮祸所伏，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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