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逸图》
《高逸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该画作刻画了魏晋士大夫“高逸风度”的共性，又刻画出了他们的个性。现存《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只剩四贤。在长卷式的画面上，主体人物是四个封建士大夫分别坐于华丽的毡毯上，每人身旁都有一名小童侍候。
名画鉴赏
《高逸图》
经过考证，晚唐画家孙位的《高逸图》就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只不过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不完整的残卷了。现在的残卷所存部分从右至左依次描绘的是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高逸图”为宋徽宗命名，在卷首有他题的“孙位高逸图”5字，这张画后来成为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标的藏品，他也沿用宋徽宗之法为此画题签。所以，此画一直沿用了宋徽宗最初的命名。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为希世之珍。
《高逸图》画面采用早期横卷式结构，四位人物分别列坐于华美的地毯上，动作、情态各具神采，在他们旁边各有一个侍者在小心地侍候着，以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使画面统一于和谐的环境之中。画作完全承继与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印砖画的同一传统，这幅绢画也是一个个人物依次绘来，其间用湖石、菊花、松树、蕉叶等分隔开来。画家笔下每个形象都带有肖像画性质，这一点摆脱了砖画只能通过器具来表现人物身份的限制。不过完全凭借肖像画使大家分辨出数百年前的人物仍然有难度，所以在每个人旁边仍然可以看到与砖画中大致相同的器物安排。
山涛体形丰腴，抱单膝而席坐于地，他下穿“大口裤”，上身几乎裸露，只是松松地挂了件外套在肩上，很能表现名士风度的葛巾仍然是裹在头上的，很舒服地倚着隐囊，身边摆着酒器．站着小童。山涛在历史中以为人性好庄老、为官中正清廉闻名，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也许是他“八斗酒量”的轶事，所以在这幅绢画和南京西善桥砖画中他都与酒器为伴。《晋书》中记载他饮酒只到八斗而止，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想试探此说是否属实，拿出八斗酒请山涛喝，趁他不注意偷偷多加了些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居然真的放杯而止，让人称奇；第二位裸足趺坐的高士是王戎，乐府诗里的他是“王戎如意舞”的形象，《高逸图》里的这位王戎因为趺坐的姿势，没有办法表现潇洒舞如意，所以改为执在右手，只是这根如意有些偏长，也有人认为是一根手杖，不过头部的手形是保持与如意一致的。王戎面前放着卷帙，却掩而不展；第三位手捧酒杯、满颐髭须、蹙眉回头者是刘伶。他有《酒德颂》传世，其中有“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jiōng yǒu)，八荒为庭衢”极豪放的开篇。刘伶以豪饮而名于世，《晋书》记载他吩咐侍从拿把锄头跟着他，别人问其中缘故，他说如果他醉死了，就地埋了便可；第四位的表情要舒适了许多，手执麈尾，微展笑容，似乎是在笑刘伶的醉态。这位“容貌朗杰，志气宏放”的高士是阮籍，史书中说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终日忘归”。阮籍手中拿的麈尾（音同：主尾）是从三国时期起为士人所重的一种雅器，清谈人士与佛教中人都有手执麈尾的习惯。而且，麈尾在清谈的过程中是有特殊作用的，清谈中主、客之分在于“主”是主讲人，“客”是问难者，麈尾是主讲人身份的标志，没有麈尾，主讲人不能“竖义”，清谈也就无法进行，渐渐的麈尾成为名士的标志之一。
《高逸图》局部
画中人物着重于眼神刻画，骨骼清奇，衣服及陪衬的景物、器具，均用淡色或白描，线条细劲流畅如行云流水，显得素静雅洁，象征“竹林七贤”身置物外的闲适；而花毯及背倚的花垫，不仅画出许多复杂的图案，而且敷以重彩浓色，显得鲜艳夺目，暗示“竹林七贤”名望地位的高贵。画风在六朝的基础上更趋工致精巧，而点缀的木石已用皴染，则开启了五代画法的先路，也为艺术史家们研究中国早期花鸟画、山水画提供了宝贵的视觉资料，是中国历史人物绘画的佳作，为我国历代书画中的瑰宝。
“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玄学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文既有崇尚老庄清逸脱俗的思想，同时也有愤世嫉俗、直抒胸臆的情感。竹林七贤的题材自东晋南北朝直至唐代以来，屡屡被一些名画家所表现，正是对这个时期玄学文化的一种历史再现。《高逸图》以高超的画艺表现了他们的气质风度，是记载这一历史文化遗迹的形象图画，反映了这些人孤高傲世，寄情田园，不随流俗的哲学思想，同时在绘画技艺上的承继和发展也让它成为了一件在绘画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
画趣拾珍
一提到名士，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魏晋，而魏晋名士的代表是竹林七贤。
《高逸图》局部
在古代历史上，“竹林七贤”是隐士的代表，他们以远离官场，淡薄名利而被后人传诵。“竹林七贤”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三国末期魏晋交替的这个时代，政治黑暗且战争不断，著名的“曹马之争”直接促使竹林七贤走到了一起。曹魏末西晋初，曹叡驾崩后的正始年间，朝廷危机重重，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为夺取皇位的斗争已暗中涌动，异常激烈，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危。因此崇尚老庄哲学，蔑视礼法，清静无为，用清谈玄学、饮酒弹琴、佯狂放浪等行为来排遣苦闷，成为当时的风气，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还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
首先是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使文人对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而位于山阳的嵇公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其次是汉末形成的“处士横议”之风在魏晋之际演变为清议，三五好友相携入林把酒言欢，该是何等的恣情快意!再次是魏晋时期盛行的饮酒服食之风的深刻影响，古山阳不论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脉，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称。山阳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许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长生的所谓“上药”，嵇康和隐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药”石髓的奇遇。既然这里有酒和“上药”，文士焉有不趋之若鹜之理？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所以，魏晋之际，山阳曾经是名士的集聚地，不仅有竹林七贤，还有吕安、吕巽兄弟以及阮侃、赵至等人。竹林七贤来自三个省份，除了王戎来自山东琅琊，嵇康来自安徽濉溪(一说宿县)，刘伶来自安徽淮北，其余四位全是河南人。阮籍，陈留(今开封市)尉氏人；阮咸，阮籍之侄，陈留尉氏人；山涛，河内怀县(今焦作武陟)人；向秀，与山涛是同乡。在竹林七贤中，山涛年纪最大，王戎最小，山涛比王戎大29岁，比嵇康大13岁，比阮籍大5岁。七人山水相隔，年齿相悬，既无旧谊，亦无姻亲，原本毫无关系，却相聚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相聚于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呢？他们这些文人墨客，有的不拘礼法、我行我素，有的逍遥山林、终身不仕，更有谈玄醉酒、长歌当哭。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嵇康。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更为明显，竹子是为君子之友，嵇康在其寓居地种植竹林，何尝不是出于对竹子象征意义的认同呢？阮籍等人与嵇康畅游于嵇公竹林，有他们对竹林象征意义的心有灵犀，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嵇康既具有龙章凤姿的风度，又具有自然恬静有大量的高洁品格，以至于当时许多文士皆欲与之交往，吕安、赵至为见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驾；钟会携书欲与之交而不得，因而衔怨构隙。阮籍、山涛虽年长于嵇康，但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倾心与之相交。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得到证明。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年纪轻轻就步入官场，官拜中散大夫，正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嵇康却成了竹林七贤中最不愿意涉足官场是非的人物。他虽是魏室女婿，但对政治并不热心，他娶长乐亭主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远离了是非之地，表明了不愿介入政治的态度，过上了不过问政治的处士生活，直至最后因钟会构陷被杀；“少年好诗书”的阮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崇尚老庄轻蔑礼法，又无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对政治则不免是外冷内热，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刘伶、阮咸之辈皆是官场过客，对政治并不热心；山涛和王戎对政治则很有热情，竹林之游结束后，他们先后步入仕途，在强敌环伺、险象丛生的西晋官场以老庄哲学自守，故能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皆得善终。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贤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现这一特征的就是谈玄和饮酒。人生态度是人们对人生与社会的基本观点与看法，处世方式是人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点。人生态度不同，其处世方式也就必然会有差异。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大抵相近，处世方式也趋于一致，最恰贴的表述应是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体表现为任情和率性。哲学观念上的皈依老庄使竹林七贤对畅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在谈玄方面，七贤与时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让。即使是不读老庄、不以谈玄自居的山涛，其发言吟咏亦往往暗与老庄之旨相合。至于饮酒更是竹林七贤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贤生当魏晋之际，深知既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便通过饮酒来增加生命的密度。
阮籍好酒，知步兵营厨有酒，便求为步兵校尉；司马昭要与他攀亲家，他不好拒绝，就以醉酒拒之。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籍与王戎时常到其酒店饮酒，醉后便眠于妇侧，其夫开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观察，方知阮籍终无他意；刘伶嗜酒如命，饮酒之后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见后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饮酒，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对饮，当时群猪来饮，阮咸便随之而上一同饮酒；山涛能饮酒八斗，可谓海量，晋武帝想试一试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涛却是尽其量而止，不肯多饮。在竹林七贤中，山涛饮酒大概是最有节制的了；阮籍与王戎共饮，推杯换盏言笑甚欢，兖州刺史刘公荣当时也在座，却是杯酒不饮，而言语谈话却无异。有人问阮籍为何如此，阮籍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惟公荣，可不与饮酒。”其所回答颇具玄理意味。
《高逸图》局部
嵇康与向秀在大柳树下打铁，钟会来访，嵇康半天不理他。钟会无趣，只好离去。这时，嵇康才发话，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回答也颇耐人寻味：“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任情和率性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稍稍过之便近乎狂放和怪诞了，而一入此途便为世俗所不容。阮籍为母守丧期间，饮酒食肉，遭到何曾的弹劾。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曾经令许多人感到不爽，批评者有之，指责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虽然后人对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多所批评，虽然很多人并不欣赏竹林七贤的所作所为，但竹林名士的风流却流及百代，并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只要一提及魏晋，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竹林七贤，想起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想起一个时代的名士风流。
“竹林七贤”的作品虽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却不同于建安七子，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的诗文集中表现着两个主题：一则是对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的强雷不满，二则是对清新自由的社会人生的渴望与追求。“竹林七贤”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其中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而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竹林七贤大多是文章高手，除王戎外皆曾有文集行世，但就现存作品而论，真正对魏晋文学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较大影响者，只有阮籍和嵇康。这是客观情况使然，因为宋代以后竹林七贤的集子大多失传，现在看到的阮籍和嵇康的集子多是明人辑本，而山涛等人的集子散佚既久，又不见明清学人的辑本，自然也就很难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加以评说了。
作为魏晋时期的著名作家，阮籍的82首五言《咏怀诗》是探讨他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他对政治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却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使他不得不对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来掩饰内心的热情，其在借诗言志之时不得不把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意象背后，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晦，显示出了阮籍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阮籍辞赋最值得注意者是《清思赋》，此赋重点不在体物写志，而在于借辞赋这种形式来阐发玄理，把声、色、美、善等魏晋玄学经常涉及的范畴作为辞赋的立论主旨，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都充满玄理色彩，开以辞赋言玄理之先河，表现出魏晋玄风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嵇康的文学创作是魏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观念的鲜明表现，流露出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激烈政治斗争夹缝中的痛苦和无奈。嵇康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歌创作的高峰。《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奇文，在平白朴实却又峻切尖刻的言辞中，表明了作者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不与世沉浮的决绝，可谓嬉笑谩骂皆成文章。
竹林七贤不可能像老庄、李杜那样令人高山仰止，但他们却凭借脱俗之举和非凡之作，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传统文人。竹林七贤多才多艺，在音乐、书法和绘画等方面各有擅场，成就斐然。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阮籍《乐论》和嵇康《声无哀乐论》，涉及音乐美学的一些重要命题，最具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堪称魏晋音乐美学史上的“双璧”。嵇康长于琴技，临终之时索琴而弹一曲《广陵散》遂成千古绝调；阮籍最拿手的则是“啸”，其“啸”韵响嘹亮，声闻数百步。他入苏门山寻访孙登，曾以“啸”与孙登进行交流；阮咸是魏晋时期音乐名家，深识音律，精于鉴赏，时谓“神解”，他对传统乐器琵琶进行改造，制作出四弦十二柱的长颈琵琶。后人以其名字来命名，称为“阮咸”，今乐器大阮、中阮和小阮系由“阮咸”发展而来。传说著名琴曲《三峡流泉》亦出自阮咸之手。竹林七贤的书法创作各有所擅，嵇康书法舒缓特立，阮籍、阮咸叔侄工行草，山涛工楷书和行书，刘伶善草书，向秀善行书，王戎善隶书和行书。竹林七贤的书法作品早已失传，但从有关文献记载中，依稀可见他们的书法风采。在绘画艺术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擅长绘画且曾经有作品传世者。
《高逸图》局部
七位名士在竹林中开怀畅饮、吟咏唱和、放歌长啸、抚琴赋诗、谈玄论道，遗落世事而快意人生。“竹林七贤”大都精文学，通音律，倡自由，崇自然，并在哲学领域有深入的研究。“竹林七贤”不仅仅是文学家、音乐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哲学思想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广受争议的群体，也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虽然“竹林七贤”中的七人性格思想都有不同之处，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共有的美好品德，他们质朴的情怀对以后的文学家有很深的影响。他们是一群“相逢于浊世、相守于天涯、相知于山水、相忘于江湖”的性情中人，随着时光推移被视为中国士人精神理想的一个象征，他们的思想与文学艺术成就对于我们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后人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往事越千年，名士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竹林七贤”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们的任情和率性，他们的人格精神，他们的潇洒怀抱，他们的处世方式，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的多才多艺，都给后人以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之感。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竹林七贤”的言行或褒或贬虽有不同，但都承认“竹林七贤”曾经对我国的文学、哲学以及封建士人的行为准则产生过重大影响，惟有一句话“是真名士自风流”！
名家小传
孙位，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后遇异人得度世法，改名遇，有道术，性疏野，襟怀超然，虽好饮酒，未尝沉酩。擅画人物、鬼神、松石、墨竹，所作皆笔精墨妙，雄壮奔放，情高格逸，尤以画水著名，与张南本善画火并称于世。所谓孙位之水，张南本之火，几於道也。画龙水有春龙启蜇图，笔势超轶，气象雄放。举止疏野、襟韵旷达，喜饮酒，罕见其醉。乐与方外人往还，然对豪贵相请，则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曾在蜀中应天、昭觉、福海等寺院画过不少壁画，具笔简形备，气势雄伟，时人评价其有龙孥水汹，千状万态，势愈飞动，莫可记述，且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於此邪。画迹有《说法太上像》、《维摩图》、《神仙故实图》、《四皓弈棋图》等27件，著录于《宣和画谱》。
本文转载自画家邱汉桥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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