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长城而展开的北纬四十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它的北方，飞马驰骋，自由奔放；隔着这条地理带，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加入着对方。
北纬四十度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到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从汉人到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一幕幕历史大戏在这条地理带上轮番上演。
北纬四十度更是一个世界性概念，如果你的目光可以越过城墙望向更绵长的纬线，就能在这条地理带上“看见中国、看见世界”。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这条地理带进行探索的文化大散文。学者、文学批评家陈福民用现场的行走、史料的爬梳与文学的想象，反复抵达这条地理带，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背后，是他对历史的关切、对当下的反思。
《北纬四十度》作者陈福民
从长城到纬线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乃至遭遇的挫折，都和北纬四十度有关」
上书房：《北纬四十度》全书11章，既描述了赵武灵王、汉帝刘邦、飞将军李广、王昭君、孝文帝拓跋宏、萧太后、安禄山等诸多历史人物，又在对“右北平”的“遥想”中完成了对这一消失于历史中的“故乡”的摹写，但是，最终书名既未落在人物上，也未落在“右北平”上，而以一条北纬四十度的地理线总揽全书。您怎么会关注到这条地理线的？
陈福民：“右北平”是我的故乡。自安史之乱划界，中原文明向西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弱，甚至越来越后退，直到近代，“右北平”从“东蒙”变成了“热河”，又被分给了辽宁、内蒙古、河北三个省区。我生长于河北承德，父亲是辽宁朝阳人，母亲是内蒙古赤峰人，一家分属三省，但其实本来是一个地方———“右北平”。
对家乡的童年记忆当然很重要，但还不构成我写这书的全部原因。其实我最开始关注的是长城，我是因为长城才关注到这条特别的地理线的。我读大学那会儿，放假回家有机会去内蒙古，见过一段燕长城。与声名显赫、游人如织的明长城相比，燕长城是破败的，看起来就是一些土堆。当人家告诉我这也是长城的时候，我相当诧异和迷惘，于是我不断地去了解长城。我大学毕业那两年，有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徒步走完了明长城，我对他崇拜到自己也很想去走一遭，可是我知道我是走不了的，所以那时候我更多的是在地图上“走”长城。
但一段时间内我受到时尚舆论的影响，对长城持有一些鹦鹉学舌式的负面看法，视其为保守文化的象征。随着对长城了解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长城并不如人们一贯所说的那么简单。从燕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到明长城，几乎所有的朝代都在筑长城，隔着长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峙了2000年，发生了多少幕历史大戏？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事件。不是一方打长城、一方修长城这么简单，也不能用保守还是开放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解释。
这些长城大都位于北纬四十度这条地理线上，虽然不是全部，但偏也不会偏太多。这并不是巧合，长城之所以修在北纬四十度这条线上，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特殊，它是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带与交界处。华北平原到了北纬四十度后，突然向北隆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坝上。坝上地区不适合像南部那样广袤地耕种，不是中原的传统定居区，而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乃至遭遇的挫折，都和北纬四十度有关。
从长城到“北纬四十度”，可能给人某种简单化的感觉，但我想不出比它更能概括这本书所讨论内容的题目了。
民族竞争与融合
「华夏文明的发展不是单一血统、单一文化的发展，是在各民族竞争、融合中形成的」
上书房：围绕着北纬四十度，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您为何选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匈奴单于白登围困汉高祖，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昭君出塞，刘渊永嘉之乱，孝文帝迁都，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民族融合，土木之变这几个事件？
陈福民：这取决于书的立意，即呈现“民族竞争与融合”。中原定居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围绕着北纬四十度进行反复的争夺。北纬四十度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直接参与了数千年来南北双方的摩擦和交流，也见证了中国古代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文明形态的成型过程。
汉族与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人，一直到满清人，缠斗了2000年，最后融合，变成了中国人。今天，有些民族还存在，有些民族消失了，但真的消失了吗？也许就存在你我的血统里。如果你身边有姓安的、姓康的人，那他大概率是粟特人的后代。书法宋四家“米黄苏蔡”中的米芾，也是粟特人。
这就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封闭的，为了生存而造成的民族竞争，最后实现的却是民族融合。过去我们说得比较多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明，实际上我们汉族也从少数民族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穿的裤子，不是汉民族的创造，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来的。还有今天女孩子们穿的小短袖掐腰抛肩，是大唐宫廷向波斯人学习的结果。甚至我们今天在圆桌上吃饭，很大程度上也是跟少数民族学的。东汉以前，我们吃饭时“齐眉举案”，是一人一案分开吃的，而游牧民族一个部落猎到了一头羊，他们会围起来吃。
民族间因冲撞而至的交融，为广义上的华夏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朱元璋创建大明帝国时，在诏书中说“朕承元统”，也就是说，他承认忽必烈所建的元帝国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共同的国家。
自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以来，我们看到和讨论的多是冲突，却不去看冲突里面包含的融合。
上书房：为什么“民族竞争和融合”这一立意吸引了您？近年来确有一些突破汉本位历史叙事的作品出版，但作者大都是少数民族，视角有其特殊性。
陈福民：我是汉族人，我母亲虽然有内蒙古背景，但我后来了解到，她的母亲和祖母也都是汉人。
“右北平”长期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民风与中原地区很不一样。可能是受其影响，我的性格比较兼容。凡持有过于强烈的本民族立场的，都难以达到建立民族平等的文化场域的目的。
我认识到的事实是，华夏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一血统、单一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各民族竞争、融合中形成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文明，是一个大熔炉。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文化事实，我希望我的写作可以达成在北纬四十度上“看见中国、看见世界”这样一个目的。仅仅“看见中国”是不够的，因为北纬四十度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当然，对我来说更紧要的是先尽量把中国的事搞明白，能做到这一点就非常不容易了。
上书房：在您所写的历史人物中，您给予了赵武灵王和北魏孝文帝相当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对异族文明采取了主动的姿态？
陈福民：你说“主动”这两个字非常准确，其他人大概是比较多地被动接受对方，只有这两个人是主动地向对方学习。可惜的是，北魏孝文帝心太急、步子跨得太大了，最后以失败告终。
还有“昭君出塞”和辽宋“澶渊之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民族和解的典型案例，是文明交往的另一种形态。以前对这两件事有不少负面评价，但我认为这两件事为双方的百姓赢来了一段比较长的安稳日子，是积极有效的举措。
文学的品性和知识的容貌
「解铃还须系铃人，部分历史真相是被文学所覆盖的，那普及历史真相的工作就应该由文学来承担」
上书房：听说不同于您的其他创作，这本书花了您很多时间与精力。
陈福民：我在这本书里所处理的题材，历史范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为此，我尽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每写到一个具体的朝代，我不仅要看与之相关的“二十四史”著作，还特别要看当下最优秀的历史学者与之相关的专著。比如写安禄山这一章时，我就比较多地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院荣新江教授的著作。
这本书不仅历史容量大，而且涉及多个领域，比如民族学、边疆历史学，甚至还关系到宗教学，我还阅读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地理上的变迁尤其要当心，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翻了无数遍，进行仔细的比对。比如，关于安禄山起兵叛唐、集结誓师的地点，历史上是这么记载的，“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那“蓟城”究竟在哪里？传统说法一般指幽州（今北京西南郊），但在河北省蓟县（现已划归天津市管辖）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安禄山在蓟县独乐寺誓师。经过实地考察并参照地方志，我采信了后者。这个问题虽然无关宏旨，但整个写作中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多，极为耗神。
上书房：书中提到的地方，您都去过实地？
陈福民：那些主要的历史现场，我都去了实地，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这些旅程完全谈不上“浪漫有趣”，很多时候是枯燥和艰难的。比如，北魏文明冯太后死后没有进拓跋氏祖陵盛乐金陵，而是葬在平城（大同）东北30多公里的方山永固陵，孝文帝南伐迁都前，专门去永固陵拜谒辞行。我是在深冬季节去考察永固陵的，雪后未经硬化的山间道路非常泥泞，车开在盘山路上，随时有滑落路基的风险。由于没有“旅游价值”，即便是当地人，也都不知道永固陵在哪儿。我是靠着导航一点点找到的。
总之，我写这本书，始终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因为我假定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历史学家。我不能让历史学家说我史实有出入，说我用的史料不对。可能我最终没有百分百达到这个标准，但至少我不能放弃这个标准。文学操持者应该要经受住历史认知与真实性原则的考验，应该尊重已有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
上书房：也就是说，您主动放弃了拿文学来做挡箭牌。作为一位知名文学批评家，您在文学批评界游刃有余，为什么要去“自找麻烦”？
陈福民：我做了30多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当代虚构文学开始有一些疲倦感，我指的不仅仅是小说类。当下，每年生产的虚构文学的量实在太多了，但要读到真正有营养的东西却比较难。一本书没有营养而被生产出来，是很对不起读者的。另一方面，一部分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又对历史进行任意裁剪，使历史真相被文学所覆盖。文学的天地极为广阔，与历史相关的只是一小部分。仅就这一小部分而言，我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历史学家看历史小说时能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这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
历史学专著一直摆在那里，但有能力触及的人终是少数，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有写通俗读本的愿望，都有能把通俗读本写得非常好看的能力。解铃还须系铃人，部分历史真相是被文学所覆盖的，那普及历史真相的工作就应该由文学来承担。
我希望自己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性”写作，我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静沉稳的知识活跃起来。这种写作，它有一种文学的品性，有一副知识的容貌；同时，它能自由出入两者之间，摇曳多姿。它不迎合，不讨巧，靠“硬知识”和“软写作”而迎风矗立。
总之，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这个话有点大也有点“放肆”，但我真的希望文学写作在处理历史材料时能保持敬畏。
读历史的态度
「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模式特别有害，它抹去了历史的复杂性，过滤掉决定历史动向的根本性因素，并且解构出了简单的忠奸模式。这些状况直到现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人看问题的方式」
上书房：书中您对飞将军李广的评价是最具颠覆性的，这位被司马迁饱含深情地写入《史记·李将军列传》的“子不遇时”的悲剧英雄，在您看来，武艺虽高，却缺乏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政治意识也不够，甚至心胸狭隘、滥杀无辜。您在理解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带有“深刻的自我遭遇投射感”的同时，也指出“太史公文学叙事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客观”。您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陈福民：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言难尽。美国当代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就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我个人是不赞成以过度的“抒情”去干扰历史的表达的。我认为，文学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生活真实，尤需遵循另一种真实———即已经有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构成这种历史真实的决定性元素，主要不是人性和道德，而是“知识”。
司马迁确实是特别同情李广的，在李广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情怀。但是，如果说司马迁犯了错误，他犯的也是代入感的错误，而不是史实的错误。我今天挑出来的李广的毛病，并不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恰恰是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明明白白写着的。这就是司马迁了不起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说法：因为我和司马迁价值观不同，所以，依据同样的史实，我对李广作出了不同的结论。
上书房：既然您批评的不是司马迁，那您在批评的是什么？
陈福民：我真正在追究的是我们读历史的态度。我希望我们能建立起与司马迁对话的能力，而不是对他顶礼膜拜。司马迁没有错，他可以对李广充满同情，说明他是人，不是机器，但他秉承史学家的良心，把事实都记录下来了。是我们后人缺乏独立的思考，全盘接受了他的立场。这是我在批评的东西。
中国的史学研究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通史很多，专门史很少。我们的史学专著，把帝王将相写得活灵活现，但很少细致记录当时的生产条件、武器装备是怎么样的，社会是怎么运行的，也很少细致记录当地的地貌、气候、风俗。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胡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引入胡服之前我们的汉服是什么样子的，是一模一样地引入还是有所改良地引入，这些都是模糊的。再比如，中原的马是什么品种，北方游牧民族的马是什么品种，有没有杂交品种，杂交品种是什么样的，这些也都鲜有记载。总的来说，我们更习惯关注历史人物，关注历史人物的道德状况，很少仔细察看经济运作、器物技艺、地理气候等影响历史的物质层面的因素。
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史观容易以人的道德水准为标准，而我们中国的传播历史知识的惯常途径，又加剧了这一点。自古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写作都发生在宫廷里，都是官修历史，极少流传、影响到民间。民间的历史知识大都来源于评书、戏曲，民间不读或很少读正史，限于受教育程度，能够认真解读正史的不过是一些士人举子。民众偏爱偏信各种民间传说，而评书、戏曲等民间文艺形式往往喜欢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归因于某个历史人物，进一步把历史人物简单划分成好和坏两种。我觉得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模式特别有害，它抹去了历史的复杂性，过滤掉决定历史动向的根本性因素，并且解构出了简单的忠奸模式。这些状况直到现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人看问题的方式。
《北纬四十度》陈福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题图来源：蒋迪雯 摄 《万里长城》
来源：作者：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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