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辐射：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磁场，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软件新城核心区规划 沪上学者专家来把脉?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软件新城核心区规划 沪上学者专家来把脉
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市域空间新格局。中心辐射如何推动主城区综合功能升级？两翼齐飞怎样充分发挥东西两个方向布局效能？新城发力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南北转型怎么成为现代化转型的上海样本？文汇报约请沪上知名社科、经济、规划专家把脉建言，给出学界的思考。中心辐射：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磁场
李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自“十四五”开端以来，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于上海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海中心城区各区、主城片区对“中心辐射”进行了多种探索，不断提升主城区的发展能级和辐射强度，引领上海城市功能不断提升。根据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心辐射”是推动主城区综合功能升级，其中中央活动区要突出核心功能，提升城市副中心和主城片区的综合服务与特色功能；而强化集聚配置和服务辐射能力，必将引领上海城市功能大大提升，因此就关系到多个领域的综合谋划和具体工作推进。
建构“功能-规模-空间-时间”四维体系
集聚与辐射是区域中心城市的根本特质，也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永恒主题。自19世纪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以来，关于城市区位、区域功能分区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代表性理论有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外围理论等。之后，到上世纪50年代缪尔达尔提出增长极运行机制的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赫希曼提出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有助于人们能更好理解中心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关系。进入全球化时代，“流的空间”成为重要思维，也即城市作为资源配置枢纽而存在，强调对外联系性，集聚和辐射力越强则城市等级越高，集聚力和辐射力成为衡量城市等级的关键变量。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推动主城区综合功能升级”，“不断增强集聚配置和服务辐射国内外高端资源要素的能力”。这是因为当前主城区人口和产业等资源要素最为集聚，既是承载城市核心功能、体现“中心性”的主要区域，也是作为中心城市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体现“辐射性”的关键所在。基于既有理论研究和上海主城区发展实际，“中心辐射”需要建构“功能-规模-空间-时间”四维体系予以把握。一是功能维度，中心辐射是对外联系和服务，建立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创新等产业链环节，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及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就构成了中心辐射的物质基础。二是规模维度，中心辐射是建立在自身强大能力和能级基础上，没有足够“体量吨位”，对外辐射强度和持续性会大大削弱，必须协调好集聚和辐射的关系。三是空间维度，中心辐射到哪里是关键，在国家战略、区域战略、城市战略多种力量的交织下，中心辐射必须综合考虑“两个扇面”、长三角、上海大都市圈、上海市域等多重空间尺度的协同，探索推动“中心辐射”的多种路径。四是时间维度，“中心辐射”是区域发展的规律，但也是一种公共政策体现，需要根据国内外发展情况予以调整，特别是在内容、路径和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动态适应。笔者认为，为了更好提升“中心辐射”，根据“功能-规模-空间-时间”体系，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充分发挥中心城区高阶功能
一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区高阶功能，提升服务辐射资源能力。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地位来源于其综合实力，但更来源于其城市作为顶级城市所具备的独特服务乃至控制全球经济社会的能力，这种独特的“能力”就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不同区域承担不同功能和使命，中心城区区位优良、产业雄厚、功能高端、市场繁荣，必须坚持高能级、高密度、高效益，通过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建设发挥独特优势。此外，围绕“世界影响力”“国际大都市”两个关键词，必须重视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总部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流量型经济发展壮大，要使更多“上海指数”“上海价格”成为世界市场晴雨表，花大力气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增强人民币金融产品全球定价权。让人民币计价的“上海价格”持续扩容，“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银”“上海铜”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使用，提升我国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此外，科技创新是上海“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变量，强化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等在中心城区扎根，以创新城区、创新街区等形式引领科技研发、微型制造、智慧场景、文创产业等发展，不断赋能城市更新、场景再造等。
二是要重视高端服务功能培育，提升集聚配置资源的能力。辐射不是疏解，而是在功能提升中实现与外围的联动发展。中心城区最突出的就是金融、商业、商务、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功能，“中心辐射”就是要把更多的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出去。因此，“中心辐射”首先要做的还是集聚更多高端功能，推动产业、公共服务、人才等各种要素高度集聚，才能够实现对外辐射。参照纽约的曼哈顿、伦敦的金融城，中央商务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及专业服务功能。上海中心城区目前服务经济已经较强，2021年黄浦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8.4%，静安区也达到97.3%，但还需要从服务新发展格局出发，进一步挖掘中心城区集聚功能上还有哪些短板。上海中心城区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中心城区高端服务业仍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劳动生产率、地均产出等指标。提升中心城区服务业能级必须尽快提上发展议程。考察欧美城市的中心城区，随着科技创新及高科技产业进驻中心城区，其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对象一般都是科技型产业及文创型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产业体系都能克服中心城区高商务成本的限制，产业体系在循环服务中实现相互拉升，服务业能级不断提升。
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
三是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心城区既是上海经济发展重心，又是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集聚的重心，对照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心城区的落脚点。物质文明要统筹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生活服务等，实现功能多元化和高阶化；精神文明要提升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融入物质文明建设，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风采。而这又可以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国际企业、国际机构、国际会议展览、国际文化和体育活动等落户上海这座城市，从而提升城市的国际化能级和水平。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还可以优化城市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科技创新机构、高端国际科技人才、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培育城市创新创业发展活力。此外，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不断讲好上海故事和做好宣传，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激荡进程中塑造上海人文之城城市标签，满足人民文化消费、丰富人民精神需求。通过在中心城区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推出更多的文化精品，讲好上海改革开放的故事、展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让全世界更好了解上海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将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
四是要挖掘流量经济的潜力，提升中心城区循环服务能力。围绕中心城区的商业商务功能，流量经济如何做强需要进一步思考。流量经济是中心城区相对于外围地区最强的优势，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路、外滩、中山公园、徐家汇、五角场、真如、大宁等都集聚了大量游客，仅黄浦区日均游客就超过200万规模，这是一个巨大潜力市场。从经济学理论看，人口要素流动是一种能量交换，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要关注如何把流量转化为发展的增量、转化为经济增长点，包括人均消费额、进店消费率等指标都可深化研究。推动“中心辐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中心城区夜间人气和活动的空心化、冷清化，这就需要提升中心城区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对照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银座等周边区域夜间经济构成、运行机制，谋划中心城区知名商业街、商业网点在八小时之外的功能设计、相关活动开展等。
五是要转换空间思维，让城市更新和“飞地”建设协调推进。在主城区内部，要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以强化“四大功能”为主攻方向，统筹考虑交通、资源、环境、公共服务等要素相互衔接，形成核心功能高效集聚和非核心功能有序疏解的科学操作路径。特别是结合城市更新之后的城市空间再开发、再利用等，推动系统做更新、创新造场景，与欧美国家科技企业研发总部大量往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相适应，重点推动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功能注入，控制居住和商贸功能。此外，中心城区交通便捷、公共服务品质好、生活环境优良，可更好满足科技和文化创意人才的需求。更要跳出中心城区来看未来发展空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为上海中心城区带来极佳发展机遇，中心城区要突破城市合作的框架，在长三角、上海大都市圈、上海市域等多层级空间范围，推动区县、区市新合作“飞地”发展模式，创新税收分成机制，通过错位竞争和合作，真正融入长三角区域发展，以“飞地”发展模式突破空间的限制，构建新的“大上海中心城区”。
新城发力：创新全生命周期发展路径
张尚武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市域空间新格局。新城之“新”，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空间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通过新城发力构建上海新发展格局；二是创新发展路径，探索新城面向国家战略、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三是引领发展模式，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认识上海新城战略，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发展新城是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普遍采取的规划策略。但新城并非自然生长的过程，新城战略通常是目标导向的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是一种需要规划强干预的发展模式，各国新城战略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形态，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新城建设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发育过程，因此，新城发力，既要确立清晰的发展目标，同时要以尊重新城发展规律为基础，建立以目标为导向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建设治理模式。
新城发展规律的三重维度
回顾上海的新城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50年代上海建设工业卫星城开始，到1980年代提出建设综合性新城，这一时期对新城的认识主要是发挥新城对中心城市的功能疏解作用，优化市域生产力均衡布局；第二个时期主要是2000年以后，上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城建设转向多维目标，疏解压力与战略承载并重，其间经历了新城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提升，“十三五”以来构建多中心网络化格局日益紧迫，开始聚焦五个新城，提出建设面向长三角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过去20多年上海新城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发展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城经济功能与战略定位不匹配，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弱于长三角近沪板块；交通体系支撑不足，区域枢纽地位不突出；新城的教育、医疗等高品质公共服务弱于中心城区；土地资源产出效能较低，新城建设用地增长快于经济和人口集聚；新城产城失衡、空间破碎化等一系列发展矛盾仍未解决。这些问题是上海新一轮新城战略需要关注的，总体而言，应加强对新城发展规律的认识，清晰目标设计，聚焦要素支撑和规划建设过程，形成有力的推动机制。
“十三五”期间参加了吴志强院士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新区规划设计优化技术”，对国外新城发展规律和全国40个主要城市的78个新城新区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时间维度，生命周期规律。新城开发与城镇化阶段密切相关，伴随城镇化趋于稳定的过程，新城从孕育、成长到成熟会经历较长的周期，一般超过30年，合理开发时序、空间节奏是新城有序发展的前提。二、空间维度，区域约束规律。新城建设目标往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空间区位（与母城的距离）、人口规模、与母城交通联系、区域分工等因素会对新城的成长发育产生综合影响，与母城10-20km的新城往往会有更大的成功机会。三、系统维度，要素协调规律。涉及市场—政府—居民、生产—生活—生态、交通—空间—功能等一系列新城开发政策问题，需要政府和市场协同，初始阶段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新城开发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后续的市场力量。
新城新区开发模式是我国过去40年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在高度的时空压缩快速发展背景下，新城的开发规模、建设速度等都是国外很多新城所不能比拟的，我国的新城开发是在中国特色的体制转型中形成的，政策、财政等直接干预，也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特征。从趋势看，新城不仅是中国超大城市布局优化的空间载体，同时也是政策机制和开发模式创新的载体。
肩负空间战略调整的多重历史使命
新城规划建设是上海“十四五”以来新空间格局建构的战略重点。要按照最现代、最生态、最便利、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要求，努力把“五个新城”建设为上海承担国家战略、服务国内循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和令人向往的未来之城。新时期上海新城建设肩负着空间战略调整的多重历史使命。新城不再被视为中心城区的外延板块，而更强调建设“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内涵，面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升上海全球城市能级，支撑上海发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引领作用。其中，“独立”是指增强城市基础功能的完备性，体现在城市生活功能的完整性和服务水平的竞争力上；“综合”是指经济功能与城市功能协调，体现在经济绩效和生活功能发育的匹配程度；“节点”是指在长三角区域网络的枢纽性，体现在区域经济功能的专业性、创新节点地位和交通信息枢纽层级等方面。在区域层面，深化两个扇面和长三角一体化格局深入调整；在市域层面，深化中心外围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深入调整；在新城层面，体现新时期人民城市发展理念，深化新旧动能转换、促进产城融合、实现绿色发展。
上海新城建设是目标导向的过程，既要破解超大城市的发展问题，也面临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挑战：
首先，区域协调的挑战。上海的新城战略，从城市的新城，转向区域的新城，成长为区域综合性的功能节点，其基础是区域交通体系的支撑，强大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是重中之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我国没有经历过一个铁路的时代，同时受行政区划分割的影响，强大的快速轨道交通网络是新城尤其是大城市新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瓶颈。
其次，产城融合的挑战。新城自身发展能力，取决于产城融合。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已由“产—城—人”转变为“人—城—产”，既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就业的吸纳能力，也受到城市功能的影响，取决于社会需求。产城融合是一个长期过程，浦东经过了30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当前总体上还是经济功能强于城市功能，特别像张江、金桥等地区，生活性的功能不足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短板。
最后，空间治理的挑战。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转变，一是发展理念转变，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加强五个统筹；二是发展模式的转变，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三是发展动能的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
要适应新城全生命周期的生长环境
新城的健康发展是一个统筹内部和外部、协调时间和空间的有机生长的过程，规划建设要适应新城全生命周期的生长环境，统筹规划、建设、管理、运行的全过程。
目标导向上，确立功能和空间调整的清晰目标。新城建设是具有特定政策目标的一个长周期任务和事业。政府主导的关键在于制度保障和定力，真正践行“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新城发展全面提升外围地区的区域服务功能，增强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能力，加强区域性轨道交通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配置，促进中心—外围关系的调整。
时间维度上，构建从现实到目标的行动框架。新城发展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需要清晰认识目标与现实存在的差距，从现实基础和矛盾出发，基于时间维度构建从现实到目标的行动框架。新城发力要关注产城融合，既要关注产业升级发展的规律，也要关注开发的节奏，形成一个经济功能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动态的、平衡的发展过程。
空间统筹上，形成中心外围差异化的分区政策引导。如新城和中心城在住房、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方面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制定以及各种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支撑新城和中心城关系的优化。
推进机制上，促成各类空间政策的聚焦和协同能力。加强对各类要素之间相互支撑关系的研究，聚焦交通、产业、居住、公共服务政策，从总量调控、结构均衡、节奏同步、空间协同方面加强路径设计。在行动机制上保障多部门、多层次的“多规合一”。
动态调整上，注重阶段性政策评估与规划弹性应对。以过程控制作为规划应对的基本手段，打破传统的静态控制思维。新城在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矛盾，面临新的发展要求，空间政策上需要建立动态监测、阶段评估、动态应对的机制。积极引入智能规划手段，增强空间诊断、趋势研判和规划决策能力，将规划动态应对能力与规划实施的行动能力结合起来。
治理模式上，探索市场活力与行政区治理体系创新。既要以公共政策为目标、以公共开发为框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新城的发展与政府的干预密切相关，协调好市场活力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也是提升新城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在开发模式上依赖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土地财政发展道路，产生了包括城市空间追求经济价值、土地利用粗放、对人的关注不充分、资源消耗较大等诸多问题。在从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转变的当下，如何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是上海新一轮新城发力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总体而言，新城发力是上海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也是上海长期面对的战略性课题。新城一方面承担着上海功能布局调整和实现支撑国家战略的任务；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种普遍模式，上海的新城对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路径创新的探索，对中国城乡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翼齐飞：高水平开放服务国家战略
殷德生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上海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既要实现超大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又要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其中的“两翼齐飞”布局的逻辑，就是东向着眼全球实现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对外开放，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将浦东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西向着眼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依托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博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国家重大平台，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区域、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战略承载地。
扩大制度型开放，发挥浦东“王牌”作用
这10年，浦东坚持以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为牵引，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目前，《浦东新区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实施方案》中的100条450项具体任务，85%左右已经完成。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升级提速，累计有300多项重要改革成果、51条“浦东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到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这需要大力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这要求，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这些任务的新动能日益集聚到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并成为浦东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浦东要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率先试、出经验，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尤其是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的开放，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不仅意味着更深领域、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开放，而且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更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服务业为主的增长结构特征依赖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服务经济和数字经济是高度依赖型经济。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速是同期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70%，浦东更是接近四分之三。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70%以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在服务业领域。推进制度型开放成为服务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改革系统集成的引擎，浦东要依托自贸区提升战略和临港新片区加大在投资准入、货物和服务贸易、金融开放、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国企竞争中立、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领域的风险压力测试。另一方面，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加速了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程。当前，全球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重构国际经贸新规则，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议题不断涌现，呈现出开放政策制度由边境向边境内延伸、开放政策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程度更高、开放政策制度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等新的特征和趋势。浦东要率先推动开放政策制度由单项政策向系统改革拓展、由标准化向定制化深化，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政策和制度体系，成为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打造全球高端要素的引力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链接以及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的倡导者。
提升产业能级，形成新赛道的“核爆点”
2021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已突破4万亿元，浦东新区则是突破了1.5万亿元，是全市经济的“压舱石”。按照目标，浦东要在2025年实现GDP突破2万亿元；临港新片区要在2035年实现区域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形成具有创新策源意义、引领赛道风口的“核爆点”。
一是，形成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功能高地。面对全球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陆家嘴地区要继续打造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加快发展跨境金融。上海自贸区以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为中心，大力发展新型国际贸易；临港新片区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功能，形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先进产业的良性互动；张江科学城和临港新片区携手打造成科技创新中心与现代产业体系一体化的核心承载区。
二是，打造世界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世界经济竞争日益集中于数字经济领域，浦东要为数字经济的升级加速赋能。以张江人工智能岛和临港国际智能制造中心为载体，加快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建设世界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依托，建设世界级数据中心和数字经济集聚区。
三是，构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加大力度集聚集成电路产业，以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建设为基地，集聚千家企业、汇聚十万人才、形成千亿规模。聚焦创新药研发、新技术赋能医疗服务，建设集聚研发、生产、测试、展示等功能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提升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张江医疗器械产业基地等1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能级。提升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能级，打造“平台 应用”人工智能生态链。以民用航空产业、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体，建设世界级智能制造中心以及大飞机和现代汽车为特色的高端制造集聚区。
彰显开放优势，虹桥枢纽联通世界流量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范例。《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一核两带”的空间布局。其中，“一核”就是虹桥中央商务区。虹桥中央商务区地跨上海的长宁、闵行、青浦、嘉定4个城区，亚洲最大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即位于这一区域。《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十四五”规划》指出，商务区规划面积为151.4平方公里，将于2025年基本建成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承载区。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立足一流中央商务区建设目标，发挥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从进博会溢出效应，到长三角产业协同，再到政务服务协同，“大交通、大商务、大会展”影响力与日俱增，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彩虹桥”作用日益凸显。对内成为引领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源、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区，对外打造开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联通国际国内综合交通新门户、全球高端要素配置新通道。一方面，以提升经济密度和产业能级为重点，构建高端赋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临空服务、健康医药、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特色产业发展，全面确立国际化中央商务区的功能框架。另一方面，依托办好进博会平台，放大其溢出效应和带动作用，打造辐射亚太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和新型国际贸易创新地；发挥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融合发展优势，推动形成全球高端要素配置新通道，吸引各类要素市场、功能机构、交易主体集聚，尤其是吸引培育包括长三角企业总部在内的全球高能级总部机构，拓展研发、销售、金融、数据等功能。
服务新发展格局，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西翼”的最大亮点就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勇当“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排头兵”，推动长三角产业联动、企业互动和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畅通国内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旨在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率先探索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3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着眼于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已推出一批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等一批跨界区域率先突破，政策协同、要素市场、多层次多领域合作等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探索完善。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除了中央商务区本身的强辐射效应外，还通过一系列渠道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放大进博会对长三角的溢出效应。强化进博会对长三角地区的消费升级功能、引资促贸功能、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功能以及品牌推介功能。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综合交通门户增强长三角联动性，这不仅体现在交通联动、物流联动和商务联动上，而且增强了投资联动、创新协同和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
南北转型：打造现代化转型上海样本
唐珏岚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区域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这里的“南北转型”，指的是推动金山、宝山南北两区转型升级，以提升沿湾沿江发展动能。“南北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南北”两区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将促进市域发展格局重塑、整体优化，进而增强上海城市核心功能，提升上海在长三角的辐射力。
实现“南北转型”，需要明确目标导向，即转向何方？《关于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南北地区基本成为产城融合发展、新兴产业集聚、生态宜居宜业的现代化转型样本，服务国家战略和全市大局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4000亿元，新增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增量比重达到20%以上”。由此可见，“南北”成为现代化转型的上海样本，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高品质生活为目的，以高效能治理为保障，走以产业转型带动空间转型、治理转型之路。
产业转型是核心
《意见》提出，南北转型发展要“以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高端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骨架支撑，对此，有深刻的阐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头戏，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前者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后者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的演变。产业结构优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南北”两区是上海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2021年，在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金山2469亿元、宝山2577亿元，两区合计达504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2.78%，其中宝山贡献了全市100%的钢铁产能，金山贡献了全市一半以上的石化产能。长期以来，两区为上海、乃至全国制造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作为国家重要的钢铁和化工制造基地，两区的产业结构一直偏重。立足提升产业竞争力，两区开辟新领域、抢占新赛道、塑造新动能、培育新优势的需求显得十分迫切。
对于“南北”而言，构建高端现代产业体系，关键是现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核心出发点在于增强南北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更好的上海制造、上海服务。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坚固三大产业内核。一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意见》提出，要“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特色化转型，推动基础性材料产业向特而强、专而大的新材料产业转型”。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比如，宝山将在高性能钢材等特殊金属材料、生物医药研发制造、智能机器人本体制造等领域打造新兴产业集群，金山将在新型显示、碳纤维等先进材料、生命健康及无人航空器等领域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三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通过提升科技服务业水平、做强做优文旅产业、做大做精平台经济、构建区域消费中心等路径，推动“南北”服务业从“配套性”向“特色化”升级。其次，要打造两大赋能体系。通过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构建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构建数字赋能的现代产业体系。再次，要夯实一个基础，优化现代产业基础设施的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南北”两区要实现产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特别是要重视适配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比如说建设无人机空港，需要“永不失联，永不迷失，合法合规，安全运行”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空间转型是载体
产业转型必须以加快空间优化为载体。“南北转型”，要牢牢把握国家沿海沿江铁路大通道建设机遇，加快南北功能布局调整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更新利用为区域转型发展植入新功能、培育新产业、打造新的增长极。同时，“南北”要以产业转型带动空间转型，以此优化全市空间布局，进而增强上海对长三角的服务辐射功能。因此，要放到统筹推动外部、内部空间布局重塑当中，来定位“南北”功能。一方面，南北功能布局调整应契合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目标要求，着力提升上海城市核心功能。基于此，宝山区的功能定位是“主阵地、主城区、样板区”，即全力构筑创新主体活跃、创新人才集聚、创新功能突出、创新生态优良的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打造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化国际大都市主城区和全市绿色低碳转型样板区；金山区的功能定位则是“两区一堡”，即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重要承载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区，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南北功能布局调整应契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着力增强上海对长三角的服务辐射功能。基于此，对宝山区的定位是建设成为上海服务辐射长三角北翼的重要节点和上海北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金山区则建设成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南向拓展带重要节点和上海南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功能转型，交通网络是基础。道路通，则百业兴。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产业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与外部性。交通设施对于产业发展不但有服务和支撑作用，还有引领与先导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在一切因素当中，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是最为有效的。交通是各类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交通条件的优劣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与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往往在交通方面比较便利的地方，在区位优势上就更突出。有一些地方，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很大程度上是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制约。交通运输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自然具有外部性的特征。而且一个地区的交通条件不仅影响本地区的产业发展，还会影响其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同理，影响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的不只是本地的交通设施条件，还取决于周边地区的交通技术设施建设状况。而且，区域交通互联互通，能够促进区域资源共享、产业融合与民生互惠，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从上海对外交通连接来看，嘉定处于上海通往江苏的苏州、南京方向上，松江处于上海前往浙江的嘉兴、杭州方向上，青浦则在上海通往浙江湖州方向上，东西走向对外交通非常畅通。在南北走向上，却存在“内联”不通、“外联”不畅的问题，目前南北两区之间没有快速轨道交通相通；在对外联系上，两区是上海交通的“末梢”，进而制约了要素资源流动，影响了上海对外辐射功能。因此，“南北”空间转型重在打通对外交通连接不畅堵点，通过构建内通外联的交通网络体系、协同高效的区域空间格局，增强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增强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力。对此，宝山将提升在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和沿海综合运输通道中的重要节点功能，打造成北上海交通枢纽门户；金山将强化与新城及长三角周边城市的交通互联，打造成上海西南交通枢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实现南北由“末梢”向“节点”转变，赋能“南北”产城融合，也将增强区域联动与辐射效应。
治理转型是保障
“南北转型”，产业转型是核心，空间转型是载体，但产业转型、空间转型不只是经济问题。如果就经济论转型，很多问题可能就解决不了。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南北转型中的产业与空间问题，应意识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相互交织，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受制于治理水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治理具有前置性，如果没有治理转型，不可能实现产业转型与空间转型。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治理转型上，“南北”两区要牢牢把握“人民性”，不断提高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一是民生为本，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南北”两区将通过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均衡供给、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加大人才住房保障力度，推动公共服务“补短板”和“提品质”并重。二是技术赋能，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标杆、打造精细化管理善治城市典范等举措，推动“南北”城市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并举。三是环境优化，增强市场主体吸引力。“南北”两区将通过强化招商引资做实企业服务、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激发社会活力，推动营商环境“强招商”与“优服务”并行。以治理转型为支撑，全方位提升“南北”软实力。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蒋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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