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运全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青铜鉴定专家，湘潭博物馆青铜鉴定专家，湖南大学文物考古系客座教授，湖南省收藏协会终身会员。
度量衡中的“衡”通常指的是称，而称包括秤杆和秤砣，秤杆就是横，秤砣叫“权”。有一句成语“权衡利弊”，百度对权衡利弊的解释：权：秤砣。衡：秤杆。权衡：比较，衡量。比较一下哪一个有利哪一个有害。所以在收藏行业里对秤砣的称谓就叫“权”，铜权、瓷权、陶权等等，只是材质的不一样的称呼。
2019年的4月份的一天上午，我正常的走在去上班的路上，每天来回都要从另一家古玩市场一楼路过。当我悠闲的走到这栋楼的大门口，自然的望向门内左边的古籍店铺时不由眼前一亮，门店里的玻璃柜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吊坠物！
快步上前仔细一看，吊坠物的上面是一根圆形桥拱铜柱做的钮系，下面是铜质圆桶状一直到底，而且上面刻有三行字，整体上小下大，做工精致、器型端庄大气，这就是一个器型规整的大铜权！我不由得心中窃喜，因为我就一直在收集度量衡的藏品，而这个大铜权属于那种我梦寐以求的藏品，是“衡”里面的秤砣，你说这岂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若无其事的走进去，没有在这大秤砣面前停留。老板是多年的老熟人，坐在茶桌旁边接电话。挂机后叫喝茶，我迫不及待直截了当的说：“你不玩这玩意的，怎么在门口摆着这大秤砣啊？”老板也是行走江湖多年的老麻雀，一下就知道我的心思说：“你还别说这秤砣，求了好多次才买到，而且不便宜……”
我听他这样一说就明白了今天这件东西不容易买下来。于是我走过去仔细看看、想上手，结果一只手还移不动！“有50斤，很重的！”老板看出了我想一只手把它提下来，提醒着我。
铜权
这个时候我认真的辨认上面的字：民國二十四年，市称法碼伍拾斤，湘岸鹽務稽核處。背面还有“叁號”字样，这还是湖南本地的东西。
民國二十四年，市称法碼伍拾斤，湘岸鹽務稽核處。
民國二十四年，市称法碼伍拾斤，湘岸鹽務稽核處。
我顺手问道：“现在要什么价？”老板很为难，但客气的回答：“不便宜哦，要xx万。”我就知道肯定不会便宜，今天只有看看的份，买不了，喝了几杯茶后悻悻地离开了。此后的每一天从这里路过，只能远远的望着这个大铜权高高站在门口的柜台上向我示威，我也知道自己口袋里钱不足，只能望洋兴叹，默默地路过。
此后每每想到这个大铜权心里总不是滋味，看上面的文字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盐务官权！食盐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所以在历史长河中，食盐销售基本是国家控制的。看到这铜权的文字就知道是民国时期盐务管理下的产物，于是乎我不得不去了解这段并不遥远的民国盐务（湖南）历史…
改朝换代进入民国，盐务的管理还是沿袭清代的旧制：引岸专商制。引岸就是盐的贩卖区域，也叫行盐地方或盐销岸。民国时期的盐务管理和盐务政策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盐务管理；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盐务的管理；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盐务管理；
四、抗战胜利后的盐务管理。
而这铜权上的字是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说属于第二阶段的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盐务管理，在这之前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在管理着破烂不堪的中国。
民国初年，财政相当困难，本来在清朝末期财政就已经出现大赤字，而到了民国初年社会经过大动荡，各地的财力物力已无法提供给政府，况且这时期承担了清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巨大债务，所以北洋政府不得不借外债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从1912年开始与英、法、德、美、日、俄六国（美国后来退出）银行签订了借款条约，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合影
袁大头
而六国银行团的条件非常苛刻，提出以中国全部的盐税作担保，也就是把中国的盐政主权直接拱手交给外国人！于是在洋人的干涉之下成立了盐务署，署内附设盐务稽核所（洋人实际掌管），整个中国的盐务收入由洋人掌控。
直到1926年蒋介石掌权后，民国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建设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教育稳步发展定型（1937年爆发全面抗战）。这时期中国盐务稽核所开始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同时又逐渐接管盐务行政事务，终于集盐务的产、运、销、税、缉各项权力于一身，从而统一了盐务事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军所到之处把洋人掌控的盐务稽核所取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切盐务均由当地运使、运副接管。稍后又重新恢复稽核所，并于1929年1月8号财政部重新制定了《盐务稽核总所章程》，逐步掌握了发放引票、征存盐税、管辖盐警、考核、运销、缉私等等盐务管理的权力。
盐务引票
盐务引票
把盐务管理从洋人手里收归国有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这一时期的盐税收入大大增加，从下表就可以看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盐税收入情况。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大铜权上的字写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也就是说这铜权上的盐务讲的就是民国这一时期的湖南盐务。而湖南是一个中国内陆地区，离沿海地区较远（海水制盐），历来就没有产盐的历史（1917年试采湘潭等处的膏盐，但技术低、数量少、质量差），所以湖南省内所需要的盐都是从外省运过来，抗战爆发前一直是依靠沿海两广和淮盐。
1913年，在北洋政府的部署下，作为食盐销区的湖南成立湘岸榷运局，管辖省内的42个盐务榷运分局和七个盐务榷税局。1914年4月又设驻武汉总稽核处，以汉口为驻地，专管湘鄂赣皖四岸、宜昌各榷运局盐务，各局委派稽核员在总处。到了1918年8月中央撤销了驻汉稽核总处，改为四岸各设稽核处，就是这大铜权的的“湘岸鹽務稽核處”名称的由来，稽核處在长沙。到了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撤销湖南省内所有榷运分局，归并湘岸稽核处管辖，进一步扩大了稽核处的职权！这名称一直沿用到1936年7月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把盐务总署和盐务稽核总所撤销，分别改组成立盐政司和盐务总处。
盐务榷运部分分局名单
铜权上的“湘岸盐务稽核处”
北洋政府时期的盐务管理还是基本沿用清朝沿袭下来的“引岸专商制”，是一种较落后的封建专商垄断制度。“产盐有定场、行盐有定额、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在这个制度下的盐务各个环节都非常死板，没有灵活性。由于专商享有独占地位、无人与之竞争，因此常出现掺假、少称、抬价的现象。甚至盐务官贪财收受贿赂，任专商为所欲为，害苦了当地百姓。所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改革盐务管理制度，开发部分盐务自由贸易区。
湘岸，是这时期湖南行销淮盐的地区，管辖有省内五十八县地的盐务：长沙、湘阴、浏阳、醴陵、湘潭、宁乡、益阳、湘乡、攸县、安化、茶陵、宝庆、新化、武冈、新宁、城步、常德、岳阳、平江、临湘、华容、汉寿、沅江、南县、衡阳、衡山、安仁、丰阳、常宁、零陵、祁阳、东安、道县、宁远、永明、江华、新田、芷江、凤凰、沅陵、泸溪、辰溪、溆浦、黔阳、麻阳、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古丈、靖县、绥宁、会同、通道。
抗战之前湖南全省主要以销淮盐为主，兼销川盐、粤盐及天津的精盐。从1928年10月份起到1935年12月份止，湖南的盐务税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偿还外债，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减轻了部分负担。
据资料记载，民国初期湖南都军张敬尧、谭延闿等先后增加盐税，1927年湖南当时的盐价从清末的每500克3分6厘（银元）涨到了每500克1角4分，上涨近3倍！其后十余年湖南的盐价基本维持在每50公斤14～15元、零售价在每克0.14～0.17元之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政府和一些商业团体纷纷呼吁中央采取措施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各界的呼吁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统一度量衡制度的重视，于是工商部组织相关专家讨论统一方案，经过讨论国民政府决定以万国公制作为度量衡的标准制，同时在过渡时期设一辅制。为了方便和公制换算确立市制，把一斤制定为公制的500克，但一市斤依然沿用16两（新中国成立后改10进制，1斤等于10两）。
通过了解这么多的湖南近代盐务历史，我内心很感谢把铜权摆在大门口的老板朋友，让我有缘遇见这见证了100年前湖南盐务历史的大铜权！而它身上简简单单的几行字，却打开了百年前湖南本地盐务历史的大门，忽然间感觉这大铜权越显高大、威严。
但此时开始我又担心起来了：这铜权一直放在那大门口，人来人往的，冷不丁哪一天出来一个不差钱任性的主，把它请走了怎么办？我不自觉地起身，装着若无其事的路过，眼光偷偷地瞟向他的大门口（我自己都觉得搞笑）。还好，大铜权还在继续向我示威。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有一天傍晚下班路过，我习惯性的瞟向大门心里吓了一跳：东西不见了！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急匆匆走进店里，老板不在只有店员在电脑前打键盘，开口就问：“你们之前摆在大门口的那秤砣呢？”
话音刚落，店员抬头，一只手指向她的背后柜台底下的角落。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谢天谢地！大铜权被放到了地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我脱口而出的埋怨说：“干嘛把它放这角落里啊（害得我吓了一跳）！”店员平淡的说：“这个问题要问老板，我也不知道，老板等一下就过来了。”好吧，我不急不忙的点了一根烟，坐在茶桌边等老板过来。心里酝酿着今天怎么跟老板打这一战，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大铜权请回家！
没多久老板回来了，经过一番商讨 还算顺利！……（此处省略一万个字）我顺手从角落里费劲地把大铜权提了出来，瞬间感觉到了它不单够大、还够沉重…哈哈，凯旋而归了！
如今这大铜权稳稳的立在我度量衡的藏柜里，像是统帅三军一样威武！它望着我，我望着它，都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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