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多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南江，是西江从南往北流的最大支流。南江长201公里，流经云浮罗定、郁南等地。新旧《唐书》都将南江流域的民族称为僚。僚族是使用铜鼓的民族，在僚人居住过的地方，留下僚俚人遗落的铜鼓，在今日壮寨和黎寨中，仍普遍使用铜鼓。
解放后罗定先后出土十多面铜鼓
在《澍粹集补注本》、后汉书《马援传》、晋裴渊作《广州记》、虞喜《志林》、郦道元《水经注》、《隋书》、《唐书》、宋《太平广记》等大量史籍中，均记载铜鼓。其中，后汉书《马援传》记述，“援好骑马，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这是岭南铜鼓最古的记载。
民国时的著名学者、台湾第一任广东同乡会会长徐松石教授认为，岭南铜鼓大约是秦汉之间所创造的。这些铜鼓又必出于岭南的僚僮族。隋唐以来，南江流域曾经分别是僚、俚、瑶族聚居的一个军事重镇，在岭南占有一定的地位。云浮市境内除东边新兴县外，地处南江流域的罗定、云安、郁南都曾出土过铜鼓，反映了当地在古代曾有僚僮族人活动的历史。
在罗定现存志书中，《康熙罗定州志》《民国罗定志》均对铜鼓有记载。《康熙罗定州志》记述“古铜鼓，城隍庙旧有铜鼓，高二尺五寸，径二尺，制作精巧，不知始于何代。在本庙座隅，邑人争讼不平及被诬欲白者击之，则祸有归。无事而击，则祸击者，其能警世，如此后失之。明怀宗崇祯间，州东南十里许，地中每遇风雨，即有钟磬之音，里人发之，得一铜器击之有声，制作甚古，高径俱合疑，即此物时，献于兵宪。”
《民国罗定志》记述“铜鼓一在城隍庙，高二尺五寸，径二尺，制作精巧，已失。一在金鸡莫家，清光绪间毁于火。一在金公祠，清同治三年，西宁新乐乡民掘山得之，知州周仕俊购置于祠，径二尺八寸，高亦如之，面平圆，近旁鄂二周四旁有耳，高可二寸许，衔以虾蟆，腰狭无底，花纹环绕，绿斑盎然，后为州牧黄光周取压归装一藏。”此外，《民国罗定志》专门记载举人黎耀宗写的《铜鼓歌》。
从史志记载中，可见罗定铜鼓数量不少。据不完全统计，罗定解放后先后出土了十余面铜鼓，但由于保护不力，大部分已经散失，现仅存两面而已。
△罗镜出土的铜鼓
一是罗镜出土的铜鼓。1980年3月2日，罗定县罗镜公社水摆大队社员李明烂在三窑坑山腰挖出北流型铜鼓一面。该鼓现存罗定博物馆，鼓面直径97厘米、高35厘米、重65公斤。鼓心太阳纹八光芒，三弦线分晕，共十晕，有裙边。鼓间四蛙，两两相对。鼓身四环耳，饰精细的云雷纹。
△船步出土的铜鼓（修复后）
二是船步出土的铜鼓。1985年5月初旬，罗定县船步区垌心乡农民冼世雄等八人，在白石坑猫地脊种茯苓时，挖出北流型铜鼓一面，现保存在罗定博物馆。铜鼓重约25公斤，鼓面直径68厘米、高37厘米，鼓面大于鼓身，身分胸、腰、足三部分。据专家推断，该铜鼓应是晋代物。
1995年云安仍出土铜鼓
1972年4月，在云浮县六都镇南胜村出土铜鼓一面。鼓面中心饰太阳纹，光体凸起，八光芒短小，相间四芒顶端分三叉。三线弦纹分九晕，全部饰雷纹。鼓面边缘铸四蛙，两两相对，蛙四足各有三爪，前足分开较阔，后足分开窄。鼓胸：三线及双线弦纹分十晕，全部饰雷纹。鼓腰：三线及双线弦纹分十四晕，全部饰雷纹。鼓足：三线及双线弦纹分十晕，全部饰雷纹。鼓耳：四小环耳，两两相对，绳纹，均上下各有三叉。铸法：双范合铸。属两广北流型铜鼓。现存广东省博物馆。
1995年1月6日，云安县镇安镇河东管理区背岭村隔岗山出土一面铜鼓，为村民陈亚灿、陈广芬、陈大生挖树头时发现。铜鼓底部因锈蚀而破损。鼓高48厘米、直径89厘米、腹围236厘米，鼓面对称饰伏四蛙，中心饰太阳放射图案，鼓身饰雷纹，属广西北流型。是当时俚人集会、宴乐、征战、婚丧时用的一种乐器，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现存云浮市博物馆。
郁南铜鼓具有两千多年历史
1975年，郁南县东坝镇农民开垦荒地时出土的汉代铜鼓，鼓身高60厘米，鼓面、鼓底直径均为80厘米，中部空。鼓面北东南西四方附铸有通体镂的青蛙4只，自边至中央有九重圆晕；中央为击鼓点，以点为轴心，附铸有8条射线均匀分布，每条射线直径5厘米，高1厘米。鼓腰两侧各有耳环两只，全鼓呈绿色。经广东省博物馆专家学者鉴定为汉代铜鼓。从其外观和纹饰特征初步推断，应属汉代北流型铜鼓。现存郁南县博物馆。
△铜鼓边沿“青蛙”图案
平台镇出土的汉代铜鼓器型硕大、凝重简朴、造型典雅，通身有精致细密的云雷纹，鼓面正中有一个太阳纹，鼓面上有三线弦纹均匀分布环绕，四只青蛙对称分布在鼓面，鼓身两边分别有一对鼓绳等特征。经省级考古专家鉴定，该铜鼓具有两千多年以上历史，属汉代北流型铜鼓。现存郁南县博物馆。
南江流域铜鼓外形、纹饰和形制
铜鼓的外形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造型艺术。铜鼓形状像圆鼓，无底腹空，腰曲胸鼓，给人以稳重饱满之感。鼓面为重点装饰部分，中心常配以太阳纹，外围则以晕圈装饰，圈带上铸有青蛙等圆雕装饰物，鼓身多有花纹围绕。铜鼓形式多种多样，造型夸张，制作极为精美。南江流域出土的铜鼓，都具有太阳纹、云雷纹、饰蛙。
《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将铜鼓分为八种类型，分别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西盟型和麻江型铜鼓。其中的北流型铜鼓有几大特征：一是形体硕大肥重；二是鼓面伸出鼓颈之外，边缘有垂檐；三是胸壁斜直外凸，最大径偏下；四是鼓足外侈，与面径大小相若；五是鼓耳结实，多为圆茎环耳；六是太阳纹圆凸如饼，以八芒居多；七是装饰纹样以蛙纹和云雷纹居多。综合上述南江流域铜鼓的外形、纹饰，可以明确几面铜鼓均为北流型铜鼓。
南江流域少数民族与铜鼓
相当长历史，南江流域地僻南陲，与中原隔阂，明以前，西瓯、僚俚、僮、瑶等民族先后为地方主要居民。西瓯是百越的一支，最早的土著。僚俚，僮是由西瓯、骆越族演变而成，瑶族则是从湖南湘西五溪迁来，自晋代始，大批汉人从北方迁徙而来，与当地土著杂居。从民族的分布和文化特征来看，这些人与汉人杂错居住，后来演变为壮侗语系的壮（僮）、布依、水族和侗族等。据清雍正王植《罗定州志》载，罗定旧有瑶人分高山、花肚、平地三种，高山、花肚瑶居深山，平地瑶居浅山，三种瑶言各不相通，其姓氏为盘、蓝、雷、钟。自宋始，原居住在湖南五溪的瑶人南迁，此后泷水各地均有瑶人居住，形成了以罗旁为中心的瑶族社会。
明万历以后，大量移民从广东各地移入，汉人骤然增多，他们聚族而居，自成村落，自秦以来，除了州县行政官吏部分由朝廷任命外，土著渠帅首领，地方酋长，均由朝廷任命土官以羁糜之。到民国时期，南江流域内少数民族全部汉化。
据贵州省民族学专家调查考证，发现了贵州、广西境内以侗族大歌著称的侗族，广为流传的四个长篇民歌中，有一支民歌的开首便唱到侗族的祖先来自罗定神滩。神滩传说今仍在罗定一带流传，为侗族源自隋唐时泷江的僚族提供了有力佐证。罗定现存的很多地名与广西壮族和西南各少数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
徐松石教授曾经徒步珠江流域和西南各省考察，写下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后来，他在《百粤雄风岭南铜鼓》一书中更提出很多论据，证明今东南亚以及南洋群岛各国的民族和西南各省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古代从岭南西江一带迁徙去的。近代著名学者罗香林亦对古代越族的文化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古代僚族演化为若干个少数民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南江流域铜鼓地名不少。罗定素龙石牛山铜鼓岭、金鸡镇铜鼓山、泗纶铜鼓塘；郁南县通门镇铜鼓坪；云安区六都镇铜鼓坪等，这些地名应该都与古代铜鼓有关。
南江流域出土的均是北流型铜鼓，是古代僚僮族人的遗物，为汉晋时期遗物，是当时僚俚人集会、宴乐，征战、婚丧时喜用的一种乐器，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这些铜鼓的出现，让我们亲眼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的文明曙光。这些铜鼓的出土，说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时期，南江流域地区已经有大量僚僮族人活动，这些僚僮族人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以铜铸鼓，并将之奉为部落首领的权力象征，在首领进行会议或祭祀时，铜鼓都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礼乐之器，而在首领去世后，他们也会以铜鼓为冥器为已故首领陪葬。
南江流域出土铜鼓见证了云浮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为云浮作为古代少数民族聚居的重地提供有力证据。铜鼓之于僚僮族人，就如铜鼎、铜簋、铜钟之于汉人，这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凝聚了无数远古僚僮族人的灵魂。铜鼓艺术是远古劳动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两千多年来文化积淀的结晶。如今，云浮出土的几面汉代铜鼓仍然安静地存放在各地博物馆中，向世人阐述云浮民族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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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东成 陈大远
编辑：秦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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