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闯关东与走西口有什么不同的呢？除了时间的早与晚、禁令的严与不严，二者的区别还在于一个是为了发展东北人口，一个是为了用西北之地给列强赔款。在这种不同中，如果它们能给人们相同的启示，那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人能把某一块地方圈成自己的，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也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而在本来能够农耕的土地上，只有让农耕的百姓把家园像钉子一样钉进泥土，才可能真正守住祖国的疆域，让祖国山河永固。
我们更愿意在两者的相同中来寻找不同，这样，不同才能给人更多的启示。
相同的是，走西口与闯关东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口大迁移事件，都是清朝政府把口外或者是关外的闲置土地开放，让口内或者是关内的人们去那里种地谋生。
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历史定义：
走西口：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来，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
闯关东也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广义是指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狭义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关内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在这里，除了西口的狭义和广义，其实也可以把“走西口”定义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即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走西口是广义的，把清之后的走西口看作是狭义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历史事件放在清朝一个朝代，进而找到它们背后的不同。这就是说，走西口与闯关东的又有了一个相同，它们基本上都发生在清朝，或者形成高潮的部分都在清朝。
走西口源于山西等地的人口增长，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于是成千上万的口内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闯关东源于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破产农民不顾清朝政府禁关禁令，成千上万的人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应该看到，不管是“走”还是“闯”这中间都有清朝政府的禁令。
走西口的禁令在哪里呢？即明朝时，明军为了防范蒙古军队的入侵，从今天山西至陕北一线又修了一道长城，并在每年冬天在长城以外50里的地方进行全面的烧荒，为的就是让蒙古骑兵到这里时，人困马乏，而马匹又找不到草吃，于是就不战而退了。这些烧荒的地带因为不种庄稼，肥得流油，又被一年年、一岁岁地烧黑了，在当时被称为“黑界地”。
到了清朝的时候，统治者便把这个地理利用了起来，为了就是防止蒙古人与汉人的接触，这50里宽的地带长达2000里，就成了一个“隔离带”，清朝政府不允许蒙古人南来越过“隔离带”与汉人往来，更不允许汉人北去越过“隔离带”与蒙古人发生关系。这就让“隔离带”的土地被闲置着，康熙第三次出征噶尔丹时（1697年），路过今鄂尔多斯，当地的蒙古官员向他报告说，“隔离带”的土地闲着，还不如让汉人来种，蒙古人从中收些租子，捐给朝廷。康熙表面上是答应了，但还是没有放开，仅允许汉人在“隔离带”种地，不得越过“隔离带”，因为“隔离带”的土地有些地方排碱不良，种地时间一长，就有了白花花的碱渍，所以“黑界地”也便成了“白界地”。
这就是说，最初的狭义上的走西口只是走至长城以外50里的“隔离带”种地。至于广义上的，它应该不限于明朝，和闯关东的人口流动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一样，西口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一直都在走，在没有长城的时候人们就在走，走的是南北的互动，秦汉时期有了长城，才有了所谓的“口”，汉代，汉武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有名的汉外长城，分布在今内蒙古西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由东、西两段连接而成，东段称“光禄塞”或“塞外列城”，西段称“居延塞”，早就将“黑界地”或“白界地”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所以，那个时候人们来到“黑界地”、“白界地”甚至及其以远的地方，根本就是存在“口”的问题。所谓“西口”不过是明代防御能力减弱之下的一个新名词，但“走”的过程在历史上光明正大的存在。清朝政府的禁令让历史在这里很“退缩”。
和西口一样的是关东也有清朝政府的禁令，但在相同的禁令里，走西口与闯关东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努尔哈赤于1588年统一东北地区，建立了八旗制度，在蒙文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布满文，导致关外文化和关内文化的差异加大，而为把这个地方变成自己的私留地，随后的清政府以“禁垦政策”限制汉人出关。
怎么限呢？除了禁令还要修“长城”，把它围起来、圈起来。“长城”是什么呢？柳条边！是指清政府17世纪后半期，于东北兴建的堤防壕沟，因为是在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上植柳条，谓之柳条边，又名条子边，或称盛京边墙。
柳条边为宽、高均为一米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柳条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内二尺，外露四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称之为“插柳结绳”，外侧挖一条宽8尺，底宽5尺，深8尺，其横断面为倒梯形的壕沟，壕沟与土堤并行。
柳条边分为东、西、北三段：东段为清初修建，初因是朝鲜人时常到宽甸等地采挖人参、山货等土特产，与当地居民经常发生纠纷，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下令修缮了凤凰城到碱厂一段边墙。西段修建起于顺治五年（1648年），为的是划分蒙古游牧区和农耕界线，边外为蒙古牧民的游牧区，边内为盛京辖区，包括盛京皇宫和清朝祖坟永陵。北段修建起于康熙九年（1670年），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吉林长白山的“参山珠河之利”不被破坏，并规定：在长白山禁地内捕蛤蜊、捉水獭、采蜂蜜、挖人参，为首者枷两月，鞭一百。
柳条边 呈“人”字形横亘在东北平原上，撇捺交点位于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北的威远堡镇。从威远堡镇向北至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东亮子山，作为“人”字的一竖（为北段）；从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构成“人”字的一撇（为西段）；由威远堡向东南至海边，构成“人”字的一捺（为东段）。东段和西段将整个辽河平原包括在内，全长达1900多公里，北段全长690公里，总计2600公里左右。
如今看来，柳条边不似前代长城，没有凭险而设的坚固工程，也没有军事意义，边门只是稽查收税的封建关卡，同时又是联系广大东北地区的交通孔道，实质只是一条标示禁区的界线。但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修这么个东西呢？名义上是保护清王朝的“龙兴重地”，实际上是为自己留退路——清朝统治者看到，元朝政权灭亡后，因为掌握了蒙古草原，元顺帝一路北上建立了北元，躲开了被灭族的风险，而若满清也有这么一天，他们会逃到哪里去呢，答案理所当然地成了东北。
为了保护自己的这条“退路”，清朝政府在修墙的同时，对边内时开时禁。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这时关内开始有流民陆续地继而成批地迁来，在边内开荒占草，让“退路”的处女地有了更多的人烟。但是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政府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关东实行禁封政策。这种闭关自守意识到了乾隆时期得到了更严厉的封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晓谕军机大臣等“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其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严禁，使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萎靡不振。甚至在这一过程中间，因为没有足够的百姓补充东北驻军的兵源，在面对他国入侵时，不得不丢掉外东北等地的大好河山。也就是说，在真正的闯关东之前，东北地广人稀，时常受到沙皇和日本势力的侵扰。
这就是走西口与闯关东的最大不同，体现在禁得严与禁得不太严之间，一个的土地是统治者用来防范他族的，一个的土地是统治者留给自己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狭义上的走西口与狭义上的闯关东早出了很多时间。但它们相同却是最后二者都让统治者最终不得不放弃禁令，让百姓扩充到空地上发展经济，为政府提供税收。
众所周知的是，从1840年起，爆发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不逐渐放弃封禁的政策，允许以华北地区为主百姓出山海关，向东北移民实边。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因为还不起对各国赔款9.8亿两白银，也将走西口推向了一个真正的高潮，1903年8月，又授贻谷为绥远城将军，在绥远城设立垦务大臣行辕和督办蒙旗垦务总办，在丰镇设丰宁垦务局，在张家口设察哈尔左翼垦务总局，在包头设西盟垦务总局，全面放垦蒙地，不但让汉族人越过“隔离带”种植，对蒙旗软硬兼施，文武并用，把蒙古人手中能收来的土地全都收了回来，为朝廷创收。
除了时间的早与晚、禁令的严与不严，二者的区别还在于一个是为了发展东北人口，一个是为了用西北之地给列强赔款。在这种不同中，如果它们能给人们相同的启示，那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人能把某一块地方圈成自己的，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也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而在本来能够农耕的土地上，只有让农耕的百姓把家园像钉子一样钉进泥土，才可能真正守住祖国的疆域，让祖国山河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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