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研究《金瓶梅》的人越来越多。提出的问题可以用“万花筒”作比喻，真是五光十色，耀眼欲花。但人各有志，谁也不能非之，却也很难是之。
譬如我，专心于是，孜孜已逾二十载，成书十六种，除了小说两种，提供的史料以及研究出的成果，也有十四本之多。不算断简零篇(已发表的)，已逾三百万言。却是之者鲜焉!
当然，字数多，并不代表成就，而我这二十余年来，发现到的问题，则是值得研究《金瓶梅》者仔细推敲的。
我已出版的《金瓶梅》研究各书，大陆的朋友，拥有完完整整全部者，不止三、二人。惜乎未能对拙作提出质疑和批判，只是零零星星的断章取义，作为资料，用之于文，成之于书。是以颇感失望。
今者，藉参如会议之便，提出有关《金瓶梅》尚须解答的问题，书之于左，期之答案也。憾所提问题，悉我旧说耳!我的答案，附作参考。
甲 版本方面
一、传抄问题
《金瓶梅》最早传抄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10月)，只有袁中郎的一封写给董思白的信。知此书由董氏处得来。
这一问题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8月)，中郎的三弟小修提到往年董其昌在翰林院任职时，说到《金瓶梅》，可证明董氏见过《金瓶梅》。
问题是:此消息，悉由袁氏兄弟传出。小修的这番话，距离其兄中郎见到《金瓶梅》已十八年矣。
袁中郎说到《金瓶梅》这封信，虽然写在万历二十四年，但此信公诸于世，已是万历三十六年秋(见袁氏书种堂潇碧堂集卷四)，甚至小修见此书时，已是万年四十二年八月(见《游居柿录》）。
此一传抄问题是:
(一)袁中郎最早说到《金瓶梅》，只是一封私函，此函到十二年后方行公诸于世(实际上公诸于世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二年)。
(二)自从袁中郎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读到这部《金瓶梅》半部(谢肇淛说只有“十其三”)。
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秋后，又是袁中郎把《金瓶梅》写入《觞政》作酒令，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逸典，《金瓶梅》书名，始行公诸于世，已整整十年了。
(三)请问: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到万历三十四年秋后，这整整十年之间，有谁写过片语只字说到《金瓶梅》?
(四)今已发现到的所有有关行之于文的《金瓶梅》史料，全是写在万历三十四年《觞政》问世之后。
我上述的这一传抄问题，乃白纸黑字，昭昭然也。请问研究《金瓶梅》的朋友们，对这些传抄上的问题，怎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一问题，我早已写出答案，印在书上。
我的答案是:袁中郎最早读到的《金瓶梅》，是有关政治讽喻的小说，讽谏的是当今皇上。
以当时社会推想，题材的依据，可能是涉及万历帝之废长立幼问题。所以谁也不敢张扬。
前十年间，可能只有少数人见到《金瓶梅》部分抄稿。不惟见者乃文士，不敢张扬，也不敢轻易示人。自然知者少，知者也不敢公诸笔墨。
可能在袁中郎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即已获知作者是屠隆。可能建议屠氏改写，借用《水浒》的情节，重赋《金瓶梅》。这改写问题，可能未完成。屠氏即辍笔，移情于戏曲。
郑闰作《屠隆年谱》稿，记屠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娶女伶为妾，即醉心于戏剧，不理他事。
其族孙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弃官归里。即行同车，坐同席。屠本畯曾参预《金瓶梅》之改写。自属意料中事。
屠隆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二十三日辞世，袁中郎默默十年，却突然于屠卒后心血来潮，写《金瓶梅》配《水浒传》于《觞政》，何其巧而合之耶！
袁氏兄弟尚未见到《金瓶梅》全稿，又无刻本问世，怎的大笔一挥，写《金瓶梅》酒令耶?还说:不熟此典者，保而瓮肠，非饮徒也。
如不知《金瓶梅》付梓，怎会说出这句话?又怎的会以之配《水浒》为酒令？
屠本畯的《觞政跋》，在指摘袁中郎将未成书之《金瓶梅》写《觞政》之不当。
前面一再强调其所知《金瓶梅》尚无全书，所以后面写了一句，“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而瓮肠。”
屠田叔的这段话，在字里行间、业已经显明的不满袁中郎发布了《金瓶梅》的存在。刘辉判定屠氏此文作于1608（万历三十六年)。
屠隆死时，留有遗言。其中一段说:“平生一罪，多言多语，鸿苞等篇，尽付一矩。”(见《鸿苞集》张书文作屠氏传)。
《金瓶梅词话注释》
按《鸿苞集》今存四十八卷，编于屠氏故后。可以推想，这《鸿苞》定非屠氏遗言中的《鸿苞》，此《鸿苞》四十八卷，无一文有干违碍，非付之一炬的书，这一点，极可能屠之后人编定《鸿苞集》时，已将这一遗言语辞，改换成“鸿苞”。后人尚极力在避去《金瓶梅》一书乎? 我是这样推想。
按已发现之明代人论及《金瓶梅》的史料，行文的时间，全在万历三十四年之后。
我们怎能不去推想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这整整十年之间，竟无第二人行文提及《金瓶梅》一书于字里行间?这也是我答案中的提案。
谢在杭在其《金瓶梅》跋中说，他抄来的《金瓶梅》“为卷二十”。今见之《金瓶梅词话》刻本，是十卷本，崇祯年间刻之批评《金瓶梅》，是二十卷本。
可是这两种在回目上、情节上均有不同之处的版本，而十卷与二十卷之分，只是回目上的五回一卷与十回一卷之别。以及回目文辞之小有不同。
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大，只是先刻后刻的问题。可以下结论的是:十卷本与二十卷本，在万历三十四以后的传抄时代，或可能已分别在传抄着了。
不过，二十卷本在付刻时，曾依据所见十卷本残本有所更改。残缺的部分，也是从十卷本抄过去的。如:第三十九回中的“钓语”之误，可证。
上述的问题，以及我的推想答案，是否正确?敬请群贤推演作答。
二、刻本问题
说起来，《金瓶梅》的刻本，并不复杂，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一种，二十卷本绣像批评《金瓶梅》有两种(九行二十二字一种，十一行二十八字一种)。其中的问题，也不是没有。
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上有东吴弄珠客序一篇，写明序于万历丁巳季冬，丁巳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遂被称为“万历本”。
可是，明代人笔下的《金瓶梅》史料，提到刻本的人，除了叙者欣欣子，东吴弄珠客，以及廿公跋。其他只有《万历野获编》的沈德符，《天爵堂笔馀》的薛冈二人。
再另外呢，就是泰昌元年(1620)的《三遂平妖传》、天启二年(1622)的《韩湘子传》（渡韩昌黎)、崇祯二年的《幽怪诗谭》、崇祯初年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崇祯七年的《陶庵梦忆》、崇祯中末叶的《今古奇观序》。提及刻本的人，全在万历之后说的。
东吴弄珠客序于万历丁已冬的刻本，如流行于万历序刻的第二年，抵万历宴驾，尚有两年有半(按:明神宗崩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泰昌常洛登基于八月一日，九月一日崩)。
请问，《金瓶梅词话》如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就刻出发行了，何以无人在万历年间说到《金瓶梅》刻本?
十卷本《金瓶梅》词话，有一篇欣欣子叙，至今尚无人发现明代人说到欣欣子叙文的史料。何以明代无人提到欣欣子这篇叙文?
崇祯间薛冈提到的刻本《金瓶梅》“简端”的序是东吴弄珠客的叙文。显然的，薛冈见到的刻本是崇祯本。虽然，他文中说到二十年前，曾在友人“关西文吉士”处见到不全抄本。
万历二十九年中第选为庶吉士者，诚有“关西”三水人文在兹当选庶吉士。一般论者认为薛冈笔下的这位“文吉士”，当是文在兹无误。而我则独持异议。
我的理由是，薛冈的关西友人，是文翔凤，不是文在兹(文在兹是文翔风之叔)。在薛冈的文集笔下，只有文翔凤这位姓文的关西挚友，集中并无只字与文在兹往还记述。
文翔凤是万历三十八年(1600) 进士，因状元韩敬被人检举等问题，这 一未公布庶吉士。文翔凤到第二年秋后，始选任莱阳县令赴任。
窃以为薛冈笔下的“关西文吉士”，应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文翔凤。我的这一推想，若是事实，则薛冈之文吉士手中抄本，应是万历三十八、九年间，二十年后所见刻本，正是崇祯本梓行时日。
崇祯刻二十卷本《金瓶梅》，简端正是东吴弄珠客序。(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未公布所选庶吉士，文翔凤或在名内。
再者万历三十八年春，文翔凤中第，三十九年春夏间，尚未派官，尊其进士第为“吉士”，不无可能也。明代人称谓多以所忆之当年职司为称。以志其时。)
十卷本上的欣欣子叙，未书明写作年月。由于明代人的史料，竟无任何人说及，因而令人揣测多端，莫衷一是。
这一问题，极难有充分理由说他不是随同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同创作出的，请问，在明代人谈到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刻本的人，谁能肯定是那一位?
沈德符手中的抄本，如果《万历野获编》的话，全部可信，他的抄本是二十卷本。那“未几时而悬之国门”的是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吗?何以他说的“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话，竟然与传今的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不符呢?
为了沈德符的这句话，已浪费了不少人的精力在替沈氏寻“注脚”，我呢，还为了这句话写了一本书:《金瓶梅五十二回至五十八回之比勘与解说》(台北天一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印行)。
同时，还有专文《金瓶梅〉这五回》于《金瓶梅》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时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勘明沈氏说的这五回有陋儒补以入刻的情况，并不确实。
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并无沈氏说的这种情况，相反的，二十卷本的绣像批评《金瓶梅》之第五十三、四两回，则在这种“陋儒补以入刻”的情况。这两回是改写过的。
以上所述及的两种刻本，产生这种情事，不是极大的问题吗?我在二十二年第一开始进行研究时，就发现到一这问题，提出了《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话，前后自相矛盾，言之不实(此文作于一九七三年，集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出版之《金瓶梅探原》)。
至今、尚有人挑剔我写的这番话，后来，留美学人马泰来指出沈德符文中的丘志充，离京出守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实为泰昌元年)，当可认定《万历野获编》的这番话，写作时间，最极上限，也是万历四十八，下限则是丘志充犯法弃市的崇祯五年(1631)。
由此看来，则我于距今二十二年前指出沈氏在《万历野获编》中的这番话，其所以矛盾一再重出而不实，盖有所暗示也(见拙作《金瓶梅的幽隐探照》页119，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八年出版)。
上述的有关版本的问题，我推论的答案是:
（一）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于万历爷宾天之后，匆匆付刻。刻出于天启初年时，适巧遇上诏修《三朝要典》(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不敢发行(因第一回有刘邦宠戚夫人有废嫡立庶事)，遂焚书毁板。是以此本流传极少(今存世者仅三部，衬纸之二十三回乃废弃者)。
(二)追崇祯登基，魏阁已灭，二十卷本之批评《金瓶梅》、竟绘图增润。残缺者，若无十卷本故物可参考者，则补写之。
是以二十卷本问世，销路奇佳，遂有两种版型本刻出，又有挖刻评话体式者，盗板刷之，此即二十卷本之崇祯变乱十余年间，尚有多种刻本行世的基因。然否?敬请群贤推演作答。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乙 成书方面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也可分作两部分说：
一、最早传抄于世的时间。
《金瓶梅》之说最早传之于世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今尚未发现比袁中郎这封信更早的史料，不过《金瓶梅》的正式传抄，则在万历三十四年《觞政》问世之后。前面业已说明。但这时还只是不全的稿本。
二、最早传出有了全稿的时间。
(1)《金瓶梅》有了全编，是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记载的，这部《金瓶梅》抄本，似乎是全部。也许就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的那部缺五回的抄稿。
(2)其他，虽有几家说徐家有全本，王家有全部，刘家有全本。都是传说之辞、并无实证。
(3)如以史料判之，则《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或许在袁中郎作《觞政》时，就有了《金瓶梅》全稿了。否则，怎的敢将《金瓶梅》配《水浒传》写入酒令?还非要酒徒熟知此典不可?
三、《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1)一向的传说，是王世贞作。
这一传说问题，我同意吴晗先生的那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已将此说之谣诼批驳。
郑振铎的那篇《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说得更加清楚：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
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说在嘉靖间，不如说在万历间更合理些。”
我从事该书研究悠悠已逾二十载，却始终沿循普吴、郑这两位先贤的这两篇论文的指标，一步步向前发展着的。我只是在这条路上，发现了更多支持这两位的史料与问题而已。
(2)譬如郑先生的这一段话。
考据一事，应以“历史基础，社会因素，诂话方法”为最高原则。郑先生的这段话，便是以“历史基础”、“社会因素”为论点说的。
他下面说的一段“欣欣子叙”上的辞义诠释，便是“训诂方法”。怎能忽略历史基础、社会因素?
(3)再说，考据之学，还有个主要的理则，那就是“先破而后立”。
就像《金瓶梅》的王世贞作之说，嘉靖间大名士作之说。既有吴、郑两位先生批驳了“嘉靖作”的非是。
今者，吾侪若想重建《金瓶梅》乃嘉靖人作之说，就得先破了吴、郑之说。不然，如何在同一基地建筑之也?
(4)《金瓶梅》一书，至今尚无人发现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还有人论及《金瓶梅》一书的史料。
这一情事，持《金瓶梅》一书乃嘉靖间人作的，则缺乏“历史基础“矣!何况，十卷本中之凌云翼万历十六年还在官。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丙 作者问题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说来相当复杂。数年来，大家都在“猜谜”。被提出的作者名单，有人统计说，三十人也不止。真格是猗与盛哉!而我则响应黄霖的“屠隆”。
屠隆是前期抄本《金瓶梅》作者的判断，提出的史料，累积起字数来，定超出百万言。然而，我提出的意见，简要言之，不外以下数端。兹一一缕述如左:
屠隆是万历五年(丁丑科)进士，选颖上令再选青浦令。两任六年后选礼仪制司主事。屠氏爱诗酒，喜交游，遂与功臣之后西宁侯宋世恩结交，常在宋府饮酒赋诗为乐。双方认作通家之好。
屠氏在青浦令时，得罪时为举人的俞显卿，俞万历十一年中进士，选任刑部主事。
知屠在宋府往还甚密，遂以诗酒放浪为由，越位上劾，皇上始行交吏部查办。二人自辩书上，未待查报，皇上即下谕，屠、俞二人均除籍。西宁侯罚俸半年。
屠隆认为受到了不白之冤，到处写信向友朋呼冤。认为朝廷这样做，是“必除之而后快”，为什么?“斯其故不可知一已!”到了万历十七年间，还有一位太史王胤昌主动写信给屠氏，建议屠氏“宜如子长之报任安书，李陵之与苏属国，刳腹肠于纸上，写涕泪于毫端。”
可以想知屠隆的罢官，并非只是为了俞显卿的参劾。屠氏的文友吴稼嶝在《玄芦副草》诗集中，有一首写屠隆的五言长句，其中有句云:“君昔游京华，秉礼兼称诗。侯王及庶士，交结篾等夷。觚爵饮无算，藻翰纵横飞。谣诼一兴妒，深宫摈蛾眉。”
此诗作于万历二十年前后，诗句业已说明了屠之罢官，乃得罪了万历宠妃郑氏。这时，尚未发生群臣要求皇上立储的事。
这是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可是皇长子常洛，已于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出生。这时，屠氏在青浦令任上，一时兴奋，拟作了“贺皇长子诞生”文四篇(其他三篇贺皇上及两宫太后)。不知皇上不喜此一宫女诞生此子。
俞显卿的参劾事一发，自然扯出了屠氏的这四篇为皇长子诞生的贺词，还触怒了皇上及宠妃郑氏。可以据此推想，屠隆罢官，乃“深宫摈蛾眉”。
屠氏在不少书牍中说他罪在“雕虫一技”，自是指的这四篇文章，遗言中的“平生一罪多言多语”，想必也是指的这件事。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说:“譬之候虫，时未至面喑喑无声，时至而嘒嘒不已。”
在万历二十二、三年间，正是群臣疏请立太子一再延宕的高潮时期，万历二十二年准许太子出阁讲学胥教。严冬日月，竟在天微明上课，且连火炉也不为之备(朱国祯曾将这事写在《涌幢小品》中)。
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首见《金瓶梅》抄本，非正其时乎?屠隆于斯时传出《金瓶梅》稿，嘒嘒之鸣，正其时也，从屠氏死时留下遗言中的“鸿苞等篇，尽付一炬”一语视之。
这假名“鸿苞等篇”的《金瓶梅》二十篇，可能家人已遵嘱烧去了。屠氏早期传出的《金瓶梅》不是今见的《金瓶梅》，不但袁氏的这句，“胜枚生七发多矣”可证，欣欣子的叙言，更其堪证。
请看欣欣子叙中的小说情节，“如离别之机，将生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倾，所不能脱也。”
今见之《金瓶梅》，悉无此所论情节，欣欣子必是兰陵笑笑生之至友也。郑闰先生拈出屠本畯剧作《饮中八仙记》有一句家门“家住洗墨溪畔明贤里”，判断欣欣子是屠本畯。
我同意。从上述史料看，《金瓶梅》作者应具备的各种条件，有谁比得上屠隆?别头巾文，都不必说进来了。
敬请群贤推演作答。
《金瓶梅札记》
文章作者单位：（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载于《金瓶梅研究（第五辑）》，辽沈书社，1994年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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