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舆论战进行到今天这个态势，必然要更多地直面制度的优劣争论。现在很多精神西化的人，他们正是从制度的否定开始，一直走到了否定我们民族和历史、文化的程度，甚至有的走到了人种自卑的极端。
他们中还有人煞有其事地把西方的原罪论，运用到对中国的批判否定上。他们从革命原罪，一直推导到制度原罪，最后发展到历史原罪和民族原罪，认为中国从秦朝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专制道路，形成了专制的历史，而西方从古希腊就具有民主的传统。到此为止，他们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原罪论。
制度解构是对手瓦解我们“四个自信”的中心环节。重建“四个自信”也需要重点解决制度自信的问题；但要重新建构制度的自信，我认为应该从正确而完整地理解“解放战争”开始。
为什么正确认识和理解“解放战争”这么重要？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解放战争胜利的成果，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逻辑发展的结果。
正确理解解放战争和树立制度自信，密不可分。但很可惜，虽然这几年通过我国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优异表现，很多国人已经开始重新认可制度的优越性，但这种制度认可如果不能上升到理论自信的高度，不足以让我们在论战中碾压对手的那套理论学说。对手针对我们意识形态的解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为了否定我们的制度，从解构解放战争的性质和意义就开始下足了功夫，做足了文章。
可以说，我们的对手已经成功地把解放战争的本来面貌进行了完整的解构，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恐怕不理解“解放”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了。舆论场上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抬高抗日战争、贬低解放战争的倾向。因此，这个问题就很有辨析的必要了。
二
为什么解放战争结束了，新中国成立都这么多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一直未改。中间也有人建议应该叫国防军，意思是解放战争都结束这么了，解放的任务早就完成了，所以军队的名字也应该改改了。
粟裕的儿子粟戎生曾回忆说，有一次粟裕当面问了一位军校毕业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军队还叫'解放军'而不叫'国防军'？”
这位毕业生想了一下答道：“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
这个回答是否就是粟裕心中的答案，不得而知。但我个人认为，这个答案不能说不对，但还不够准确，至少不够完善。
解放台湾确实是人民军队还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但就是台湾解放了，“解放”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吗？并没有。
因为解放的真正含义并不只是国土的统一，还有人民的解放。
这就要回到怎么理解解放战争的性质这个问题上。
最近几十年，历史虚无主义一直在解构解放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把解放战争定性为普通意义上的“内战”，似乎这是一场国共“兄弟”之间不应该发生的“内斗”。
今天很多反映那个时代的影视作品，就用“内战”的历史观设计剧情和角色。比如影响力很大的《风筝》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风筝》的主题大概是想突出信仰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但观众看到的《风筝》剧情，不只是地下党有信仰，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也有信仰。从电视剧的剧情中，观众非但看不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反而，军统在为信仰而始终不渝坚持到底的同时，还特别讲弟兄情谊。他们表现得既有信仰，又讲感情，而地下党之间则被剧情设计得充满怀疑、内耗。
作为主角的郑耀先（军统内部人称“六哥”）为了信仰，设计抓捕一直对兄弟情谊念念不忘的军统特务宫墅和赵简之，让观众难以理解郑耀先这么做的道义基础在哪？甚至还出现了军统特务宫墅被捕后，义正辞严地当面指责批判自己的“六哥”，而“六哥”面带内疚、无力辩解的剧情。在这个桥段中，军统特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以至于剧情演绎到这里，弹幕里跟着大量观众批评“六哥”为信仰无情无义的内容。
这种剧情设置和人物塑造，与历史是严重不符的。为了塑造人物、突出戏剧冲突，吸引观众，做一些艺术上的处理也不为过，但是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
虽然不能否认，国民党内也有有情有义，或者坚持自己信仰追求的个体。但这样的个体，在“4.12”之后的国民党内部根本不具有代表性，更不能反映国民党自身的性质与立场。而当时的我党则正好相反，虽然队伍里也存在着少数信仰不坚定或者伪装信仰的人，但在整体上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崇高信仰的组织。
作为艺术作品，剧情的这种设计，用不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设计，很容易给不了解历史的观众把这种个体塑造上升为对各自所属组织的整体评价和认知上。
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那国民党就不会输，我党也不会赢。
解放战争开始时的国民党无论从军队人数、装备、再到占有的资源和交通优势，都占有全面的优势，蒋介石一开始对于胜利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国民党集体也那么有信仰，如果这种信仰和地下党员的信仰没有正义与反动的高低之分，怎么能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摧枯拉朽般地转进台湾呢？
为什么解放战争中，老百姓用小推车给解放军送物资，而不是给国民党军送物资呢？据统计，光是为了支持淮海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就高达543万人。
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要靠在国统区抓壮丁补充兵源，而解放区的人民就出现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吗？
这么明显的民心向背是怎么来的？这是“内战”说能够解释清楚的吗？
距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当时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帮忙带路的一幕才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老百姓突然就这么有觉悟了呢？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老百姓就为了保护红军、八路军伤员，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告诉敌人想知道的消息呢？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有过接触的老百姓怎么突然就精神面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这用兄弟之间的“内战”说，同样解释不了。
国共之间面对外敌入侵共同抵抗，才可以称得上兄弟阋墙，共御外侮。因为在共御外敌，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命运降临时，国共之间的立场才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可以叫兄弟了。
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又兵戎相见，这时候还是兄弟吗？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共两党的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个代表反动，一个代表进步；一个代表黑暗，一个代表光明；一个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才是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
也正因为两党之间存在着这种本质的不同，所以人民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选择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
没有这种强大的民意支持，人民军队凭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呢？最后逆转局势，赢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呢？不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国民党军又怎么会从强到弱，最后溃败呢？
用一个“争天下”的概念和逻辑，同样无法解释这种民心向背。
这场战争就是因为有着“解放”的意义而伟大，因为有着“解放”的性质，而得到了老百姓如此的拥护和支持。
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全天下受苦的人，把他们从受苦、受压迫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因为中国在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农民的解放就从土地重新分配开始，让农民拥有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仅仅是解放的起步，但也已经引起农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不再是落后的、麻木的、任人欺凌、忍气吞声的状态，不再是闰土、祥林嫂的形象，而是“粗黑的手掌大印”，开始有了翻身得解放的获得感。
他们在获得土地的同时，思想意识也获得了新生，这才是主体性意识的唤醒。他们开始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意识，这是解放的另一层意义。这比资产阶级的启蒙，那可是有意义多了。
农民知道这一切变换的原因，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人民军队，从内心认可了这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的“子弟兵”，踊跃送亲人去参军。
对当时和解放军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为谁而打，都很容易理解。
这种理解容易到什么程度呢？解放军兵源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被俘虏的国军战士。他们被俘虏后不是被强迫参加解放军；而是征求意见，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下来的，编入人民军队，成为解放军战士。而且当时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也没有太多时间对这些被解放的战士做太多的思想工作。把基本道理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解放区土地怎么分配，再让他们感受到解放军的官兵一致，讲清楚天下穷人是一家，很容易就产生了非凡的感召力和认同度。
这些解放战士，很快就以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加入了反对自己曾参加的国民党阵营的战斗中，涌现出了很多表现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这种转变一直到抗美援朝还在显现着。“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就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自愿留下来成为一名“解放战士”。第一个攻进汉城的第50军是原国民党第60军，是长春起义过来的，原来是滇军。
这种巨大的转变，用没有好坏褒贬之分的“内战”概念能够解释吗？
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就不能对俘虏的解放军战士进行这样的转变呢？《风筝》里面不是演绎国民党也是有信仰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种信仰真的普遍存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种信仰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同，反而是国民党对手的信仰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呢？
这不就是这两种信仰之间，有着根本的、本质的不同才产生的区别吗？
这不就是因为一方是要解放人民，所以才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另一方是要继续压迫人民，所以才被人民唾弃吗？
即便国民党从解放战争一开始有着资源上的全面优势，也挡不住民心向背逆转局势。
难道还有更合理的逻辑、更能讲得通的解释吗？
三
理解了解放战争，就知道为什么老一辈习惯以“解放后”、“解放前”称呼新旧两个时代，也才容易理解什么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当时的中国依然属于“旧中国”。只有解放战争胜利了，“旧中国”才具备了变成“新中国”的条件。
这些特定的政治概念，都有着特定的内涵。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理解这些概念。
有的人就是理解不了，那主要不是理解能力的问题，更多只是立场的问题而已。
因为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解放”的长期解构，有太多人已不能理解解放战争之于中国的意义到底在哪，所以他们理解不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那句面向世界的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句话里面，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也不是空洞的。
那是字字凝聚着对革命的自信，对道路的自信，对理论的自信，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在开国大典表现出的自信，直接来源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二字的内涵。
那个年代，对待尚未解决的台湾问题，我们也是用“一定要解放台湾”表明态度，同样充满着豪迈与自信。
收复台湾和解放台湾的政治意义是不同的。收复更多针对国土的统一，但是解放，还有着更高的价值和政治追求。
在当时的海峡两岸舆论战中，大陆用“解放”，台湾用“光复”，道义的制高点在谁哪边，一目了然。在台湾搞白色恐怖的年代，台湾依然产生了一批认同统一，向往大陆制度的进步人士。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什么用人民冠名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从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到人民铁路、人民邮电，这是解放战争性质逻辑演绎的自然结果。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毛主席那代人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的批注中，阐明他对人民国家的理解：不仅“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还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就是毛主席心中的人民民主，也是对他对人民解放的理解和主张。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创新性实践。
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人民的解放创造了政治条件，解放战争是抗日战争胜利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当然，人民国家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保卫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这都是人民军队的任务和使命。
而且，人民的解放并不因为解放战争结束和人民共和国建立就完成了，那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实现更广泛更彻底的解放准备了政治条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生产资料的社会改造，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但这个过程依然没有完成。
解放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宏大，而且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解放和革命，其实是同一个过程不同角度的概念表达。一直到实现最高目标。这个过程也是解放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
这个最高目标没有完成，人民军队的“解放”任务也没有完成。
解放战争胜利了，我们依然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不是国防军。
解放军自然要承担起保卫国防的重任，但国防军却不具有“解放”的使命。
四
概念和话语体系是很重要的。建立理论自信，要从概念和话语体系上开始。
对手的舆论战也是从解构概念和话语体系入手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体系，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解构为落后的、僵化的、斗争的、非善意的，与此同时，西方的话语体系取而代之，成为我们表达思想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跟他们进行舆论对攻时，感觉很吃力。
我们可以从理解“解放”的含义和“解放战争”的意义开始，经济上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理论上重新构建我们的意识形态优势，不但实现本土意识形态保卫战的胜利，而且要从意识形态的输入国变成输出国，把舆论战打到对方的阵地上去。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失去了舆论话语权优势的掩盖，西方国家长期积累的矛盾会迅速暴露发酵膨胀爆炸。光是美国政府不负责任而导致死去的那一百万人，就能把美国的政治外壳合理性击得粉碎。如此，我们也会有实现“不战而胜”的可能。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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