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尾芭蕉行脚图。 （森川许六/图）
松尾芭蕉是日本的俳圣，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说他空前绝后。不消说，俳圣的说法出自我们的诗圣，但不知诗圣杜甫可不可以说“绝后”。死前一年，芭蕉说，他的俳句就像是夏炉冬扇，与众相反，没什么用处。不过，好似人谓之樗的大树，他不患其无用，树之于近乎无何有之乡的日本，蓬蓬勃勃以至于今。
最“无用”的，大概莫过于写屎写尿。例如：虱子和跳蚤，马尿哗哗流枕畔，风雨宿农家（蚤虱馬の尿する枕もと）。此作是芭蕉在奥州（今东北地方）旅行，山中遇风雨，借宿农家，有感而作。奥州农家有人马同居的习惯，马养在家里，尿声自然听得很真切。这不是把污秽当作美，也没有当代艺术似的别有用意，而是生活写实。
道在屎溺，但好像除了和尚，中国诗词很少有咏屎咏尿，偶然涉笔，也常是比喻，例如“延安无屎不黄金”。或者用古字，好像障眼法，例如“千村薜荔人遗矢”，看着就干净，朗朗上口，全然不像人屙屎。吃喝拉撒睡是生活，但艺术还得高于生活，不宜写属于排泄的拉撒。
俳句出自俳谐。电脑键入“俳谐”，一不小心就错为“排泄”。从大陆学来的诗叫汉诗，与之相对，固有的诗叫和歌。一个人作得无聊，于是两个人合作，一人作一半，这就是连歌。后来不止两个人，好多人参加。连歌是上层社会的文艺活动，自以为雅。人却总是想轻松，便逗起乐子来，产生了另类的连歌，就叫作“俳谐连歌”，略称俳谐（后世称之为连句）。玩的是滑稽与机智，例如：云霞的裙摆湿了啊（霞の衣裾は濡れけり）；那是司春的女神站着撒尿哪（佐保姫の春立ちながら尿をして）。16世纪前半连歌师山崎宗鉴所作，他就是俳谐之祖。所以说俳谐始于粪尿，也就是俳句所自。据说一直到明治时代，女人穿和服，里面不穿内裤，路边有人家收集粪尿的桶，便翻起后摆撅起腚向桶里激射，甚或把消防用的水桶当作粪尿桶。太宰治的小说《斜阳》里主人公和子讲述母亲，那已经是日本战败后：“连弟弟直治都说比不上妈妈，我也深感模仿母亲很难，近乎绝望。曾有个秋初的晚上，月色很好，我和母亲二人在西片町自宅后院水池边的亭子上赏月，说笑着狐狸出嫁和老鼠出嫁的新娘打扮怎么不一样什么的，母亲突然站起来，进入亭子旁边胡枝子丛中，然后从胡枝子的白花当中露出更白得鲜明的脸，微笑说：‘和子呀，猜猜现在母亲在做什么。’‘在折花。’我说，母亲便小声笑起来，说：‘小便哪。’完全没蹲下，这让我吃了一惊，那可怎么也学不来，打心眼儿里觉得好玩儿。”总之，山崎宗鉴的浪漫也源于生活。这么粗俗的滑稽，民众喜闻乐作，俳谐在江户时代大流行。
芭蕉也写过狗尿：行云变幻呀，苍狗随处抬胯尿，阵阵作冷雨（行雲や犬の欠尿むらしぐれ）。狗一边跑一边不时停下来撒尿，以此比喻阵雨很有趣。芭蕉还写粪：檐下晾年糕，飞来巧啭告春鸟，丢下一粒粪（鶯や餅に糞する椽の先）。过年做的年糕放在外廊上晾晒，以免发霉。有鸟飞来，以为它要吃，却屙了一粒屎倏然远去。多么生动的农家景象。和歌自古咏花开莺鸣，而芭蕉将花置换为年糕，更让优雅的莺屙粪，这就是俳趣。俳句过于短小，甚而一首里只拿两个事物搭配，或者顺搭，或者反搭。宋高公泗的“莎草墙垣沾燕屎”应该是顺搭，墙垣和燕屎很和谐。年糕和莺粪则反搭，对撞出火花。反传统多用反搭的手法，好似“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所谓不破不立，破和歌之雅，立俳句之俗。时间能改变一切，如今俳句也升格为雅。
俳句史上，芭蕉、芜村、一茶是三大家。到了近代，连歌、俳谐这种培养日本人团队精神的集体创作衰微，正冈子规将俳谐的发句定名为俳句，形成个人的文艺形式。他抑芭蕉，扬芜村，说“芜村的俳句可匹敌芭蕉，或有凌驾之处”。又写道：“多用粪、尿、屁之类的是其角（芭蕉的高徒）。其角之作显然有点求奇而故意为之，芜村用得妙，这些不净之物不仅不会杀风景，还含有很多荒寒凄凉的趣味。”例如：鸢粪黏糊糊，轻抛一点入云去，恼杀燕子花（杜若べたりと鳶のたれてける）。
一茶虽然在江户这座大城市生活多年，但终归是一位“农民诗人”。他留下二万余首俳句，粗略算一下，写屁四十九首，写粪三十三首，写尿（小便）七十首。写马屁，当然不是拍马屁，真的是马放屁，以低俗为乐，或许也暗暗抗拒芭蕉的风雅。例如：长日闲闲啊，不焚沉香不放屁，无为即人生（長の日や沈香も焚かず屁もひらず）。不焚沉香不放屁是一句谚语，三岛由纪夫在小说《没完没了的春天》中写道：“适当地帮助家业，适当地制造小说的废纸，不打搅谁，也不被谁打搅，像是把谚语‘不焚沉香不放屁’画成了画儿的男人。”
一茶又吟道：老马放个屁，臭气熏熏声震震，萤火大逃亡（馬の屁に吹とばされし蛍哉）。萤火虫是王朝贵族的情趣，《枕草子》中写道：“夏季是夜晚好，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暗夜也有很多萤火虫飞来飞去。即使只有一两只隐约发着光飞也有趣。”一茶居然用马屁把萤火虫吹飞，可见对贵族的厌恶。他常把大小搭配，表现一种大对小的亲切，例如马和雀、人和蛙，这里萤火虫很有点可怜，但马也是无意之举。
正冈子规开辟了俳句近代化之路，其俳句生涯被说成“始于马粪，终于丝瓜”。他十八岁咏马粪：“初雪やかくれおほせぬ馬の糞”，意思是第一场雪，掩不住马粪。二十五岁时二日游，咏马粪五首。记游有云：“归家，人来问旅途之大好风光。答曰：风流不在山，不在水，在于道旁马粪累累。”原来咏的是真情实景。甲午战争时充当随军记者到辽东半岛，也吟了俳句，例如：“鵲の人に糞する春日哉”，意思是春日融融，喜鹊把粪屙在人身上。在东京的电车站台上偶尔会遭难，但不是喜鹊，而是与人共生的鸽子。伪满年间有日人为子规刻石立碑，光复后下落不明，本世纪初大兴土木，这块碑重见天日，又竖立起来。从辽东半岛回国，在船上咯血。想到杜鹃啼血，取俳号“子规”。迁延不愈，三十五岁病故。三首绝笔写的是丝瓜，其一：“糸瓜咲て痰のつまりし仏かな”，意思是丝瓜开花了（丝瓜有清热化痰的药效），但痰已堵死我。他还爱写睾丸。俳句写马粪，浮世绘画马粪，大概这也是日本审美有别于大陆审美之处。
文豪夏目漱石写小说之余，也写汉诗和俳句，曾自道：“对俳句这东西热心不足，时常义务地写写，超不过18世纪的水平。时常下午作一首律诗，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十分得意，作成时很是高兴。”他的俳句老师是正冈子规。二人同龄，高中同学，同好落语，由此成至交。漱石的英语流畅，汉文精熟，令子规惊叹。他访问漱石，在漱石家附近散步，时当六月，水田里刚插下的秧苗绿绿地喜人。“余大惊，”子规写道，“漱石不知道我们平生所吃的米乃此苗之实。”当初漱石给自己起的俳号是“平凸凹”，自嘲麻子脸，二十二岁时号“漱石”，后来也用来写小说。《草枕》是“俳句小说”，其中有俳句，有俳论。可能受子规影响，漱石也高看芜村，多学芜村。可算是漱石门生的芥川龙之介认为：芭蕉俳句的特色之一是诉诸眼睛之美和诉诸耳朵之美的微妙融合的美，这一点怕是连芜村这样的大腕也无法追随。
漱石辞了大学，进报社专职写小说，无人不惊讶，但他说：“百年之后，成百的博士化为土，成千的教授也变成泥，我是要以文章留传百代的野心家。”报纸连载第一作《虞美人草》，似乎不如写《少爷》《草枕》那么快，夫人记得他“像是大费力气”。当时首相是西园寺公望。此公号陶庵，曾留学法国，耽读过左拉的小说，批评日本小说写身边琐事，欠缺思想性、社会性。在私邸招待一流文人，名为雨声会，座谈文艺。也邀了漱石，他写张明信片回绝；据夫人回忆，曾有人提醒，就写张明信片太不像话吧。那就再添上一首俳句：“時鳥厠半ばに出かねたり”，意思是杜鹃啊，你叫得真好听，但我出恭正一半，不能提起裤子就出去哟。这样写给堂堂首相，确实像“孙楚漱石，郝隆晒书”一样无视世俗，蔑视权力。雨声会连年举行了七回，漱石始终不参加——不想参加，所以不参加。虽然西园寺有文人宰相之称，但对于漱石来说，即便“虚前席”，也不过“饮食相通”罢了。
杜鹃与厕所的关系倒是有典故。《酉阳杂俎》说杜鹃，“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应之”。江户时代的随笔《一举博览》也说到避忌的法子：如厕听到杜鹃初啼，有祸，但是在番薯地里听，有福。所以杜鹃啼时，富贵人家栽一盆番薯放在厕所里。
日本人做事认真，屁尿屎的俳句也写得有声有色，读来颇有趣。东京的上野公园里立着一尊西乡隆盛像，大大的脑袋牵一条狗，身上有一些白色“屎迹”。看着也想吟俳句一首，却记起宋梅尧臣的诗句“雕檐画壁屎污遍，以及像塑头与肩”，遂作罢——不须放屁。
李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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