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孤证广为流传，毕树棠说陈寅恪说“恪”读kè。几转几传，变成了陈“说què是误读”“本人读k蔓只读kè”……也许因“恪”争参与者大多未闻教于直接接触陈寅恪的人，而毕见过陈，该孤证似有力压群证之趋势。
溯源该证至黄延复，下文“孤证”凡标引号专指摘黄，以别于再传。
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黄延复《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2006年11月21日“人民网”转载。）
如今，曾与陈寅恪朝夕相处的流求、小彭和美延发话，父亲自称寅què。可是，仍有坚持只读kè观点者再抬毕树棠的孤证，作为对陈寅恪三位嫡嗣多条证言的公开回应，并强调毕有底气教诫别人“只读kè”。莫非，毕之底气足以教诫陈氏三女？
左起：陈美延、陈小从、陈流求、陈小彭；江西陈宅陈寅恪铜像边，2012年3月18日；陈氏女儿提供。
陈寅恪逝于1969年，毕树棠逝于1983年，黄文刊于2006年。算来，毕传证于黄时，陈已去世十年以上。黄再传时，毕已去世二十年以上。黄先生也已去世，难能可贵的是他公布“孤证”时，写明非专题采访。可溯信息到此为止。
据黄，毕与陈“过从甚密”。我问陈氏女儿，答“没印象”（同时问到学生石泉，答言相当具体）。
看毕树棠所忆“孤证”，对话短到不能再短，答语简到不能再简，不太像我从父亲嘴里听到的寅恪先生的风格。据父亲，寅恪先生知识广博超常，解答引证“天南海北”，“跳”数域多语种，边讲边写，一般同行“连抄都抄不下来”（引号内父亲原词语）。
“恪”字异读取名择音，涉文史涉习俗涉通假涉音韵涉多方言，绝非数语能讲透。当时通用què称，陈若主张改用kè，依其习性，至少会择“旧籍之有关者，略加诠释”（《四声三问》）。据赵元任，陈寅恪与他同在清华时，一贯强调要先“把基本材料都弄清楚”，否则所得的结论是不可靠的。若以为寅恪先生会轻易断言“读kè”而不说所以然，怕是不知陈。
陈在1934年《四声三问》申明：“牵涉音韵学专门性质者，谨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概不阑入”。参照1949年《从史实论切韵》，陈不言“概不阑入”，而是“则少涉及”。据陈留余地“不敢妄说”之作风估测，他在清华时对音韵所知，不见得少于毕。然被俞大维称作“一代大儒”的寅恪先生，人不知又何愠焉？
毕树棠的“孤证”，我也请陈氏女儿看了个网上相关言说。答曰：所述内容“未听过”。虽然，为父者无须向女儿转述每次在外谈话，但假如寅恪先生真的提倡自己名字应该读kè，则为何他自己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不知道，胡适吴宓等学者好友不知道，而竟然只有毕树棠一人知道？依此而思，这个“孤证”又能证明什么呢？
“孤证”结尾，陈以反问表明意愿：维持读què现状，何必“纠”来“正”去？
我真想以“何必纠来正去”作结，可偏偏又来了个旁证，说是能支持毕传孤证。
“旁证”未注引自何处，照录举证转述如此：“陈寅恪的学生卞僧慧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在图书馆亲见毕树棠教诫念què的学生‘陈先生的名字只有一个读音kè’。”
卞僧慧自录亲见亲闻，留证直观简单。卞证明的是，毕说陈寅恪名字只读kè，他可没有证明，陈寅恪本人说念kè。
上篇拙文代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公布实证，简而言之：陈氏三女亲闻父亲自言寅què，祖父散原老人说què，母亲唐筼念què，她们“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陈寅què”，父母生前亲朋友邻“从来没有人读kè！”
毕树棠为一度同事，流求、小彭和美延是亲生女儿。毕树棠问过陈寅恪一次，陈氏女儿听给父亲叔伯起名的祖辈读què至少四五年，听父亲本人自称、家人和交往者呼寅què三四十年。
前辈所言至少互证两点事实：一是至亲和众人皆读“恪”为què，二是本人维护què读。事实就是如此，只是后来有些人纠缠于“观点”，对会对“恪”的读音争论不已。
按常理，直系亲属实证既出，同事“孤证”当可退场。笔者向来不轻易排斥孤证，尤重视不太出名者所遗、未入经传之资料。可毕传孤证“应读kè”，演化到后来，成了“què是误读”“只读kè”，则离事实越来越远。
作者：沈亚明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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