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李四光卧病在床，一个陌生人冒雨来看他：我是周恩来！
1944年对李四光来说，是非常不顺的一年。
这年8月，日军进攻广西，李四光被迫把地质研究所从桂林搬到贵阳，又辗转搬到重庆，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一路颠簸，健康状况变得更差。
到重庆后，蒋介石如获至宝，他对李四光一直极为欣赏，在南京的时候就想拉拢李四光装门面，但李四光从来不为他站台。这次听说李四光主动到了重庆，喜不自胜，立即请李四光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李四光想也不想，一口回绝。
蒋介石不死心，又指使宋子文出面拉拢。宋子文知道李四光曾留学英国，在那里做过多年研究，在英国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很高的声望，于是请他出任驻英大使。
对宋子文，李四光也没给什么好脸色，他说：“我是和石头打交道的，没有外交才能。”
蒋介石经常举办学术界的宴会，从来都把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留给李四光，但巧的是，每次宴会都碰上李四光外出考察，他从来没有出席过。
李四光这样“不识抬举”、不给面子，接连得罪了蒋介石和宋子文这两大权贵，李四光知道接下来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但对科学的热情使得他根本没工夫考虑这些，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科研和教学上。
8月，号称“火炉”的重庆炙热难耐，李四光每天的时间安排也变得单调起来，他每天早上先把夫人安顿好，最近一段时间夫人身体不好，已经卧病在床很久了，他把夫人一天的食物准备好，然后急急赶到重庆大学上课，下午再到地质所继续他的研究工作，晚上回到家，除了照顾病妻和安排家务外，还要熬夜到很晚撰写他的专著《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
过度的劳累、对时局的忧心、原来就不太好的身体使李四光感到身心疲惫，有一天上午，当他照常去重庆大学教书时，感觉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一头载倒在路边。
经过医生抢救，李四光才慢慢苏醒过来。他患的是心绞痛，医生告诫他不可以吸烟，不可以着急上火，必须卧床静养，不能继续工作。
李夫人看到李四光病倒，一急之下，血压升高，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夫妇两人同时患病，女儿又不在身边，能够照顾他们的只有李四光的学生了。
李四光躺在床上，看着虚弱的夫人，想着日益严重的时局，忧心中国的命运，更担心他这些年轻有为却不谙世事的学生，自己又不能照常工作……重庆的夏天闷热多雨，李四光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沉闷憋气。
李四光本来要在即将召开的地质年会上发表新论文《中韩沿海之陷落与大陆破裂》，如今不能正常写作，他只能躺在床上口述，请他的学生帮他整理成文。
夜深了，窗外风雨如骤，李四光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雨声，长叹一声，不觉吟出：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这时有人敲门，李四光开门一看，两个年轻人先进来，后来跟着一个中年人。两个年轻人殷勤地向李四光问好，后面的中年人脱掉雨衣，握着李四光的手，热情地问候：“李先生近来好些吗？”
李四光看着这个中年人，听他口音似乎是江苏一带人，浓浓的眉毛，双目炯炯有神，似乎是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中年人自己介绍道：我是周恩来！
李四光顿时呆住了，他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会亲自来看他！
周恩来坐到李四光的床边，说：“刚才在《新华日报》社，听到教育界一位朋友说，李先生和夫人正在患病，顺便来看看你们。”
李四光原来并不叫李四光，他的本名叫李仲揆，父亲是黄冈一名落魄秀才。
他在14岁时听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省城开办高等小学堂，吃住免费，就去投考。张之洞是开明官僚，深得慈禧太后宠信，是著名的洋务派。
李仲揆借了路费来到省城武昌，投考高等小学堂，买了报名表坐下来就填，也许是一时紧张，也许是一时兴奋，在姓名一栏写了个“十四”，把年龄当名字填上了。
填错了表的李仲揆心想坏了，手心都出了汗。
但他实在不舍得花钱再买报名表，思索片刻，他提起笔来，把“十字”添上几笔，变成了“李”，“十四”就变成了“李四”，但总不能叫“李四”吧，多难听啊。于是，受“光被四表”的启发，他又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光”字，就这样，14岁的李仲揆就变成了李四光。
以后名震中外的大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此诞生了。
李四光是典型的学霸，又勤奋又努力，而且还有才，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这样的人才老天爷是不可能不垂青的，于是，他得到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
李四光选的专业是造船，因为十年前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就是败在日军的联合舰队手中，才导致了丧权辱国的“马头条约”——李四光当时认为，船造好了，国家就富强了。
在日本，他不仅结识了孙中山，还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
1905年8月20日，李四光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孙中山对他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在日本一待就是六年，回国后，回到武昌当老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建立，李四光因为是同盟会会员，又在日本学习了六年实业，因此被任命为实业部长。
这一年李四光22岁。
年轻的李四光当上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之后，雄心勃勃，制定了发展实业的“一揽子计划”，还陪同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武汉三地视察。
但好景不长，孙中山为实现当初的约定，在清帝退位之后，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失望之余的李四光也跟着辞职，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官费深造。
这一次，李四光选了地质专业，经过前段时间的挫折，他明白，造船救不了中国，“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在英国，李四光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只要有空，就骑着这辆旧摩托车到野外进行地质考察。有一次，李四光连人带车摔到山沟里，他爬起来一看，人和车都没事，立即高兴起来，又骑上车上路了。
这一次，李四光继续他的学霸之路，甚至深入到矿工里，下到暗无天日的矿井中了解实际地质问题，腿生了疖子也不肯去医院，最后疖子严重了，李四光为省钱就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用消过毒的剃须刀片把疖子剜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打麻醉药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一旁协助的好友丁西林看得目瞪口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学霸李四光获得硕士学位，他谢绝了导师留校深造读博的美意，毅然回国。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期间，接到老友蔡元培的来信，邀他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
在北大期间，为弄清中国煤矿的分布情况，李四光开始深入研究“蜓科”。
所谓蜓科，就是一种微古生物，状如纺锤，在中国古汉语中，“筳”就是纺锤的意思。李四光别出心裁地用了“蜓”这个词，既有“筳”的意思，又加了虫字旁，代表这是一种远古的微生物。
这种东西非常微小，要看清它的结构，必须把化石磨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李四光就这样日复一日磨片和观察不同化石中的“蜓科”，根据“蜓科”内部不同结构的蜂窝状排列的小格子，来判断它们的进化阶段，进而判断化石层所处的年代，考察这些岩层的分布趋势，最终得出煤矿分布的规律。
最终，李四光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北部之蜓科》，这一论文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中国北部石炭纪含煤地层划分问题，对世界各地的地层划分也有重大影响。
同样是因为这篇论文，李四光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学位。
很多欧美地质学家在中国考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冰川。
所谓冰川，就是指距今二三百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并没有发生在中国，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找到任何冰川遗迹。
但李四光对这个结论非常怀疑，因为他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一些遗迹，应该是“冰河世纪”留下来的，这些遗迹分布非常广泛，从太行山到庐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他收集了很多冰川条痕石。
但他把这些冰川条痕石拿给欧美专家看时，得到的却是轻描淡写地回复：李希霍芬是德国有名的地质专家，在中国做了30多年考察，都没有发现冰川……
李四光强忍着不快耐心地把条痕石拿给他解释，结果此人不耐烦地说：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发现！
李四光一听，二话不说，抱着条痕石出了门，他要证明冰川在中国的存在，要证明外国人的东西不见得全是对的，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1922年，李四光的论文《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在伦敦发表。
随后，李四光带领他的学生无数次长途跋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寻找和研究冰川遗迹。
后来，在其他科学家的协助下，李四光邀请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到庐山参加冰川遗迹研讨会。
李四光带领大家登上小天池，对外国专家说：“先生们，请看冰川流动造成的U型谷。”
尽管证据就在眼前，很多外国专家睁眼说瞎说，就是不肯承认冰川作用的存在。李四光对他们的质疑做了解释，令对方哑口无言，但他们就是不承认李四光的正确性。
有些有良知的外国学者悄悄对李四光说：“这在我们国家，就是冰川的遗迹。”
有位坚持中国无冰川论的学者，拿到了李四光的研究成果，跑去西康找到了一些冰川遗迹，就著书立说，硬说他在中国发现了冰川遗迹——结果在学术界大丢其脸，因为大家已经公认中国最早发现冰川遗迹的正是中国人李四光！
李四光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自从在重庆周恩来深夜来访之后，他就一直心系即将成立的新中国。
有一次在南京，纪念蔡元培诞辰的报告会上，李四光正在做报告，突然间只听“咔嚓”一声，坐在前排的一位权贵“噗通”一声倒在地上，原来他坐的椅子散架了。
李四光一看，摔倒在地的正是蒋介石的亲信、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和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李四光即兴发挥，大声讲道：
“比如现在，一把椅子坏了，摔下去一个人，这是椅子发生了变化，我们就要研究这把椅子的种种条件。这就是因为椅子已经腐朽了，再加上人的压力，它就非垮不可！”
在场所有人都听出来了，他表面上说的是椅子，实际上却指的是蒋家王朝！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朱家骅命令地质研究所迁到台湾，地质所代理所长俞建章电报请示李四光的意见（当时李四光已经在英国），李四光立即回电说：“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
在随后“详函告”的信中，李四光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新中国，把地质所的仪器和资料都搬到地下室妥善保存，并非常周到地叮嘱大家：“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李四光是应邀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的，他于12月和夫人一起达到英国，当时他们的女儿正在李四光的母亲伯明翰大学读书，这样一家人可以久别重逢。
不久，在中国留英学生总会举行的年会上，李四光再次当众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向往：“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在此期间，李四光又获得一件殊荣，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但这同回归新中国比起来，对李四光来说都是小事。
其实半年前的4月份，周恩来就托郭沫若带给李四光一封信，希望他早日回国，可惜当时受战争的影响，从欧洲到中国的船票必须提前一年购买，导致李四光回国的计划不得不延后。
正在李四光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一个老友的来电顿时让他感到深陷危险之中。
本来李四光已经做好准备接受新中国的政协委员职务，但他的老朋友凌叔华和陈源夫妇给他打电话，说是他们得到消息，如果李四光接受政协委员一职，国民党驻英大使馆就要扣留他，他必须公开声明拒绝和新中国合作。
面对可能到来的危险，李四光并没有慌张，为了迷惑敌人，他决定一个人先离开英国，临走之前，他给驻英大使郑天锡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立场，并奉劝郑天锡也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李四光刚走，国民党的人也到了，他们给李四光送来5000美元。李四光夫人拒绝接受这些钱，并把李四光的信交给他们。
李四光到达欧洲大陆之后，立即写信给妻女，通知他们到巴赛尔会合，巴赛尔位于法、德、瑞三国交界，是瑞士第三大城市。
李四光一家人在巴赛尔会合之后，辗转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最后从热那亚上船，踏上归国之路。
李四光回国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饭店来看他，两人久别重逢，都十分高兴，尤其是李四光为周恩来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望极为感激。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地质之光》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过了几天，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也来看他。
更令他兴奋的是，在一个中南海举行的石油工作研讨会上，李四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当他握住毛泽东这双扭转乾坤的大手时，顿时热泪充满了眼睛！
这次会议是讨论中国天然石油的前景，因为“一五计划”已经展开，石油工业在“一五计划”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这是当时能够开采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
在周恩来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中国的石油短缺情况之后，毛泽东说：“现在就要认真研究一下：天然石油的远景在我们这里到底怎样？”
毛泽东话音刚落，李四光马上说：“主席！总理！我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
毛泽东问他：“外国的学者，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学者，多少年来，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而我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李四光胸有成竹地说：“我认为，外国人的那套理论在我们这里可以搁起。”然后，他详细解释为什么那套理论站不住脚，他说，石油有无，不在于海相、陆相，而在于有无生油和储油的条件。
最后，他拿出自己绘制的草图，告诉领导人们：在新华夏系的沉降带，有良好的储油远景！
在李四光的指导下，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在1956年铺开，一支支石油勘探队奔赴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柴达木盆地，基本方向是：从东北平原，经渤海湾，再到华北平原，往南到江汉平原和西湖盆地……
李四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得不到大连、青岛和杭州休养。
在此期间，他接到学生送来的考察报告，在一些勘察目的地的地层中，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储油区，李四光激动得老泪纵横。
在这段他休养的过程中，周恩来四次前来探视，并提到了他的入党问题。
1958年12月，经何长工和张劲夫介绍，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9月，松辽平原传来捷报，第一口探井大量出油！消息传出，整个中国变成欢乐的海洋！李四光在他的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中国的石油工业正式起步，解放前中国只有玉门油田这个影响有限的油田，如今，一切都被颠覆了。
松辽平原的这个油田就是大庆油田。
再后来，胜利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华北油田相继被开发，中国贫油论的帽子被李四光和他的同事们彻底扔进了太平洋。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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