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新听讲百家讲坛，易中天老师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里边儿讲到了韩非子讲到的一个故事和道理：地主给农田里做活的长工送饭和饮用水，力图达到他们满意，让他们吃好喝好。当然，目的在于让他们做好农活、伺候好庄稼，以便地主有更多更好的收成，经济上更合算。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在高玉宝的演绎下就成了地主老财“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然后带动真鸡真叫，把农民欺骗并暴力驱赶下地。然后，还不给他们吃饱、更谈不上吃好。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自己经济上更划算的目的。这就让人感到非常奇怪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角色，同样的耕作方式，同样的目的，但是却采用了安全不同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操作方式，真的都能达到目的吗？ 在经济上更合算？ 肯定不是。一方对则另一方必然是错的！那么，哪种更可信呢？
我宁可相信韩非子说的是真的。因为，一是，经典更具有真理性。二是韩说更符合人之常情，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农田里的工作，其实都是良心活儿，人做多做少想要监工、量化是很难的，把庄稼伺候的到位不到位，秋后算账时，才能以收成多寡来论定。加上看天吃饭等等因素，对于农田劳作者的工作，要想考核、量化，确定质量是无从谈起的。在集体所有制，吃大锅饭那个年代，为什么鸡多不下蛋、人多瞎裹乱？就是因为，那不是为自己家种地，是为别人劳动，没有人认真对待。但是，无论是生产队长还是上级派来的官员，都没办法量化考核农民的劳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劳动没质量，收成没着落；农民常年不得温饱。但是，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农民，同样的工作，分田到户（ 联产成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上3、4年， 不但能吃饱饭，而且出现了卖粮难（ 粮食多到卖不出去）。
同一件事，同一生活场景，在后来的《闯关东》电视剧当中又出现了。作为山东逃难农民的主人公，发家致富后做了地主，雇了长工耕作农田，他的做法是和韩非子讲的做法相一致。
我之所以更加相信韩非子和《闯关东》说的是真的。这里边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家祖上的例子。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写到了我们家祖上的许多事情。我祖父兄弟二人开中药铺发家以后也广置田产，成了村里的富户儿，也雇佣长工、短工来耕田种地。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嫁进门来的女人很受歧视和虐待。我老奶奶、我爷爷的亲妈虐待儿媳，不给他们吃饱，到晚上那一顿是没有饭吃的。于是，我的爷爷是负责给长工们送饭的人，总是在回程的路上，从开着的窗子往自己女人等着的屋里丢两个饼子（几种粮食混合制成的主食、类似馒头之类的东西），给自己的女人吃。在我有一次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的伯父伯母在闲扯篇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往事。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事。因为他们不必要对我说慌，他没有通过编造这种谎话要实现的目的：有什么道理编一套谎话来欺骗自己的儿孙呢？没有任何目的性前提下讲述的东西真实性可靠度更高！
人情道理上也比高玉宝的故事更能说得通。“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 对待给自己家工作的长工，就有点儿像现在城市里对待雇到家里来伺候老人的保姆一个道理啊！一定是尽可能的人性化，尽很能地对人家加关照，尽可能达到人家的满意……目的无非是像韩非子说的道理：感动人家，让人家认真地做活路， 把咱家老人伺候、照顾好；让长工把庄稼伺候好，以便获得好收成，这是符合一般常理，符合事情本来面目真相的。
如果上述我们讲述分析的这些道理能够成立，那么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所描述的过程和场景就不是真实存在的！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增多；随着对历史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我对那个故事越来越反感。因为如果是读书人、有钱人比穷困人群更能代表中华民族形象，那么把“周扒皮”的人性描写成那么丑陋，中华民族的脸面何在？我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不合人情世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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