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电视上得知前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卒于2016年11月25日】，内心十分悲痛。卡斯特罗是一位世界知名的革命领袖，是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一位传奇式的社会主义斗士。他是一个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顶住外部强大压力和封锁的硬汉，他带领古巴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他是中国人民亲密的、真诚的朋友。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令人钦佩，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广为传颂。他当然也是我心目中的伟大英雄。卡斯特罗的去世，使得他当年访问陕西的景象，又一幕幕地重现在我的眼前。
卡斯特罗于1995年底访华。他抵达北京的时候说：“访华是我的夙愿。这次来访还了一笔积年的欠账。”他说：“江主席1993年访问古巴后，我就想早日回访，而工作的繁忙以及古巴紧靠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我不能经常出国。现在我终于实现了访华的愿望。”他还感慨地说：“我们十分感谢中国对古巴的支持。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古巴可以指望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之一。”
卡斯特罗一行的先遣人员7人于1995年11月23日先期抵达西安。这个先遣组的费用除国际长途和含酒精饮料由古巴人自理外，其余费用连同在中国国内机票等均由中方招待。这种特殊礼遇是极其少见的，它体现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古巴兄弟般的情谊。
先遣组是为卡斯特罗的访问做各方面准备工作的。他们到达西安后对陕西省公安厅的安全官说：“卡斯特罗主席执政后，美国妄图谋杀他有三百次，希望你们也加强防卫。”我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我们省外事办公室和省公安厅一起配合做外国国宾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有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大事的记录。尽管这样，公安厅的同志对每一批国宾都十分谨慎，成立了专门班子，对每一个活动地点都加以研究落实。我们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卡斯特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们听我说了这些话很高兴。
代表团一行110人于7天之后的12月2日下午4点10分乘我国专机到达西安咸阳机场。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副省长徐山林、西安市市长冯旭初以及省外办副主任饶笃均等地方高官一起到机场迎接。
卡斯特罗主席一出现在机舱舱门时，便像磁铁般地吸引了迎接他的领导和群众的目光。他身材高大，有一米八多，目光炯炯，精神矍铄。他那富有魅力的大胡子令人瞩目。他头戴军帽，身着草绿色戎装，足登一双黑色皮鞋，缓步走下舷梯和迎接他的省市领导一一握手,见到翻译还主动地握手。我们外事办公室那时没有西语翻译，专门从西安国际旅行社请来了曾在古巴留学的陶国臣同志担任翻译工作。
一位女少先队员给他献花，向他行队礼，他也把右手举到额头中间，还了一个礼。那年他69岁，脸上已经有几颗老年斑，须发皆白，只是后脑勺部分的头发颜色稍深些。他举止缓慢，看上去好像有些老态龙钟。
他到饭店稍事休息后便参加会见。我陪他乘坐电梯从16楼下到2楼的时候，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和他讲了几句话，我也用中学时候学过、当时也忘得差不多的有限的俄语和他打招呼，因为我觉得他应当多少能说些俄语的，他还真用俄语向我作答。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闻到了他满口的酒味，我想他刚才一定喝了不少酒。为了招待这位兄弟国家的领袖，我们在他房间里特地摆放了洋酒，茅台和西风酒，但是我们发现他一点儿也没动，事后知道他自己带去了不少XO。
我感到有些不解的是，这位叱咤风云、威武无比的领袖，说话的声音却有些纤弱而含混。礼宾司的人好像也没听懂他说些什么，好像是说他没穿大衣，宴会后去看文艺演出之前要上来取大衣。
当他步入会见厅的时候，安启元书记向他介绍了徐山林副省长，他问：“怎么没见省长？”一位领导解释说，程安东省长现在国外访问，没法接待他，他说：“我们也发生过这种事。”
大家落座后，我（时任礼宾处长）向他介绍了在座的六位地方领导。在介绍安启元书记的时候，安书记站了起来，卡斯特罗也令人意外地站了起来，结果后边被介绍的人统统一直站着，直到我说了一声“谢谢”，大家才重新落座。当介绍到省人大主任张勃兴（曾任省委书记）时，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说：“勃兴同志曾在前年去过古巴”。卡斯特罗对此还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时卡斯特罗接待张书记的礼节很重，除了会见，宴请他，还重点陪同他参观访问。介绍到省外办副主任饶笃均时，他说：“省长出访是你们安排的吧？”卡斯特罗的问话和插话，使得这场正式的会见变得十分轻松而亲切，彼此间的初次见面也不太拘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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