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辉认为，房价、房间数、公寓占比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是很明显的。这些补贴和奖励，对于刺激中产阶级的生育意愿来说，还不如多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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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生育率的节节下降，网上经常有人调侃：这都是高房价惹的祸。为什么中国的房价会那么高？是中国真的缺地吗？中国生育率的降低与住房问题之间真的存在着关系吗?
上周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大象公会联合主办的第27期人文经济讲座中，制度经济学者、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周承辉（网名：学经济家）和大象公会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黄章晋，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症结进行把脉，剖析了中国生育率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以及官僚组织行为背后的组织行为学根源。
高房价、老龄化、学区房贵、文娱用地少，都与土地问题有关
房价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心头焦虑，因为买房成了一件改变我们命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买房的人，也许一辈子都赶不上早早买好房子的人。“比如说，十年前的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我指毕业在2000年到2008年的那批学生。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经济正在增长，收入正在增加，那时房价涨得还不多。但是现在的毕业生一看，一套房子六百万，很多人心态马上就崩溃了。”周承辉说。
▲周承辉展示的2016年底国土用途分布简表
若聚焦到北京一市来看，北京的城市面积才11.2万公顷，比村庄的11.7万公顷还要小，“很多人想象不到这一点：北京摊得那么大，居然比周围那些小村的面积还要小。天津城市面积也比周围的村庄小。假如你把北京的村庄面积变成城市用地的话，城市面积直接摊大一倍。而像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的村庄用地就占了一亿亩，大约是全国城市住宅面积的两倍。这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我们缺地吗？我们并不缺地，缺的是对地权规划的权力，而这个东西是上面松不得的。”
▲周承辉展示的国土用途数据（部分）
“而且官员还把这些事当政绩来讲：在这七年里，我们给西部多批了百分之四十的用地，而给东部才多批了百分之十九。这是因为他们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就是要求保护耕地，大家居住面积多少不是他们KPI的内容，反而还会影响他们的KPI。” 周承辉分析道。另外，中国的乡村分布十分不连续、破碎化，城镇规划的面积较小，这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只能挤在六七十平米的高层公寓里，“现在新疆和甘肃的县城都是这种楼了。”周承辉感慨道。
限制供地与房价上涨有什么联系？
中国很多社会问题都与土地政策或多或少都有所联系，而且，中国的土地政策在经济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的土地是国家、集体所有的，但可以出让和征收。这些法律规定开始在地方上执行起来时，并不那么顺畅。周承辉举例道，在2007年左右，国家开始用卫星来扫描各地方的用地情况，广东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在厂房顶上喷绘——把厂房顶上喷绘成稻田和树林，以瞒过卫星的侦查。不过到了现在，这种办法已经不可行了，因此许多村办或县办的没有证的工业园，都给清理掉了，因为在规划上没有这类用地。“地方政府也因此减少了很多税收，但这只是地方政府的事，而管理土地是土地管理部门的KPI。”
面对这些国家机关内部的矛盾，周承辉曾经发明过一条“部委定律”来形容部委政策的出台和发展：部委的政策是永远正确的。如果它成了基本国策或者中央精神，它不仅永远正确，还会年年加码，直到撞到另一个部委的红线或者国家的红线，才会停下来。“然而，我们民间的讨论、思考和焦虑，只能用四个字来总结：‘背景噪音’。我们现在就在制造另一场背景噪音。”周承辉苦笑道。
什么是年年加码呢？周承辉说：“在2003年或2004年时，‘招拍挂’开始了。然后，在2006年，政府把耕地红线给定了下来。在2014年，我们就有了新的政策：严格限制特大城市扩张，永久基本农田由近及远划定。所谓由近及远划定，就是先把城市给围起来。你想动这些农田，你就得使劲‘往上跑’。有一百多个市要去报批规划，但上面只有几个人处理这些事。有的市书记都换了三个了，十年都没批下来。所以这些地方政府只有这几种选择，要不你就偷偷向外发展，要是出了什么事，只好在官僚体系内找人铲平。这是无序无规划地发展。另一种方法就是，老老实实守着这个规划发展，你只能把已经有的路翻修第二遍、第三遍……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地方政府有着非常多的难处，就算你再往上面找原因，你还会发现上面也有许多不得已。”
“北京是绝对不希望把人都撵走的，或者把房子都拆了的。因为北京希望卖更多的地，有更多的税收。但是他们并不能这么做。我们就承担了这一切的结果。”
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招拍挂’，房产企业购地面积是4亿平米，交了两千五百多亿。2016年只拍了两亿多平米，但单价涨了十七倍。这就叫‘年年加码’。”周承辉认为，限制供地与房价上涨有着必然关系。
为了解释为什么房价会涨那么快，周承辉先解释了什么叫“资产的边际定价原理”——“资产跟商品不太一样，我们一个小区有一千户，只成交了五十户，这五十户就给这个小区的一千户定了价。假如有很多人来买，这五十户涨了百分之三十，整个的一千户都涨了百分之三十。股票也是这样的，很多股票有几亿股份，每天成交几百万个股就给它定价了。”根据这一原理，北京在2015年和2016年，成交了大约六十万套房子，其中新房约二十万套，二手房约四十万套，两年成交了所有房子的约9%，但北京房价翻了一倍。只用了9%这一点点的需求过剩，我们就能把房价拉高两倍。
中国经济的近忧远虑是什么？
房价上涨影响的层面不仅在于居民的感受，它也会冲击政府运作的财源。年销售约15亿平方米的商品房、60亿平方米的在建和储备，6万亿土地出让金和其他税费、几十万亿地方债和几十万亿房贷，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经济非常重要的循环。
“这个循环有很大风险：现在26到30岁的人有1.12亿，而现在20到25岁的人有0.83亿，少了接近30%。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市场将会出现一点点的供应过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些痛苦首先会出现在房地产企业内部，他们有研究员会测算这些数据。所以，他们会停止拍地，停止建设。他们减少了开发力度，因为他们知道要是按这速度，到时购房主力会少很多，这是非常可怕的。”
▲周承辉展示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下人口数和男女人口差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受的，而是整个社会都不可承受的。”周承辉很担心。“地方债是要靠卖地来周转的，若房地产企业减少或停止拍地，或者房子价格大幅下跌，那么对地方政府来说，债务怎么办？谁给你续？还有房贷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就看着这些问题往后推，推到出现风险的时候，大家都不干了。房地产企业不买地了，整个经济马上就会掉下来，房贷也会掉下来，大家就开始缩减消费来偿还房贷。在缩减消费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他人就开始一轮一轮的失业。但是我们政府每年现在需要二十万亿的流水，其中包括十几万亿的税收，几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来维持政府的运作。若经济往下掉，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说，没有压力的时候，改革都只能喊。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有巨大的压力，才能先推动一些小的部委之间或地方之间的改革。这些是近期的忧虑，几年之内的问题。”
“还有一个远虑是老龄化问题。1995年后，中国人口出生数急剧下跌。我们能看到日本现在是最惨的。因为日本的生育高峰在1946年，现在这批人都是70-74岁。而韩国生育率现在是1.0。但韩国的老龄化问题没有特别严重，原因是朝鲜战争是1953年结束的，他们的生育高峰是1955年，现在这批人才六十几岁……他们在悲剧上演的前夜。台湾生育高峰也是1955年左右，他们的养老金和储蓄计划，要是人口数量下降的话，都是要破灭掉的。”
▲周承辉展示的台湾人口趋势图
生育率与房子的大小有关
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因此，周承辉为各国的土地制度做了国际比较。他认为，美国给我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美国有些城市是管制的，而有些城市是自由的，因地制宜。
此外，美国的企业用地成本非常低，迁徙很容易。比如，亚马逊能直接搞全国招标，向全美国的大城市发招标书，表明亚马逊想把总部搬过去，需要某些条件，然后各个城市政府回复。在亚马逊收到回复之后，它还对各个城市进行点评，比如说，税太高、交通不好等。他们的企业迁徙是非常便利的。
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除了超大城市，几乎所有地方都住洋房。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对比美国城市房价、生育率以及一个城市里公寓的占比，我们就能发现，房价越低和公寓占比越少，生育率相对越高。比如说，密西西比州的房价中位数是约12万美元，这是非常低的，家庭平均收入是6万美元。而且，现在的新房大概平均约240平米，而公寓占比非常低，是13.9，2017年生育率就高达1.85……我们用常识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只有一两个房间，你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你住的是大宅子，外面有草地，房间空了一排，生育意愿很容易就上来了。”房价越低，大家买房的年龄也越年轻，而且面积也大，这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关系。
▲周承辉展示的美国人口数量前35位的州，房价中位数、公寓占比和生育率的关系。
周承辉举了两个反例：“像新加坡，买房人均要排队五年，他们的小孩三年级就开始分级，精英和非精英就开始分化了，这导致新加坡人不太敢生孩子。因为他们的竞争压力和阶层跃迁压力非常大。其实整个东亚在这方面压力都很大。”
“还有，在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大城市，六七对夫妻共用一个厨房。所以那时苏联的城市生育率就一点几了，只能靠着乡村和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往上拉，总共也就2.1左右。”
周承辉总结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出很多招数，什么补贴、产假、奖励，其实美国都没用这些。”他认为，房价、房间数、公寓占比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是很明显的。这些补贴和奖励，对于刺激中产阶级的生育意愿来说，还不如多一个房间。
我们的内需为什么不振？
东亚的官僚社会是很相似的，其特征也使得其危机具有某种相似性。“东亚模式跟美国是相反的。东亚都有全国性的总规划……我们现在很容易理解日本金融泡沫的发生。那些农地，若你要开发，你要花好几年去上面办手续。这肯定导致价格上涨，而根据资产的边际定价原理，一点点的成交量就能把价格拉得很高，价格一高，很多人都涌进来了，再加上银行的贷款，这注定是一场泡沫。”
周承辉认为，中国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的泡沫是因为供应缺少。我们不能盖房子是因为我们不能盖。这对企业也有影响。我们的企业不能像亚马逊一样招标。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大城市里。所以，工作机会也集中在某些大城市里。而若进不了大企业，想实现阶层跃迁是有难度的。
租金过高则会影响企业利润、也进而影响工薪阶层和内需。“当我看到台湾地区的工业地价是日本、韩国的三倍时，我马上明白，台湾青年为什么二十年不涨工资。”周承辉说。当一个地区税收低、租金低，那么更多的钱可以让股东和工人得到。
▲周承辉
“企业家想要赚钱，假如税费和租金比较低，他们投资就会比较大。为什么我们不强调劳动力成本？因为发出去的工资是会回来的。因为涨了薪水的工人会消费，他们的心态不同于收租的人。收租的人会大量存钱，企业家会大量的扩张生产，而工薪阶层会拿钱去买车买房。收租的人不加杠杆，钱流回来的比例要比那些人低。若租金和税收很高，企业家和工薪阶层所得很少，这个经济循环会出现问题。” 这也是土地制度决定一个地区的产业和人们的生活模式的例子。
“外汇储备前十五名的国家和地区，在1990年总量是三千六百亿美元，而现在已经八万多亿美元了。若不算卖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和替全世界理财的瑞士。我们会发现，头几名是中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这些地方有相当的一致性：租金价格很高，工业地价很高。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内需是不振的，所以他们必须积累外储来维持这些地方的就业率，否则，汇率一涨上来，这些地方就会有很多人失业。”
这些现象的背后也与官僚系统的组织行为有关
周承辉认为，东亚这些现象，诸如房价高、地价高、租金高等可以从相似的官僚系统中找到其组织行为学的根源。 “结构性宏观最关键的是不同的利益在不同的部门中怎么样分配。”他说。一块土地从不可建设变得可建设，是最有利可图的。因为这里面有溢价如何分配的问题。周承辉认为美国的房产税和配套费很值得参考，因为这能让市场机制去决定，从而消灭许多争执。
但若是这样，就没有人去求那些官员了。“熊本县修了新干线，一个车站要挪三十米，要县长亲自去中央跑好几次。日本国土厅每年都有来自全日本各地的陈情团，他们大吃大喝，讲这些安排。这些东西就跟海洛因一样戒不掉。其实这些事本来可以地方自己协商的。日本直通中央，什么事都要跑到部委去。”
周承辉认为，现在大众都“拜政府教”，其实这种政府的委托代理的链条越短越好。在日本，官僚社会层层嵌套。在官僚系统里，类似师父带徒弟一样，徒弟不可能说师父不对，而且师父对徒弟有很多安排和交代，包括资源的传承。而且这样一个铁索连环的官僚机构，还能主导立法。而议员们对专业问题不甚熟悉，只精于笼络选票，上任领导之后，对于专业问题的处理依然受到官僚系统的制约。就算日本有民主选举、独立司法、自由媒体，也很难约束官僚系统。因此，周承辉称东亚仍处于“进化的不完备态”中。
而周承辉认为中国借鉴了很多日本的经验。他认为，国家部委如央行、财政、外交、国防跟其他部委的竞争并不是那么激烈，而教育、卫生、国土、农业、交通等行业部委竞争很激烈，这也是我们很多政策机制性的原因所在。
而中国的部门竞争是要搞定上面，以显得自己很重要。周承辉举例说，某县虽然没有华侨，但是侨办的位置不能撤，因为假如撤了，就证明这个部门似乎无足轻重了。每个机构都在向上面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以拿到最多的利益。这种官僚竞争的机制，也会把压力传导到社会上。
周承辉总结道，养人才是第一大产业。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按十四亿人口的规划来建的，若人口减少，这些基础设施的亏损面会非常大。此外，我们要触发“链式反应”，让土地流转起来。“农村人的可支配收入比城市人少2.7倍，因为他们没财产性收入，他们只能卖命，一辈子卖到老。”其次，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是明确的风险。因此，周承辉认为，我们需要理顺央地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有土地制度和财税、国资、教育、社保的关系，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扩大住房来解决生育率低下的难题。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 覃旦思 校对 翟永军
值班编辑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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