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法和求法高僧与佛经翻译

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据佛教传说,汉明帝夜梦神人,便派人到西方去寻访。派去的使者在大月氏请回了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译出了《四十二章经》。

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1)

白马寺 | 汉明帝所立

汉明帝藏《四十二章经》于朝廷专藏图书的兰台之中,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建白马寺。《四十二章经》由42段不长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阐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短促,世界变化无常,只有抓紧修道,抛弃各种欲念,才能求得解脱,获取阿罗汉道。

从内容上看,《四十二章经》神话成份较多,说法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但它还是标志着佛、法、僧的初步完备。

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汉献帝(公元189—220年)的40多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经为54部,74卷,知名的译者为6人;唐《开元释教录》勘定为192部,395卷,译者为12人。译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

安世高,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父死,他让位于叔,出家为僧,游历西域各国。汉桓帝初年,世高进入内地,在洛阳从事译经,以后的20余年中,共译出佛经34部、40卷(《开元录》订正为95部,115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等。《高僧传》评其所译为“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

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2)

安世高大师

安世高系统地介绍了早期的小乖思想,晋释道安评论说,安世高“博学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所谓“禅数”之禅,即是禅定;所谓“数”,指用四谛、五阴、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从佛典的文体上说,属于“阿毗昙”,通过它使人能够懂得佛教的道理,称之为“慧”。

其实,“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数息观”,也就是意指呼吸的“安般守意”,这种修禅方法与中国仙家方术的呼吸吐纳、食气守一的养生之道颇为相似。

它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出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至静的境界,因之可以导致“制天地、住寿命”,“存亡自由”。安世高的“数”学,即指佛教教理,集中反映在《阴持入经》上。

“阴持入”亦称佛教三科,新译作蕴、处、界。它着重讲人生和世界之所以存在及其本质。它把人的世俗观念,说成是苦的远因,把人的食与性,看作是苦的近因。它认为只有通过禁欲主义的途径,才能达到出世的目的。

安世高所介绍的教理,在汉魏两晋都有影响。当时临淮(今江苏盱眙县)人严佛调撰《沙弥十慧章句》,发挥安世高的学说;三国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随学,并与陈慧共注《安般守意经》;晋僧道发,为大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等经作序作注;东晋名士谢敷也曾为《安般守意》作序。可见安世高的译籍,影响广泛,流传时间也长。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月支人,桓帝末年游于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公元178—179年)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

晋支敏度在《合首楞严经纪》中称其“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他是在中国第一个翻译和传布大乖佛教般若学理论的僧人。《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相当于唐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第四会。

支谶在翻译中,把“真如”译为“本无”、“自然”、“璞”等,与《老子》的概念极为相近。《道行般若经》在陈述“缘起性空”时,强调相对主义的方法,又与《庄子》相通,它把“性空”视作绝对真理,又把“缘起”当作“性空”的表现与展开,从而导向了拆衷主义的双重真理标准。

《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都是讲大乖禅法的。其中讲到的禅定,在于用幻想示现种种境界,证明行者有超人的神通,因而能激励精进,超度众生。支谶还特别宣扬,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便可以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中国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对《般若》的讲习都有相当的开展。释朱士行有感于《小品般若》文句艰涩,难以理解,于公元260的(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亦称《大品般若》),胡本,后遣弟子送回洛阳,在公元291年(晋惠帝元康元年)由竺叔兰、无罗叉等译为《放光般若经》28卷。见于僧传的译者,则有沙门昙柯迦罗昙帝、康僧铠等。

昙柯迦罗系是印度人,于公元249~254年(魏嘉平年间)至洛阳从事译经工作,《高僧本传》记:“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楚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吴都建业的般若学,较之洛阳更加发达。支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人物。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原籍月支,其祖在汉灵帝时归汉,本人曾师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学,“备通六国言”,有相当高的汉文水平,被孙权拜为博士。

在吴30余年间,支谦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等大小乖经典36部、48卷。《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的改译本,此处之“大明”就是“般若”的意译,“无极”则是对“大明度”威力无限的形容。

《维摩诘经》同《般若》的空观思想相通,对小乖出世苦行主义有所批评,它认为,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只要证得佛教义理,居士也能超凡脱俗,并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中,也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此经在西晋时还有竺法护、竺叔兰的两个异译本,至姚秦鸠摩罗什、唐玄奘也有重译本。

支谦还有一些异译也很在影响,其中《太子瑞应本起经》是康孟详、竺大力于汉末所译《修行本起经》的异译,是讲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对促进文学的发展发生过作用。

支谦还改定过维祗难、竺将炎合译的《法句经》,因他的改定,这部带有入门性质的佛典更归于系统的概括,更便于流广。支谦深谙文辞音律,据说他曾根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应该说,三国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斯。

吴地另外一个佛教传播者是康僧会(?—280年),他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因父母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父母双亡,遂出家。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公元247年(赤乌十年)至建业,劝说孙权修“建初寺”,是为江南有寺之始。

《出三藏记集》录有康僧会译经2部,14卷。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六度集经》,共8卷,按大乘菩萨“六度”分为6章,编译各种佛经共91篇。

其旨意主要在于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他把孟子的“仁道”作为“三界上宝”,要求“王治以仁,化民以恕”,体现了他所谓“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观点,为儒释结合开辟了路径。

西晋皇祚历史不长,只有52年(公元265—316年),但所译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却是值得重视的。现存几个经录所载数字很不一致,取《开元释教录》卷二所记,为333部,590卷。

西晋的佛经翻译主要在洛阳和长安等地进行,著名的译者有月支后裔竺法护、印度后裔竺叔兰和汉僧白法祖、居士聂承远和聂道真父子,还有于阗人无罗叉(无叉罗)、西域人疆梁娄至、安息人安法钦以及籍贯不详的法立、法炬、支法度等。

竺法护,音译昙摩罗刹,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他世居敦煌,8岁出家,曾随师游历西域各国,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回归长安,他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据说他遍学36种语言。

他一生译经154部、309卷,大部分为大乖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

这些佛籍内容十分庞杂,包括多种哲学流派,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佛教的基本面貌。《高僧传》本传评论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可见,在沟通西域与内地的早期文化交流方面,竺法护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他的《正法华经》10卷,于公元286年(晋泰康七年)译于长安,其中心思想是“会三归一”、“藉权显实”。他肯定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融摄其他宗教流派的作法,认为这是佛陀的化生手段。

这样不仅给原始佛教恰当的地位——它不过是同一“佛乘”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且调和了佛教内部的派别斗争,同时也把其他民族的信仰崇拜纳入了佛教的轨道。

他的《渐备一切智德经》10卷,译于公元297年(元康七年),与鸠摩罗什所译《十住经》同为《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此经讲的是大乘菩萨修行所必须经历的10个阶段,其中所谓“其三界者,心之所为”的命题(鸠摩罗什等译作“三界虚妄,但是心作”),标志着大乘佛教由般若学向唯识学转变的契机,在佛教哲学发展史上,地位甚为重要。

佛教居士聂承远、聂道真父子是竺法护译经的得力助手,聂承远才华甚高,对竺法护所译诸经,多有参正,如《正当华经》《光赞般若经》等;他本人译有《越难经》1卷。聂道真译有《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异出菩萨本起经》等24部、36卷;此外,他还撰有《众经录目》,记载竺法护所译部分佛经目录。

大约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法祖一名帛远,姓万氏,河内(河南沁阳)人。他的影响远及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威信极高。道士祭酒王浮曾与佛教争邪正,每为法祖所屈,王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成为佛道之争的一大公案。法祖精通胡汉语,译有《弟子本》《五部僧》等,并注《首楞严》。东晋的孙绰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中的稽康。

在北方十六国中,影响最大的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3)

佛图澄

佛图澄(公元232?—348年),以通神异著名。《高僧传》载,佛图澄本姓帛,西域(龟滋?)人,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洛阳。时值晋末大乱,他通过预知“行军吉凶”、烧香咒水生莲华等道术取得石勒的信服,被尊为“大和尚”,且“有事必咨而后行”。

石虎继位,对佛图澄倍加推崇,誉为“国之大宝”,并予以极高的礼遇,佛图澄成为越石政权的精神支柱。佛图澄传播的佛教,充塞着妖妄;他一生的活动,多由诡秘的预言构成。据《高僧传》本传记载,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

以麻油燕脂涂掌,千进而外事皆彻见掌中”;又能“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其他如治病复生,观天象知休咎,敕龙出水降雨,与天神交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域佛教融摄原始巫术的情况。

石勒、石虎是残暴之君,佛图澄多次以佛教劝说石氏“德化”、“不杀”,“不为暴虐,不害无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僧传》说佛图澄“亦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教,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来自天竺、康居等地的数十名僧人,足涉流沙诣澄受训;道安、竺法雅等内地名僧也听澄讲说。

佛图澄是戒学的阐扬和践 行者,其声望远播,随从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达一万,所历州郡立佛寺893所。佛图澄在中国北方活动了30多年,他把巫术神异和参与军国机要同佛教教义三者治为一体,使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最高统治者所崇奉,并纳入国家的支持之下。

道安(公元312—385年),俗姓卫,常山五柳(河水正定南)人,少孤,12岁出家,驱役田舍,劳务3年。道安年轻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邺向佛图澄学律。中年以后,道安经历了石越的内部之乱,冉魏挑起的民族之战,慕容燕与冉魏、东晋之战,以至辗转逃亡,受尽艰辛。

但他不论身在何处,总是研习佛理,教授学徒,聚集在他周围的僧众也日渐增多,声望达东晋领地。道安在北方避难时期(公元365年以前),研习的主要是小乘教义,即安世高的禅教之学。

他将对这些教义的解释,与《老》《庄》和贵无派玄学结合起来,他最重要的命题是“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道安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感,时刻不忘夷夏之辨,他行文中时露悲壮之气,并以佛教“佐化”自任。他告诫门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公元365—379年,道安南下止于襄阳,时襄阳是抗胡的前沿阵地,道安为了安抚军士,稳定民心,一居就是15年。道安在此讲学,既不用会术惑人,又无威势吓人,“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予民风以很好的影响。

在这时期,道安着重研习般若学,他除了著述解经之外,每年为大众讲《放光》两遍,他把“智度”提高到至高的地位,不再用“禅数”去说教;他特别清算了“贵无贱有”、“卑高有差”的旧主张,建立了“本末等尔”、“有无均净”的新主张,这反映了道安由消极出世到积极入世的转变。

公元378年春,苻坚兵围襄阳。次年2月,城破,道安被俘。后苻坚安置他于长安五重寺内,并视为“神器”。早在公元375年,苻坚下诏“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学”,道安的到来,对这个禁令有所突破。

道安由政府资助的重点是小乘有部论著和小乘经典,包括《{革卑}婆沙》《阿毗昙心》《僧伽罗刹集经》等,由此开创了一门佛教“毗昙学”。其实“毗昙学”是“禅数学”的继续和深入。道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习凿齿称他“内外群书,皆略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道安又长于诗赋文章,熟悉鼎铭篆书、古制斛斗,还著有《西域记》,可谓全才。

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有如下方面。第一,确立了佛教唯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主动承担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第二,总结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他编纂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缩理众经目录》,开始了中国佛教史料学和目录学。道安对古来译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说法。“五失本”即在佛经翻译中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况,“三不易”是指《般若经》等在翻译过程中有三种很不容易的情形,他认为当年阿罗汉结集佛经尚不容易,如今未得正果的译者表达佛经原意则更加困难。

他还认为翻译始终有文质两派,“质派”近于原著,但文辞不雅;“文饰”适于今俗但难辨原义。故他主张译胡为汉应特别慎重。第三,由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为开端,中国僧侣自身的日常宗教修习和活动仪轨开始照之施行,“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汉魏以来,僧尼名前多加异国或异族名称为姓氏,不少汉人也以胡音为姓。道安以为,佛徒莫不尊崇释迦,“乃以释命氏”,遂为永式。这在当时分裂的局势下,维系一种稳定的共同文化心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道安影响深远,时人称其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域的鸠摩罗什则有“东方菩萨”的美称。

鸠摩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其父迁居龟兹。他7岁随母出家学毗昙,少年以后从师出身莎车的贵州名僧须利耶苏摩,遂由小乘杂学转向大乘中观派,受诵《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20岁受戒,更从卑摩罗义学《十诵律》。

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4)

鸠摩罗什尊者

罗什回龟兹后,披读《放光》和其他大乘经论,一时声誉鹊起,名满西域。公元382年,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军西伐,384年攻陷龟兹,获鸠摩罗什,并妻以龟兹王女。淝水之战后,吕光占领凉州,建后凉国,建者姑臧,罗什在此羁留16年,以说阴阳灾异等为吕氏充当军政咨询,于佛教宣化方面却无施展。

公元401年,后秦姚兴出兵击破凉州,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国师礼。姚兴请罗什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时有沙门僧契、僧达、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又}、僧肇等800余人聚于罗什麾下,汇集于长安的僧尼达5000余人,其影响远播于江南和西域。

罗什从公元401年(弘始三年)到413年(弘始十五年)去世,前后10余年,与弟子共译十小乘经、律、论,《祜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

所译佛经可分两类:一类是应长安僧侣的要求,新译和重译的佛典,如自行编译的适应中土禅法的《坐禅三昧经》,重译的《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等;另一类是罗什着重弘扬的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的代表论著,如《中》《百》《十二门》三论等和《大智度论》。此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实论》亦很有影响。

罗什的翻译,为中国翻译史树起了一块里程碑。他译文简练流畅,表达原著的思想清晰明朗,其中有的已达“信达雅”的境界。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把自己一套独立的哲学观念顽强地表达出来了。

鸠摩罗什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影响极大,后来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都是这一时期译成汉文的,他的门人后来分布于全国,对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有阐发佛性论的道生,有主持建业译场的慧观,有的彭城讲学的道融;僧嵩的《成实学》,影响整个北魏一代;昙影“会通二谛”,慧仪擅长“实相”之说,都能影响一时。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数僧{睿又}和僧肇。

据《高僧传》卷六载,僧{睿又}是魏郡长乐(今河南安阳市东)人,18岁出家,22岁博通经论,24岁游历各邦说法。

僧{睿又}曾师事道安,罗什的重要译籍,大都要经他的手笔,且多有序言。他也是最早的中国佛教思想史学家和佛教思想评论家。他晚年所作的《喻疑》一文说:“三藏(小乘)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

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他指出自魏晋以来,一直居于佛教理论统治地位的般若学起到了尽头,起而代之的是罗什所传播的中观派。此外,僧{睿又}还对罗什关于无神无佛性的主张,作了婉转的批评。

僧肇(?—414年),俗姓张,京兆(陕西西安)人,是罗什门下年纪最轻、最有才华的学僧。

他幼年家贫,以佣书为业,原崇信老庄,及读《维摩诘经》,披寻玩味,因而出家。鸠摩罗什译出三论以后,肇与道融、僧{睿又}、僧导、昙影等常常讲习,被称为“解空第第一”。僧肇论著颇多,尤以《肇论》著名。《肇论》由四篇论文组成,为《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和《涅槃无名》。

《肇论》是一个完整的神学思想体系,它把郭象一派的《庄》学同《维摩》的般若观点相融会,同时协调三世因果和后出的《涅槃》,对当时玄学和佛学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总结性的回答。《肇论》把神学问题同哲学认识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出高度的理论思辨能力,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和当时的玄学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南方,慧远为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翻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慧远(公元334—416年),雁门楼烦(山西宁武附近)人。他13岁游学于洛阳、许昌一带,之后被称为“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他曾投于道安门下,成为道安和竺法汰的得力助手。公元378年,前秦围攻襄阳,道安分遣徒众,慧远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定居于庐山,时在公元381年。

他住庐山“影不出山,迹不入俗”,30余年,直到逝世。公元402年(元兴元年),在慧远倡导下,集“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于庐山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建斋,誓相提携,共登西方神界,史称此次集结为“白莲社”或“莲社”,作为中国净土宗之始。

慧远在庐山传播佛教,得到了东晋各种统治力量的支持,历届江州刺史都与他结交;同时东晋士大夫中的隐居者,与他也有深厚的交往,他们不仅向他求教于佛学,而且也讨论儒道,可见慧远对儒释道都有极深的造诣。

慧远继承了道安研习和弘扬佛教的根本学风,一方面广为介绍外来佛典,以求把握佛教原旨;另一方面,又坚持佛教必须适应于中土的需要,不惜“失本”地将其纳入我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慧远有感于江东禅典未备,律藏残阙,入山不久,即派弟子西行求经。公元392年(太元十六年)宾沙门僧伽提婆受慧远之请,自长安转至庐山,重译《阿毗昙心论》,改译《阿{钅含}暮钞解》为《三法度论》,因此推动了毗昙学的向南流通。

公元410年,佛驮跋陀罗及弟子慧观等人受慧远之请,至庐山译出《修行方便禅经》,此中禅法比安世高和鸠摩罗什所译介之禅法更加系统,对于增强修禅者的师承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慧远听说昙流支进入关中,乃请他续译姚秦时弗若多罗未译完的一说一切有部《十诵律》。

由于慧远在译经事业上的重要作用,梁释僧佑说:“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

慧远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佛教同儒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结合起来。慧远与桓玄论沙门不敬王者,明确提出佛教“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的两大任务,“处俗”与“出家”都能令“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起到“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的作用。

他大力提倡“禅不灭”论,并详细论述了神与情、识的关系,指出了去情识、存神明的解脱之路,为中国佛教奠定了最牢固的神学理论基石。

自朱士行取经于阗,陆续西去取经求法和观瞻圣迹的僧人不断,至于晋宋之际,掀起一个高潮。最有代表性的,南方是法显、智严、宝云等,北方是宋云、惠生等。

法显(约公元337—约422年),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3岁出家做沙经济危机,20岁受大戒。

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5)

法显大师

他慨律藏残缺,誓志寻求,于公元399(晋隆安三年)和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度流沙,跨越葱岭,赴印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后搭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由海路回国,途又经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于公元412年达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青岛崂山),第二年到达建康。

法显历多种艰险,游30余国,首尾合15年,每一次实行了自陆路游历印度,并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行。他带回的主要经典有《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杂阿毗昙心》《方等泥洹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回国后,他在建康道场寺,与宝云等共译出经律等6部63卷,其中《大般泥洹经》,影响甚大。他撰写的《佛国记》,是研究当时沿途佛教及史地文化概貌的极为重要的文献。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人与译典最多的时期。据《开元录》记载,从公元420年(南朝宋永福元年)到公元589年(陈后主祯明三年),共8个朝代169年,译者67人,译籍750部,1750卷。

译经活动由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为中心,向大江南北铺展开来。北方有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除建康之外,还有广州、豫章及沿江地区江陵、襄阳、庐山等。佛教典籍译介的范围,也比以前广泛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佛学新的领域,几乎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佛教显学;同时,无著、世亲创始的瑜伽行学派的著作,也经南北两途分别传进,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

在《大般涅槃经》《华严经》等与《般若》经类迥异的大乘经典竞相译出的同时,小乘经论的传译也日趋完备。作为小乘经典丛书的四《阿含》,自苻秦开译《增一阿含》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全部完成。关于净土思想的佛经,重译与新译至此显著增多,其中《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观世音授记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无量寿佛经》等,颇有影响。

佛教戒律在此时的译传非常集中,属于小乘的有萨婆多部(有部)的《十诵律》、昙无德(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们祗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弥沙塞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五分律》(《弥沙塞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等;大乘戒律如《善萨或本》《优婆塞戒经》等,也开始传进。有关佛教逻辑的专著,包括大乘空宗和有宗,如《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等也开始传入。另外,有关天竺佛教史料、历法和数论名师的著作也相继译出。

晋宋之际和南北朝的译经事业,按地理分布,可分4个集团:

凉州的昙无谶译经集团

自竺法护之后,沿河西走廊建立的诸凉和西秦等国,译经之事从未中断,但与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公元410~439年)相比,仍算寥落。

在北京政权用事的38年中,有译者9人,所出佛典82部,311卷(包括新旧擒地),这是历史上河西地区译经的第二个高峰,此后未再复兴。昙无谶,原籍天竺,游历过 宾、龟兹、鄯善等,最后转至敦煌、姑臧,西域人称他为“大神咒师”;他所译佛籍,《祜录》列11部、104卷,《开元录》刊定为19部、131卷,内容为《涅槃》《大集》《菩萨戒》之类,其显著特点是强化鬼神系统和禁术咒语,反映了西域各族的土著信仰与佛教杂糅的特色。

此外,浮陀跋摩译出《阿毗昙毗婆沙》100卷,是有部前期的重要巨著。参与译事的义学僧侣有慧嵩、道朗和道泰、道挺等300多人。

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译经集团

据《开元录》,在南朝宋的近60年(公元420—479年)中,共有译者22人,所出佛典(包括失译)465部、717卷,是南北朝诸国中最有成果的朝代。

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卒,之后北地战事又起,迫使沙门大批南逃,从而促进了刘宋一代译经事业的开展。先是北天竺的觉贤(佛驮跋陀罗)在建康译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他与法显等共译的《大般小组洹经》10卷,系《大般涅槃经》的前部,在鸠摩罗什门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僧壑说,“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泥洹经》的基本观点,使长期困惑于般若空观的学僧们豁然开朗,此经也是中国佛教思潮由般若学转到佛性论的重要标志。

觉贤还译出了在中国早期禅思想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达磨多罗禅经》。他还与百名僧人共同译出《大方广华严经》60卷,此经特别推崇毗卢舍那佛,为密宗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偶像。觉贤死于公元429年。

435年,中天竺求那跋陀罗经狮子国至广州登陆,进入扬都(建康),至468年卒,《开元录》记其所译佛籍52部,134卷。他最主要的译籍是《杂阿含经》。另有觉贤弟子慧观笔受的《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胜鬘经》),由此经形成所谓“如来藏缘起”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佛学影响甚大。

北朝译经和菩提流支译经集团

自鸠摩罗什死后,北方译事不振。自北魏孝文帝(公元516—522年)起,佛事渐兴,据《开元录》载,有魏一代155年,共出译者12人,译经83部、274卷,主要集中在宣武帝至迁邺后的35年(公元508—543年)中。菩提流支,北印度人,公元508年(魏永平初)至洛阳,后为魏帝所重,迁至邺城(公元534年)。

他共译出佛籍30部、101卷,他重译4卷《楞伽经》为10卷《入楞伽经》,其中解释“如来藏缘起”,同后传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相近。

比菩提流支稍后的佛陀扇多,自公元525—539年,译出佛籍10部、11卷;勒那摩提,公元508年至洛阳,译经3部9卷;瞿昙般若流支,公元538年到543年,译经18部,92卷;毗目智仙,从公元538—541年,译出佛籍5部5卷。以上五僧的译经主要围绕着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经论。

南朝真谛译经集团

刘宋之后,南朝译事相对沉寂,自齐至陈(公元479—589年)的110年中,译者15人,译籍92部,260卷。其中梁陈之际的真谛(公元499—569年)是译经史上成就显赫的人物。

真谛,优禅尼国人,后游学扶南,梁大同中(公元535—546年)受命抵梁,后南朝战乱,他颠沛流离,艰难辗转,却译事不辍,但他主要的经典翻译是在广州完成的。

在这里,有以慧恺为主,形成了有僧宗、法忍、法泰、法准等学僧参与的民间译场。据《续高僧传》传记,真谛来华23年,共出经论记传64部、278卷;《开元录》记译籍为49部、142卷,所撰义疏19部、134卷。

真谛的译介和注疏主要是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等人的论著。他在译介同一瑜伽行体系中,与元魏菩提流支相近,同唐玄奘所传差别较大,因此在中国形成了“相宗”的新旧两译,在佛教史上,也产生了有无两个世亲的疑问。

真谛有代表性的译籍是《摄大乖论》及其《释论》《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无相思尘间》《十八空论》《佛性论》《解秦论》《三无性论》等。

隋唐时代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各大宗派纷纷建立,发展徒众,著书弘教,创造各自的理论体系。从翻译史上来看,译事却远远落后于前300年。

这其中的客观原因是,隋唐译事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民间几乎无法进行;主观原因是,中国佛教已基本走过学习阶段,开始塑造自己的面貌与精神气质了。

据《开元录》和《贞元录》统计,自公元581年(隋天皇元年)到800年(唐贞元十六年)的220年中,约有僧俗译著者49人,共译出经籍传录491部、2622卷,其卷数显然多于南北朝时期的1750卷,部类却少于南北朝时期的750卷。其卷增多,主要是编译的丛书量大,如《大般若经》有600卷,《大宝积经》有120卷;一些重译的经论,也加大了部头,像《大毗婆沙论》200卷,《华严经》80卷。隋唐驻地经特点有二,其一是重译多,其二是密教多。

隋代最大的译家是阇那崛多,共译39部、192卷,其中重译20部,明显的密教经籍15部;唐代第一大译家玄奘,共译出76部、1347卷,占隋唐全部译经卷数的1/2强,但也多数属重译;至于号称中国四大译家之一的不空,共译111部、143卷,几乎占隋唐全部译籍部类的1/4,全都是密教的经典仪轨。这也说明,隋唐之际至于开元以后,密教在中国的发展颇有势头。

玄奘(公元600~664年),本姓陈,名{礻韦},洛州缑氏(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年13,破格受度为僧,后在成都参与讲席;年22,与商侣结伴游至长安,继续多方参学;年29,他孤身一人,私出边卡,抵达高昌;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

历代高僧悟道的经历(历代祖师高僧求法和传法以及翻译的事迹)(6)

玄奘大师

他又从北印度游学于中印度,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在寺期间被推为十大德之一;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玄奘继续游学于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中途回到那烂陀寺,又出,于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再回那烂陀寺,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玄奘在五印学界的声誉日高,受到戒日王和拘摩罗王的特别尊重,他们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位国王,僧众3000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1000余人。

论主玄奘,将论意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问,玄奘大胜,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唐太宗按照他的意愿,安排他到长安弘福寺译经。

玄奘从印度带回梵经520夹、657部,唐太宗为之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译介重点为瑜伽行派和说一切有部论著,并对般若经类作了系统的编纂。

玄奘的翻译,代表着译经史上的的最高成就。他的梵文造诣精深,又亲任主译,故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无不精确无比,并且矫正旧译的讹谬,被后人通称其译籍为新译。

玄奘译籍的内容,反映出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的印度佛教已显然分为五科,即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他于五科都有精到的译籍,尤其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几乎全部译出,而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则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

在对翻译要求上,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规定凡汉文中无可对应和佛教特用的词,只音译而不意译,避免望文生义。此前隋彦{忄宗}在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基础上,对历来的译经做了总结,提出“十条”、“八备”的新要求他认为译经事业同译经者的道德素质、理解能力和汉梵水平统一起来,译文才能达到完善的程度。以此来衡量玄奘的译经,他做了大师群的的佼佼者都是当之无愧的。

官方支持译经从鸠摩罗什开始,姚兴在长安逍遥园建西门阁,专为鸠氏译经所用。北魏迁都洛阳后,译经事业十分兴盛,译场永宁寺规模世未曾有,此进译出的经典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洛阳上林园为彦{忄宗}建立了翻经馆;唐代,唐太宗为玄奘在大慈恩寺设立翻经院;中宗又为义净在大荐福寺设立翻经院。

可以看出,自东晋十六国以来,佛教重要的典籍,几乎全出于官办译场;此外,主持翻译的高僧大德,还担负着传播佛学知识、培养佛教人才的任务,鸠摩罗什与玄奘门下,不少就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前者如僧{睿又}和僧肇,后者如圆测和窥基。

译场制度完备于唐代,严密于宋代。宋代的著名官办译场落成于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效法唐太宗李世民,由国家建立译经院,诏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和懂梵学的汉僧及朝廷官员等,共同组成译经集团,由官方直接控制译经活动,当时最著名的汉僧译家是惟净。

公元1035年(景祜二年)后,译经活动渐渐消沉;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废译经院。截止到公元1111年,佛经译家共有15人,所译佛籍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占绝大部分,只有少数属于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人的著作。

佛经翻译,尤其密教经典的翻译是有选择的,受国家控制的。公元994年(淳化五年)诏谕当众毁焚译就的《大乘秘藏经》,因为其译被查出“文久乖戾”65处,宋太宗以为这是“邪伪”;公元1017年(元禧元年)译出的《频那夜迦经》,被宋真宗认为其宣扬“荤血之祀”,有“厌祖之词”,禁止入藏。北宋末年,译经事业寥落,译场也日见式微,后来,就不见于史书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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