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的心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着极为明确地表示，他在此文中说过这样被后世广泛引用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后他提及自己受腐刑乃是天下的极刑，但即使这样为什么还要活下来呢？他接着说道：“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明确地表示他想活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史书没有写完，同时他引用了很多历史名人因为受难而努力撰述的掌故：“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路过古桥
接下来，司马迁在此文中讲述了自己撰述史书的整体状况，以及他希望自己的撰述能够流传于后世，让人们知道真实历史的心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由以上这段话可知，他所撰的史书总计由五部分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总计一百三十篇。这部书的内容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按照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统计，《史记》一书共写了“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历史。而本书的撰书体例，张大可认为“《史记》的五体均为司马迁所创造”。刘知几在《史通》卷二《列传》中亦提到了《史记》在撰写体例上的创造性：“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寻兹草创，始自子长。”
景区内的第二个入口
刘知几在这里将《史记》与《汉书》并称，而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的评论方式也是如此：“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后世亦将《史》《汉》并提，有人认为《史》高于《汉》，也有人认为这两者顺序应该倒过来。而早在东汉就有人对《史记》一书提出了批评，《后汉书·班彪传》载有班彪所撰的《略论》一文中说过的这样一番话：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则以绝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山门
班彪说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其实不缺，其中缺了十篇，此事暂且不论，但班彪认为《史记》一书记载的史事有的太过“疏略”，同时他不赞同司马迁的学术观，他认为司马迁崇尚道教而轻儒教，尤其《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轻仁义而以贫贱为羞，同时该书还强调侠客精神。这都不是儒家观念所提倡者，但是从文笔而言，班彪还是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
班彪的观点为其子班固所继承，其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过同样一番话：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古老的路
若从内容来论，司马迁确实重视农商，因为《货殖列传》以专篇来论述经济问题，因为司马迁认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司马迁说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是发自本能，而社会的分工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切并非政治力量所能决定的。他强调只有吃饱饭了，人们都有荣辱观，而后才会变得有教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归焉。”
继续向上攀登
所以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明确地认为过富裕的生活是人的本性，这是不用学而天生具备的本能。而后他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正是司马迁的直率，而受到了班彪、班固以及后世的指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认定司马迁崇道贬儒，显然是以偏盖全，因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第一篇完整的传记就是司马迁所写。这篇传记就是《史记》中的的《孔子世家》，钱穆在《孔子传》的序言中称：“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
牌坊
然而有人会说，《论语》一书中更多的记录了孔子的言行，对此，董敏娜在《论<史记>对孔子形象的重塑》一文中说：“《孔子世家》是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孔子传记。在《史记》之前，有关孔子生平言行的资料基本上都保存于《论语》之中，其材料虽丰富翔实，却没有完整的体系。”
对于司马迁所撰《孔子世家》，钱穆在《孔子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严谨，真伪杂糅；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兼做导水渠的路
虽然钱穆指出《孔子世家》中存在一些材料不真实的问题，但他同时也说在《史记》之后有不断的人为孔子作传，但没有一篇能够超过司马迁所撰《孔子世家》。而司马迁也是第一位把孔子誉之为“至圣”的人，他在该文中对孔子的伟大有如下的赞誉：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容，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终于到了最后一进
虽然说在司马迁之前也有人称孔子为圣人，比如《孟子·万章下》载有孟子所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但他并没有说出“至圣”这个词。后世称孔子为至圣，乃是自司马迁始。所以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说：“天地明，难以形容；圣如孔子，亦难以形容。孟子称为圣之时，已是创论。而史公世家，更称之为圣，尤为定评。自是之后，遂永远不能易矣。”
司马迁对孔子的重视还不仅于此，因为《孔子世家》一篇中还载有孔子去世后的事迹：“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对此，董敏娜在文中总结说：“通览《史记》全书，司马迁所录君王贤人如此之多，却没有对任何人死后的哀荣做记载，唯独记载司马迁心目中的‘至圣’——孔子。孔子死后所获得的哀荣，正是对其一生作为道德上的伟人，学术上的典范的总结与肯定。”而内藤湖南认为《史记》一书所用的撰写理念也同样是效法孔子的《春秋》：“就全体而言，《史记》是采用了孔子《春秋》之义法的。”这些都说明了司马迁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高度看重。
司马迁墓处在山顶
对于《史记》与《汉书》孰优孰劣的问题，后世有不同看法，比如刘知几就认为《汉书》高于《史记》，因为《汉书》的文字更谨严详细，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忽略了司马迁写的是通史，而《汉书》乃是断代史。更何况，作为正规史书这种题材，司马迁才是发明者，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称：“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
赵翼强调司马迁的首创之功不容忽略，因为最难者就是创造，而汪高鑫在其专著中又提到了《史记》一书在体例中也包含了撰写者的思想：“司马迁撰成《史记》一书，标志着我国纪传体通史体裁的创立。而这一纪传体通史体裁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编撰学的一大突破，更蕴含了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范文澜在《正史考略》中指出：“《本纪》十二之数，是效法《春秋》十二公而作。”
山顶景色
其实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于人物的编排上面也有着仔细的考量，比如有人批评史记中的《本纪》，因为《本纪》写的都是皇帝，然而项羽没有当过皇帝，《史记》中却有《项羽本纪》，司马迁为什么要自乱体例呢？钱穆认为司马迁这么做有着仔细的考量：
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中间所谓“秦楚之际”的一段计有五年，太史公把来放在项王身上。《本纪》本只是把来编年的，那么项王这几年也自该称《本纪》了。但太史公《史记》又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在这一显然不妥的题目下，却自见太史公有一番深远的意义。秦亡了，汉没有起，中间有项羽，然而他又不为一个朝代，只是一个人物，因此他虽是位为西楚霸王，而《史记》不称《西楚霸王本纪》。虽则大家都称他项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称项王的，但题目上则称《项羽本纪》。这实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处。
司马迁祠
可见，司马迁撰写《史记》一书无论在搜集资料、人物撰写以及内容安排方面，都有着仔细的考量。而《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正是其重要的发明。对于这个发明，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从史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在于《史记》善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揭示当时的政治情况，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而《史记》同样是著名的文学作品，白寿彝又称：“《史记》擅长写人物的对话，并注重刻画人物说话的口吻，表现其神情风貌。司马迁还善于写场面、写战争，如《项羽本纪》写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破赵之战，《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对匈奴作战，都是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名篇。”
司马迁所撰史书最初并未定名，故当时人们将其称为《太史公书》，有人说到东汉，也有人说到三国时这部书才定名为《史记》，但是司马迁写出该书后并没有传布天下，他去世后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书传播开来。《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祠堂内的碑刻
然而后世所看到的《史记》有一部分已经不是司马迁著作的原貌，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就谈到了《史记》有后人窜入处：“《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
《史记》中记载了司马迁去世后的事情，显然这不是作者本人所为。但即便如此，这丝毫不影响《史记》的伟大。
悬崖下的枯树
司马迁去世于何时，史无记载，关于其死因，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关于何为怨言，有人认为就是他写的那篇《报任安书》，然这种猜测毕竟难以找到史料佐证。其去世后则葬回了他的家乡芝川镇，芝川镇处在韩城，康熙版《韩城县志》中载有司马迁墓的状况：“汉太史令司马迁墓在芝川镇南岭上，西枕梁山，东临大河，气势雄阔，古柏数十百，皆苍老如铁，悬于两崖，作蛟龙状。子长一家，巍然其巅，祠壁石墨林立，代有名作。家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盘崛尤奇，北望少梁，晓烟残照，如图画然。”
山顶上的古松柏
对于司马迁墓最早的记载，应是出自郦道元《水经注》在陶渠水注中的所言：“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
看来早在一千七百余年前，司马迁墓就处在此处，而其墓留存至今，这当然是后世不断修葺的结果。李大可的专著中载有北宋治平元年，太常博士知同州韩城县事李奎所题之诗，该诗中有：“荒祠临后土，孤冢压黄河。”之句，可见在北宋时司马迁墓已经残破。宋宣和七年，韩城县知事尹阳对司马迁墓做了修整。金大定年间，韩城知事赵振在其所撰《大定己亥修太史公墓小碣》中又谈到了对司马迁墓的整修过程：“（司马迁）及其卒也，葬于梁山之岗，至今韩人享祀不绝。惜乎时代历久，旧冢倾颓。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复，其意欲以光华文史之风，激励衰鄙之俗。”这样的修整一直到清代，仍然有多次。
司马迁墓外观
2012年4月11日，我在山西运城一带寻访，从地图上查得这里距陕西韩城不远，于是特意请朋友安排车带我前往该处去瞻仰司马迁墓。司马迁祠与墓位于陕西省渭南市韩城。出通化再上209国道，二十余公里到河津市西转上108国道，5公里后驶上G5京昆高速，5公里后跨过黄河进入陕西境内。眼前之景十分开阔，司机说这是黄河最宽的一段，再行40余公里到达韩城。
继续南行几公里，驶上架空极高的大桥，从桥上望下去，一眼就看到了山体上“司马迁祠”几个大字。字的下面是一陡峭的山体，上面盖着一些古建，那定是司马迁祠所在。然而高速却无出口，只能继续前行，之后所行驶的5公里路途，其路边大约每隔1公里都有司马迁祠的指示牌。从芝川站下道拐上一条不窄的柏油路，约行5公里到达司马迁祠前面的停车场，整个停车场还未完工，汽车胡乱地停在土堆的空地间，而停车场前面的广场却已完工，售票处就在广场的入口，门票50元。这么大的建设规模50元不能说贵，只是这一段路太长，路面全部用青石铺就，每隔10米两侧都是花坛，每个花坛中有一个腰鼓状的装饰物，我猜想可能是路灯，但高度不足二米，不知如何照明，广场很宽，约有50米，长度也在300米以上，因为刚建成没有一棵树，若是到了夏天，走过这一段长长的路估计能把人晒晕。
毕沅所书墓碑
路的顶头是高大的司马迁塑像，走近观之，似乎是做工不够细腻，然塑像后并不能直接穿行，因为后面是一条河，路到此左转，穿过几十米长的一个古桥，这个桥的确是旧物，因为桥面的石板已磨损得很严重，开裂处用铁铤铆在一起，这种工艺应该是几百年前的手艺，张大可在文中写清康熙十七年，韩城县知事惟世琪大规模地整修了墓祠，不知道这些铁铤是不是当时所做者。
过河之后沿坡上行即到了收门票处，其售票处与检票处如此之远，我所遇到的只有洛阳龙门的白园跟此有一比，来时朋友除了让用他的车，还让他的办公室人员小秦陪同，她觉得景区太大，我们找起来太费力，坚持请了一位导游，付费50元，导游的确讲得很详细，称脚下的这条石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向前追溯二千多年，都是沿这条路前往西安的，路面的石板均为大小不同的长方体，每块石头的四脚已全部磨成圆弧状，现在古董造伪最发愁的就是难以仿造出器物的岁月磨痕，而这条石道上的每一个石块却是浑然天成的感觉，肯定令今天的造伪者自叹弗如。
墓顶上有柏树
在石路的半途有一个几平方米大小的小庙，导游说是姜太公庙，是清代康熙年间建的，为了让这条路上的小鬼不伤行人。上到一半沿右路上行，此路面为砖砌就，两边以碎石相嵌，奇特之处是路呈倒梯型，中间凹，两边高，脚迈在这个路上很不容易保持平衡。导游解释说这是因为此山为黄土结构，下雨则很易水土流失，古人奇思妙想，用这种办法修路，平时当路，雨时当水渠。之上则是一小型山门，山门向上为99级石阶，导游又解释一翻99之说，这一段似乎就是附会了。但我也感谢导游小姐一丝不苟认真地讲解。
台阶之上则是几亩大的平地，建有司马迁祠，祠的正中司马迁彩塑端坐其上，导游称是宋代的原物，然而塑像前有玻璃遮挡，无法拍照。导游又让我等注意司马迁的脸是略偏北方，而非端坐直视，她解释说因为司马迁为李陵之事受了宫刑，而李陵却投了匈奴在北方，因此司马迁一直遥望着北方，希望他自己的冤情能够得到昭雪，我请问她为何司马迁选在这官居道险要处做为自己的长眠地，导游说司马家族有墓地离这儿有十几里地远，但古人认为发肤受之父母，残缺了则无颜见先人，所以司马迁生前在48岁受过宫刑之后再未去祭拜过祖坟，死前选此地也是因为无颜将自己埋在祖坟之侧。
远眺
祠堂的左边有条小路，穿过到后边又是另一个平台，此即是司马迁墓所在地，此墓的制式很是奇特，整个墓穴呈蒙古包型，顶上植着数棵古柏，从枝的粗细程度看必当是几百年前之故物，墓壁四周全部用砖与石砌就，砖雕为一圈八卦图案，导游说司马迁主张民族融合，不排斥少数民族，给匈奴写过历史，匈奴很尊重他，所以给他修了这个形式的一个墓葬，但其所说之出处我不知道，等得暇详查之。因为墓顶的柏树长得很是茂盛，其根部已经将墓的四围撑裂，看上去像是现代人做了加固，墓的左右两侧都是悬崖，右侧悬崖的下角有一棵古树完全枯死，从树龄看至少是千年之物。早在郦道元时代，他已记载司马迁墓前种有柏树，不知眼前所见是否为郦道元所记载的那些树中的一棵。
司马迁的墓碑在墓与祠之间的小夹缝中，两边各仅有不到一米的距离，拍照十分困难，但我还是尽能力将它拍下来，碑文隶书中间一行“汉太史司马公墓”，落款为毕沅所书，墓的右侧是百丈高的悬崖峭壁，上面搭着两溜百米长的通天梯，我很奇怪有人会冒险从此攀登，导游说3月31日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因为此时是司马迁诞辰2157周年，当时为了在此能够悬挂上熊招政所书的一幅对联，这梯子就是悬挂对联的架子，如此大的对联可谓贯绝古今，可惜我未能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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