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27日，许德珩写给蔡元培先生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与蔡元培先生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信的全文如下：
孑师钧鉴不聆教诲半年有余，瞻仰之怀无时或释。珩于本月13日上课归来，被平当局非礼逮捕。事前并无任何通知于学校当局。事后询问缘由，仅知是“九一八”事变后常作公开讲演之故，并无其他罪名，逮捕时，寓中横被搜查，损失中、西文书籍、译稿、著稿甚多。课余成绩丧失过半。此种举动昔日北洋军阀不忍为之，而乃见之于今日，殊令人具无穷之感也。珩现虽出狱，然精神甚苦闷，多承先生关怀，感惭交并。然此乃今日中国社会之整个的问题，非个人的问题也，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狱中尚有１４岁小学生，十六七岁中学生，状至可怜。谁无子女？谁无弟兄？而乃不为社会爱惜人如此，可为痛哭者也。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学生为一愤世嫉俗者，只求问心得过，虽受任何处罚无怨也。现仍留乎，母校教职本拟辞去而梦麟先生又不许可，只好以后再说。先生近来安好否？夫人想常康健，深用为念。专此敬叩
双安并祝
年禧
学生许德珩谨启
君展附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七
许德珩与蔡元培先生的交往是从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的。蔡元培先生任职以前的北京大学，很多学生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无意在学术上有所作为。部分富豪子弟甚至带听差上课。蔡元培先生来到北大以后，针对这种腐败现象提出了：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治学方向，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即“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先生聘请了一些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先驱的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来校执教，大胆启用了胡适、马叙伦、李四光等当时年仅二三十岁的、学有所长的青年担任教授。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一批以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空气为目的的社团，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纷纷成立。蔡元培先生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北京大学一扫封建学堂的陈腐习气，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反帝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先生的这些作为，使许德珩深为敬佩。
蔡元培先生对于学生生活中的困难经常设法解决。许德珩家中兄弟姊妹８人，全家依靠他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为生。家中无力供给他上大学，出于无奈，祖父只好找到蔡校长，请他设法以帮助。蔡校长在对他进行了英文笔译能力考核之后，把他推荐到国史编纂处，使他获得了一份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翻译的工作，月薪十块银元。这使得许德珩不仅学业得以继续，每月还可把节省下的数元钱寄给他的母亲，以补贴家用。一位著名的学者、校长，对于处在困难之中的穷苦学生援人以手，鼎力相助，给了许德珩莫大的鼓舞。
蔡元培先生对于“五四运动”也是大力支持的。1918年暑假，由北平各校学生组织的学生救国会委派祖父和易克嶷二人为代表，南下联络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以获得各界对北平反帝反封建爱国学生运动的广泛支持。在他们出发之前，蔡元培先生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从而使他们受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廖仲恺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吴稚晖、朱执信、戴季陶和蒋介石等人的接见和支持。1919年5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把中国的主权及领土拱手让给日本。蔡元培先生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将其透露给许德珩，并同意北大及北平各高等学校学生于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共商大计，以迫使在外交上失败并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蔡元培先生指示校方提供纸张，以供许德珩书写《五四宣言》使用。
5月4日，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爆发了。这场由进步学生发起的，有工人、市民、商人参加的运动，彻底动摇了当时反动政府的统治。李大钊先生对“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4日当天，许德珩与其他30名爱国学生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蔡元培先生不顾反动当局“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等恐吓，以校长的身份全力营救被捕的学生。他表示愿对学生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面临倒阁危险的段祺瑞反动政府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的学生、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校园里亲自欢迎被捕的学生出狱。他本人因此而被迫辞职。在他的辞职信中，他公开表明了对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态度：“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
“五四运动”后，许德珩从上海启程赴法国，开始了７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在此期间，他与蔡元培先生两人过从甚密。蔡元培先生赴法国考察教育时，许德珩曾为之在巴黎寻找住所，并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内的革命形势。1922年，许德珩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涂尔干所著的《社会学方法论》。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此书作序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4月，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在巴黎成婚，蔡元培先生及夫人恩允为其证婚并亲赠贺词。1926年底，许德珩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意欲回国教书，并特别向往当时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市。蔡元培先生知道后，亲自致函广州中山大学，予以推荐。
1927年初，许德珩回到祖国以后，即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而后又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1932年12月13日，许德珩被北平反动当局非法逮捕。在狱中，许德珩怒斥对外出卖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当局，义正辞严地说：“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爱国无罪，你们要向我赔罪。”
消息传出后，蔡元培先生与宋庆龄女士、杨杏佛先生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及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云：“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而后，杨杏佛先生又代表人权保障同盟，亲自到北平营救许德珩出狱。
许德珩出狱后，出于对当时的反动政府镇压抗日爱国教授、学生的行径的义愤和对蔡元培先生等人的感激，给蔡元培先生写了上面这封信。请蔡元培先生以长者的地位，为爱国民众的民权及言论自由予以呼吁和保障。不久以后，蔡元培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名义招待中外记者，为保存民族元气，保障民权而奋力疾呼，不遗余力。
许德珩常常对人说，在他接触的历史人物中，最令人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他是永远向前的人物，其次是蔡元培校长，他们是青年的表率，是我们永远敬佩的长者。许德珩在北京大学——他的母校90周年校庆时，欣然命笔题写了：“科学园地，民主先锋”8个字。这不仅是对北京大学光荣历史的赞誉，也是对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开展及民主与科学在北大的兴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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