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者，就是一个人土生土长的地方，由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相对于外出求学，或者外出工作的人来说，那里是最早收养他的土地，所以谓之“故”；同时，那里又是自己启蒙的地方，自己最初的人生观念、乡土民情、风俗习惯和语音语调都无一例外地濡染着那里的乡土气息，所以谓之“乡”。我生在五渠沟，长在五渠沟，五渠沟当然是我的故乡。与此同时，那个与五渠沟相距八九十里的二郎庙村也深刻的影响了我，改变了我，塑造了我；她的沟沟坎坎、坡头峁巅，一草一木，点点滴滴也都融入了我的生活，与我难舍难分，所以，二郎庙是我的第二故乡。
牵 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古人“望月怀远”，就是把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之情寄托在明月上。这虽然说只是一种心愿，但它却道出了一个事实：远方有亲人真好！正是有二郎庙村伯父伯母这样的远方亲人，才使幼小的我多了一份牵挂。
二郎庙村是半塬上一小片平台，地形就像那种高靠背的椅子。村子就坐落在椅面上。仅一间房大小的二郎神庙，突兀在椅面最前端的中点上。椅背高度至少应该是椅腿高度的八倍之多。整个椅子面北背南，脚踩渭河平原，背靠长寿高塬。陇海铁路紧挨椅子的脚趾穿过，再向北是西潼公路，再过去向北望就是渭河“如丝天地来”。村子最前端，就是从二郎神庙那一块有一条通到塬底的便捷小道，一二尺宽，坡陡弯急，只适合徒手步行。村子西面靠里是一小段几乎直上直下的陡崖，陡崖向下有通到塬底的羊肠小道；西面沿小路向外一大段是从上到下依次降低的梯田。东面是一面缓坡，从南到北全是苹果园；全村人、车出入的主要“干道”就在这一面。二郎庙村虽然在半塬上，但其距上与距下的路段悬殊，从塬顶向下看，村子还是在塬下边。所以，地处山里的五渠沟老家人称二郎庙为“塬底”。
小时候，我总是爱跟着爷爷或者奶奶到处跑，而跑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二郎庙。有时候，爷爷奶奶要是问我“看不看火车”，我就心知肚明：咋，到塬底去呀？“看，看，”我就喊起来，“我要看火车！”
那时候，交通不便，爷爷奶奶要带我去伯父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东塬，先步行二十里到桥南，再搭乘汽车到丰原，再步行二十里经闵家村下塬到二郎庙；二是走西塬，就是先步行十五里到阳郭，再搭车到渭南，再坐火车到树园车站，再步行二里到伯父家。当然，步行是大人的事，爷爷通常都是背着或者架着我。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全程步行。
应该是我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和爷爷给伯父家送一只小山羊。羊是不能坐车的，只好步行。我们一大清早从家出发，爷爷在前面拉着羊，我拿一根细细的竹棍在后边赶着羊。途径岭东村上塬，斜穿长寿塬到闵家村下塬。刚走到伯父家后面的斜坡小路上，我就看见穿着蓝色衫子的新龙哥坐在伯父家后院房檐下的台阶上玩。到家了，老妈看了看柜盖上的闹钟说：“四点了，你爷孙两走的还挺快！”下午四点，农村人一般都吃过饭了。慧芳姐说：“摊几张煎饼吧！”于是，老妈和慧芳姐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我和爷爷的吃饭问题。
我跟着爷爷或者奶奶到伯父家的第一要务就是看火车。要是奶奶的话，她担心我乱跑，就拉着我，迈着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地走到二郎庙前那一块二尺来宽的平台处，陪着我看。而爷爷不同，把我送到那一块，让我一个人看火车，他则和旁边的村民聊天。二郎庙的人们常笑话我说：“山里娃，没见过火车。”当然，也不能老看火车。有时候，我可能跟着新龙哥在泥里土里地滚，也有可能跟着海军哥上坡下沟的捋柏树籽，还可能跟着新军哥崖头路边地打酸枣，偶尔也尾随伯父到苹果园里转悠一阵子。
玩了几天或者半个月之后，我就跟着爷爷或者奶奶回家。为了让我见“世面”，回家的时候，爷爷通常只选一条路，就是从树园车站搭乘火车到渭南，然后再从渭南搭汽车上塬。应该就是那一次“送羊”后返回老家吧。爷爷领着我从渭南火车站坐公交车到东风饭店，他让我站在饭店门口不要乱跑，自己进去买饭。我却出于好奇，这里走走，那里转转，转到一个打井工地。高耸入云的铁架子，胳膊粗的铁链子，笸篮大的铁钩子，吊上来一桶一桶的稠泥水，还有人来人往的施工现场，我看得很投入，早把爷爷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爷爷才找到我。他端着一盘油糕，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着急忙慌又断断续续地说：“这娃——叫你，叫你不要——乱跑，你咋跑到这里了？”
你瞧，幼小的我之所以牵挂伯父伯母，就是因为我可以因此而自豪。我至少可以在老家的发小们面前吹嘘显摆一番。
“你见过火车吗？你坐过火车吗？”我推搡着德强，大声地问着，并显摆着，“我可是见过，也坐过的——在塬底见过，在县城坐过。”
“良娃，你知道渭河吗？黄黄的流淌着的像稠面汤，细细的、细细的像线绳，弯弯曲曲像蚯蚓，七拐八拐就拐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长太太！”
“喂，你几个，上过县城吗？张狂啥哩，我可去过，在东风饭店还吃过饭呢。”
那个时候，地处小山沟五渠沟村的人们都很少见过火车，更别说坐了。想想看，我不但坐过火车，还到过县城，在发小们面前该是何等的风光呀。
童 心
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两年之内祖父、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家庭的骤然变故，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云，后来又在冷酷的继父统治之下，我更加失去了天真的童心。虽然如此，我仍然非常想念伯父一家，直到一九七八年暑假——应该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经过几天的软磨硬泡，妈和继父才同意了我到塬底去的请求。我激动得整个晚上都没睡好，好像那一个晚上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好容易熬到了天麻麻亮，我就迫不及待地出发了。从那次开始，此后的几个暑假，我基本上都是在二郎庙度过的。
那时候暑假的主要任务除过学习、割草、放羊外，就剩下玩了。学习不过是我和新龙哥、新峰弟每一天定期在一块写写暑假作业而已。最有意思的学习是每天跟着新峰、侠侠收听“小喇叭”。当时伯父家有一台看起来挺笨的收音机，木板做四周的外壳，纤维板做后盖，硬纸板上裹一层灰色绸缎做门帘，比今天那种美的牌电烤箱略小一点——估计是伯父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以后买的。每天下午四点的小喇叭节目是新峰必听的。哪怕是在西洼的八分地里摘辣椒，在东坡洋槐树林里捡柴草，在从辛寺（程家街道）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水池旁边看小孩子打水仗，或者正在凉窑洞里吃西瓜，看看太阳照着的树影，新峰说着“小喇叭快开了”，撒腿就向回跑。一口气跑到屋里，气喘吁吁地打开收音机，然后坐在小凳子上静静地等待。有时候水草姑领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名叫“侠侠”的小姑娘来做客。这个侠侠似乎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她常常和新峰摇头晃脑，手舞足蹈，说说笑笑的与小喇叭“互动”。我只是偶尔在旁边若无其事的“偷听”，间或也可能生硬地、笨手笨脚地跟着他们“互动”。新峰看不下去了：“去去去，滚，你个笨小孩，不要打扰我们”。要是新龙哥碰见了，就会拉着我说：“社教，走，上坡摘枣去；也可以游泳呀——小喇叭都是哄碎娃的，咱都大人了，不趟那个浑水。”
虽然说我只是偶尔听一下，但当时小喇叭讲的“龟兔赛跑”“盲人摸象”“滥竽充数”“白雪公主”“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狐狸和乌鸦”等童话或者寓言故事似乎又让我找回了丢失了的童心；收音机里奶声奶气的动植物，新峰爽朗天真的笑声，侠侠一惊一乍的尖叫，都激活了我的心灵，使我开心不已。当然，最让我开心的还是玩。
最普通最平常的玩就是忙里偷闲的玩。
新龙哥领着我，再叫上一群小伙伴，左提小竹笼，右握小镰刀，蹦蹦跳跳地到坡里割猪草。什么毛娃草、抓地龙、蒺藜草、铁骨刷、嫩刺巾、燃燃蔓，凡是猪爱吃的草，全都收入笼中。笼都满了，看一看太阳还老高，离天黑还早，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坐在柿子树下打起扑克来。要是拉着一两只羊去放，不用说就更是个玩。如果担心羊乱跑，就找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用一条长绳把羊拴着。羊自己吃草，羊倌们就自顾自地玩扑克。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斗地主”“挖坑”“拐三”这些新词。我们玩的只是些“个人分”“升级”“捉王八”“弥竹竿”之类。有时候，扑克玩腻了，有的小伙伴也可能拿出一盒小象棋，或者跳棋玩。有线绳或者红头绳的话，还可以“翻交”。既就是什么都不拿，顺手在地上画个棋盘，也就开始了“狼吃娃”“媳妇跳井”“四方顶”。现在看来，正是这些土里土气的游戏陪伴着我们逐渐长大。
最具有人气最有乐趣的玩是游泳打水仗。
当时，二郎庙村西南角胡同口那个拐角有一个蓄水池。这个水池和村子中间的深机井都是“人定胜天”的杰作。在干旱的半塬上，大型水利设施，对农业生产有多大作用，我不得而知。但这些设施最大的作用有两点：一是方便了全村人畜的日常用水，水泵代替了挂着两个吊桶的辘轳，电力代替了人力，打水的时候也用不着七上八下的呼哧呼哧了；二是解决了夏天纳凉游泳泡澡的大问题。
印象中那个水池是长方形的，有一亩地大，二三米深。村子里有专人负责抽水换水。三伏天正是烈日当空、汗流浃背之时，大家吃完午饭，稍微午休一会儿，就陆陆续续地到水池去纳凉。我和新龙哥在伯父家后院那个窑洞里午休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直奔水池。在水里扑腾的一般都是小伙子或者小屁孩；在池岸周边围观的是些老头、老太婆、年轻妇女和小姑娘，当然，也有“怕”水的男人。水池虽然很深，担心发生意外，一般蓄水深度只是半人多高。大家知道基本上是安全的，所以泡在水里的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大显身手。
稍微有一点游泳功底的，见围观的人看得正欢，就开始大秀身段。仰游的，面朝天，徐徐推进，是“浪里白条”，逐浪而来；蛙游的，目视前方，两脚后蹬，双手如桨，一跃一纵，节奏感强；狗刨的，一头扎在水里，两只手抡圆，两只脚疯狂地扑腾，猛冲猛打，“卷起千堆雪”，直到碰及池壁，才探出头来，气喘吁吁。这些会水的赚足了喝彩，那些不会水的小伙子或者小孩子，也不甘落后。他们在水池的一边，要么，几个在一起，捏着鼻子，沉在水中，看谁憋水的时间长；要么，你推我搡，看谁在水中能克服浮力而不倒，表现的“定力”强；要么，你甩来一阵暴雨，他回敬一波巨浪，看谁身强力壮；要么，就坐在水池入口的台阶，身子泡在水里，只露出个头，闭目养神，看谁的修行境界高。瞧见了吧，那几年的三伏天，二郎庙那个人声鼎沸、热火朝天、水花四溅的水池，不光是二郎庙人的欢乐所在，也是我一颗童心欢乐的天堂。
最有趣最有存在感的玩就是偷生产队的水果。
我们偷的最多的是大枣。二郎庙就是掉在无处不在的大枣树的海洋中的一座小岛。我们隔三差五的去偷，反正看守枣园的都是一些奶奶辈的小脚老太婆。老奶奶远远地喊几声，我们顺手牵几个枣，就脚底抹油地溜了。老熟人，大家都不较真。而最富有故事情趣的却是偷桃。
我们偷桃只是偶尔所为。偷桃不像偷枣，大枣是偷自己村的，是顺手牵羊——淘气的孩子，偷吃爸爸妈妈藏在柜子里的“好吃的”，还不是理直气壮？可偷桃，我们偷的却是东坡村的——手伸到了别人家里，是不是有一点越界，有一点危险，有一点胆大包天？所以，千万不可造次，非得备足功课不行。
东坡村是二郎庙东边的那一道宽梁东边的一个小村庄，高低和二郎庙基本持平。“东坡不是有桃吗？估计熟的差不多了，我们啥时候去摘几个。”一个小伙伴提出建议。“走，摘几个！”大家摩拳擦掌。“不急，不急，”新龙哥很老道地说，“前几年去过那个桃园，但现在不知道咋样了？熟好了没有？啥样的人看守？桃园里有没有狗？被人发现了从哪一条路撤退？是不是得好好想一想？”
说干就干，第二天大家都在午休，新龙哥蹑手蹑脚地把我叫起来，又到新忠家用事先说好的暗号把新忠叫起来。在新龙哥的率领下，我们这个偷桃侦查小分队“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地到东坡村探查情况。我们沿着村东“干道”下到沟底，再沿沟东小路上坡，七拐八拐，上到了半塬上一条平路上。这条路的上下或者说南北都是一片片的耕地。顺路东行一二里路，稍微向南转个弯，就看见路下面的陡坡是一大片桃园。继续向前走几百米，再朝正南方向拐个弯，就到了东坡村。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好是东坡村的沿边“观光路”，上面是南北走向一绺排开的民房，下边是连成一片的桃园。桃园一直延伸到了东坡村下边的沟底。这下我们全明白了，从二郎庙东沟下到靠近铁路的沟口是看守所朝东的正门，而从东坡村下面的沟直出沟口是看守所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后院——那里是囚犯们在荷枪实弹的武警监督之下挖土烧砖的劳改场所。看守所后边沟口那里还有一个间或烧制大小不一、各式各样花盆的小型砖瓦窑场。
在刚进东坡村口的路边，有一个人字形茅草庵。庵子门口的大树下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满脸皱纹，正掐着辫子。见我们几个走来，她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打量一番，慢条斯理的问道：“唉，这几个碎娃，做啥来了？”新龙哥不假思索的回答：“老婆婆，我们来找在西王小学的同学张小满。”“噢，小满是谁家的孩子？”老太婆自言自语似的，“人老了，村里的孩子都记不清了。”
由于是太阳当空烤的晌午时分，村子里很少有人走动，也不见狗吠声。我们原路返回的时候，那个老太婆尾随相送了好长一段路。“大家看见了没有，有的树上的桃又红又大，我都要流口水了。”新龙哥和大家商量着作战计划，“就明天晌午吧，太阳正大，村里人都在屋里乘凉，正是下手的好时机。”“注意了没有？只有一个老婆看守，没有狗，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顺沟撤退……”新龙哥滔滔不绝地分析战略形势，确定了下手的地方，指出了逃跑的路线。
第二天，我们按时赴约。从那一段平路和桃园接茬处，一头扎进茂密的桃园，一人找一棵自己觉得满意的桃树，先尝一口味道，“不错，基本上熟了，开摘！”
正摘得欢，却听见上面路上有人喊：“喂，是那个崽娃子，上桃园干啥？”“喂，说你呢，还不快跑？”大家吓得敛声屏气，静静地呆在桃树密实的叶子里，丝毫不敢动。我透过树叶缝隙看上去，原来是那个看守桃园的老太婆，她手里仍然掐着辫子，这里瞅瞅，那里看看，东张西望，大声喊几句，就又走了。“是巡逻哩，他没看见咱”新忠小声说，“胡咋乎哩！”“原来是虚惊一场，”新龙哥命令道，“我们继续。”
“唉，有人偷桃，你看，这脚印还没干。”眼看大功告成了，却听见有人说话。我伸长脖子，低头绕过树枝，从缝隙看上去，有两个中年男人，站在路上向桃园下边指指点点。他们弯下腰来，目光沿着我们的脚印，终于发现了敌情。一个就路边捡一个土块，砸下来；另一个大吼道：“胆大包天，竟然敢偷生产队的桃，看我不把你的腿打坏。”大事不妙，我们提着笼就跑。一着急，我被坡里的蒿草蔓绊了一下，连人带笼滚下坡去，一笼桃全部倒完了。咋办？总不能功败垂成吧。看觉新龙哥和新忠他们几个提着笼，一闪，不见了，我更加着急。静一静神，我又乐了，原来从桃园到沟底有一堵一人来高的陡崖，陡崖边上全是密实茂盛的蒿草，我和竹笼刚好滚落到这个陡崖下边小溪旁边的软泥地上，毫发无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躲一阵再看。过了一会儿，只听上边的人说：“看，跑了，提着笼跑了。”“不跑？不跑，腿打坏！”另一个如释重负地说。
听他们说话声越来越远，我小心地探出头来，等一切平静了，找个缺口，提上笼，飞快地爬上陡崖，把刚才洒落在草坡上的桃捡到笼里。快拾完的时候，我又听见上面路上有人嘟囔：“我转了好几圈，都没发现偷桃贼，那两个说有人偷桃，都撵跑了，我不放心，再看看。”原来是那个老婆婆巡视来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又一想，只是一个小脚老太婆，肯定不会下来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就不慌不忙地提着笼，找一处缓坡，坐下来顺势一溜，就下到了沟底。我正大摇大摆沿着小溪走着，“哇，咋还有偷桃的？”老太婆竟然喊起来，“快来人啊，抓贼呀！快，抓贼呀！”我不敢多想，抓牢了笼拌，赶紧跑。绕过几棵洋槐树，转过一个大土包，新龙哥他们几个正在那里坐着吃桃。“你咋才来？把人都能急死。”新龙哥有一点生气，“赶紧拔些草把桃盖住。”于是，我们每人提着一笼“草”，顺沟飞快而下，路过小砖瓦窑场时，门口摞着许多花盆的那一家老两口好像自言自语：“几个碎娃，提着的草，看起来都是虚浮蓬松的，咋显得那么沉呢？还气喘吁吁的。”我们不敢搭话，顺着看守所外墙边上的一条小路转到看守所的正门，攀陡坡直上二郎庙。
这次偷桃，告诉我一个道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不是提前踩点，设计好了撤退路线，我们这些“贼”哪能全身而退呢？“贼盯出路”，说得多好啊。
最危险最具有刺激意味的玩就是钻地道。
偷桃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小伙伴们在村子东场面谝闲传，六零从家里走出来，对新龙哥说：“你们几个碎娃，要玩就玩刺激的，敢不敢？”“敢，有啥不敢？”新龙哥毫不示弱地应战，“你敢，我就敢！”“你来，”六零拉着新龙哥，走到场边，指着对面，就是上东坡村的那一条路所在的一面坡下边说：“看见下边地里那三个窑洞了没有，再向上看，三四十米的悬崖峭壁上还有一个小窑洞。据说下面的大窑洞和上面的小窑洞之间有一条地道相连，你敢不敢探险呢？”“你敢我就敢。”新龙哥毫不示弱。“那就走，”说着，六零返回家拿着一个手电筒出来。“钻地道得用手电筒照明，千万不可乱摸。如果有毒蛇或者陷阱就很危险。”一路上六零给我们讲钻地道必备的知识，“还得谨防蝙蝠的骚扰。”“你咋知道那里有地道？”我好奇的问。“听人说的，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解放战争留的；另一种说法是武斗时留下的。反正都与打仗有关。”
到了窑洞外一看，每个窑洞之间有十几米远，门口长满了杂草，窑洞里边都有不同程度的塌方，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土块。我们翻箱倒柜一阵后，六零自问自答：“咋不见地道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地道。”新龙哥也有些怀疑：“如果没有的话，咱就回。”“那咱就回吧！”六零也打起了退堂鼓。六零和新龙哥走出窑洞，准备撤退。我有些不心甘：“不要半途而废，仔细看看，是不是地道口被堵了。”听了我的话，他们再次进入窑洞。这次我们搜索得更加仔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中间那个窑洞，我猫着腰，从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绕过洞厅中央的一大块塌方，发现后边有个一人来高的土台。土台和窑洞后墙东北角那里有一个一尺来高的洞口，仅容一人通过。六零拿手电一照，那个小洞挺深。“钻呗！”六零拿着手电开路，我们两个随后。钻了大约三四米，就到了一个较大的洞厅，大家才站了起来。看着那个小洞，新龙哥感慨的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继续向前走几步，就有个斜坡直上十来米，在路陡的地方变成了楼梯般的台阶。上完台阶，拐一个弯，六零却被绊倒了。赶紧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浅坑。“好像是一个陷阱，”六零说，“年久失修，快被落土填平了。所以看不见陷阱里的竹签和长矛。”过了陷阱，再走一段上坡路，好像遇到了一扇门。六零用手电照着：“看，这不是门框吗？已经腐烂了——地道里太潮湿。”再走几米平路，再上一个二十来米的台阶路，我们的视线就豁然开朗了。我们正好站在悬崖峭壁上那个小窑洞里，洞口似乎只有一米多宽，但洞厅却稍宽大一些，应该有三四米见方。洞厅的地面和墙壁，都很平整。洞口那里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平台。“如果在这里架一挺机枪，就可以封锁对面通往二郎庙的‘干道’，”六零说，“修地道的人，还是有些军事头脑的。”看看太阳已经西沉，我们赶紧原路返回。
这次探险虽然没有见到陷阱里血淋淋的竹签和长矛，也没有遇到毒蛇和猛兽，也没有发现吸血蝙蝠，但总归是冒塌方之险，深入不可预测之地，游赏心惊胆寒之景，所以说是一次很刺激的经历。
求 学
如果说以前我惦念二郎庙，期盼二郎庙，赶到二郎庙的目的主要在玩的话，那么，从一九八一年九月到一九八三年八月，我住在二郎庙伯父家的主要目的纯粹是为了学习。
当时，伯父在林业站上班，大哥在耀县工作，二哥在汉中上大学，三哥在十里之外的赤水高中，平常在家和我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新峰弟和伯母。
新峰当时上小学。每天大清早，新峰叫上同在西王小学上学的胜利，我叫上同在程家初中上学的新忠、大雄和永军，我们沿东边主干道共同走到塬下面铁路附近看守所门口的时候就开始分路：上小学的向西走，上初中的向东走。节假日或者星期天，三哥从高中回来，也会陪我和新峰读古文，背单词，写作业，当然，偶尔也会玩一下。伯父基本上每周回来一次，有时候问一下我和新峰的学习，有时候问一下我在学校的情况，有时候拿着《语文学习》或者学习方面的报纸给我和新峰指导学习方法。
伯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一位利落和善的母亲，两年的朝夕相处，更让我感受到了伯母的亲切。
伯母不厌其烦的提醒，刻骨铭心。
当时，伯父家的房子是三间见方的“人”字形的瓦房。房子后边是一堵十来米高的笔直土崖，崖上零星点缀着些柏树和洋槐树。后墙和土崖之间有一个七八米宽的后院。土崖下有一个小窑洞，正与后门相对。由于家庭“成分”的缘故，文革期间失去了前院，所以日常出入只能走后门。从后院看，三间瓦房东西排列，面南背北。从屋内看，以屋脊为界，把屋内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半部分，从东到西无隔墙，一览无余。西墙下是灶房；东墙那一块是放杂物的空间，有个木梯子通向楼上。南半部分被分隔成三部分。后门进来中间一段是客厅，内有一张八仙桌。西边是主卧室，内有一个大火炕，还有一个大柜子——就是那一种中式的衣柜，四条腿，半人高，两个盖；柜盖上还有一个发条闹钟。东边是另一个卧室，内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还有一个红苕窖；因为这里有书桌，所以我们平常叫它“书房”。晚上，伯母和新峰在有火炕的卧室休息，我在书房这边学习。
我背井离乡的来求学，如果学无所成，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如果考不上学，我怎么面对老家的父老乡亲？怎么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怎么了却爷爷生前望孙成龙的遗愿？更重要的是，经过两年求学，再考不上的话，不光是打我自己的脸，更是打伯父的脸。伯父执意把我转来读书，虽然是对我学习能力的肯定，但是，任何事情在未成形之前都充满了变数。我学习再好，能考上不能，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如果我经过两年的“外地”求学，还要回家背着太阳“修理地球”的话，肯定会被人家嗤笑；而伯父当然也会被二郎庙的乡亲们笑话。这一点恐怕伯父、伯母、堂姐、堂兄都有预料。所以，即便是不为自己的前途，而只为“面子”，只为伯父伯母一家为我所做的付出，我也要拼一把，搏一回了。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常情况下，我每天晚上在书房里都要开夜车：把白天课堂上学的每一科都回顾巩固一遍，再把明天上课要讲的各科内容结合课本上的例题看懂摸透，然后把看的结果铭记于心。等明天老师讲解的时候，再集中精力留神两点：看懂会做的题，老师还有没有更加便捷的解法；没看懂的，老师分析讲解之后，是不是亮堂于心。如果还不懂，自己就翻阅资料；经过几轮折腾，再还不懂，才抹下脸来问老师。
我开起夜车来往往就刹不住闸，每到深更半夜常常从西屋传来伯母的提醒声：
“社教——睡嘛！十二点了。”
“社教，一点半了，咋还不睡？”
“社教，快睡吧！马上两点了，你明天不上学了？”
“社教，已经两点多了，快睡！——不要命了吗？”
现在伯母虽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三十多年前伯母不厌其烦地提醒我的声音，时时响在耳边，刻骨铭心。
伯母对我生活上的关心，无微不至。
刚转学到程家初中那一年秋冬的一天，伯母家停电了。我从学校赶回家已经很晚，当我摸黑走进书房的时候，一脚踢在墙角的大铁盆上，铁盆锋利的边檐划破了我左脚面上的老伤口。本来那个伤口是一年前在老家劈柴的“杰作”，愈合后的皮肤很薄，这下给撞破了，不光流血，还疼痛无比。当晚，老妈和新峰给我简单包扎一下。第二天，老妈领着一瘸一拐的我赶到与程家初中一墙之隔的“程家卫生院”，找到一位大夫，就是水草姑。水草姑问明情况，看了伤情，说：“一年前的伤口？看来当时把伤口没处理好，化脓了。旧伤复发，很不好愈合，估计好长时间才能好。”说着，水草姑拿起医用剪刀，把伤口周围全部剪开，里边全是脓水。再拿镊子夹着纱布条把脓水一点一点地粘出来，然后用沾着酒精的药棉清理消毒。最后，敷上药，蒙上纱布，缠好胶布。我和老妈离开的时候，水草姑叮咛：“天寒地冻的，注意保暖，伤口不敢冻着，每隔一天换一次药。该换药的那一天，早上放学后你来，我等你。”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半月还是两个月，换了十来次还是二十多次的药，我脚上的伤口才愈合。
在这“负伤”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冰天雪地中一瘸一拐地上学，晚上回到家，左腿肿得多粗，棉裤就像捆在腿上，整条腿直挺挺的，无法打弯，要脱下棉裤就很困难。每天晚上都是老妈和新峰帮助我抻下棉裤。偶尔，伯父、慧芳姐、新龙哥回来，也会帮助我，鼓励我一把。在那个时运不济的冬天，正是水草姑不厌其烦的治疗，新峰和老妈无微不至的陪伴，伯父、慧芳姐、新龙哥不失时机的鼓励，为我撑起了一片阳光灿烂的春天，使我战胜伤痛，战胜冰雪，战胜泥泞，走向光明。
伯母也很关心我的学习。
还是我到程家初中第一学期将尽的一天，早上放学回家，我拉风箱烧锅，伯母给锅里下包谷糁。伯母一边用勺子搅着锅，一边问我：“马上放寒假了，你这一学期感觉咋样？”我说“还好，期末在全班六十个学生无记名投票选‘三好’的时候，我得了五十九票，票数最多。”“啊——，不错，你在班上的威信还那么高？”老妈高兴的说。“可是，你只是一个‘外来户’，在班上的威信咋能那么高呢？”老妈有些不解。我说：“我们数学老师，就是东王村那个民办教师王建设，每天午自习在他家干活，不到班上来。同学们在数学上的疑难问题都是我上黑板讲解的；还有许多同学经常问我物理和化学上的题，一来二往，大家都把我当成‘师傅’了。”“看来你伯把你转下来是对的，”老妈一边整理碗筷一边说，“你还真能行！”“不过，我还是没有当上‘三好’学生。”我不无惋惜地说，“班主任田慧琴老师给我解释说，我虽然在全班票数最多，但英语只得了五十九分，尽管其他各科都是全班第一，学校还是取消了我‘三好’学生的资格。因为，我有一门课不及格。”“不要紧，只差一分，说明你的英语不是很差。”老妈安慰我说，“再过几天放了寒假，海军回来了，让他给你补。”
能得到老妈的欣赏、鼓励，我真是激动万分。过了几天，海军哥回来，每天都给我和新龙哥上英语课。根据海军哥讲的音标识别法、单词组合规律、句型语法特点等方法来读、记、背、练，我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快。再经过一九八二年暑假海军哥对我的强化辅导，到初三第一学期，我就受到了英语教师张小文的关注——每次考练完毕，她都让我帮助批阅英语试卷。在整个初三这一年，学校大大小小的考试中，我的英语成绩基本上都在九十分以上。
除过英语外，我觉得最难学好的一门课就是物理。尽管我的物理成绩在全班还是名列前茅的，可问题是，我做了一道题后，心里却不十分亮堂：对了，为什么对；错了，为什么错。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于是，我就向远在汉中上学的新军哥求救。因为，我见过他在高考前复习备考的情景，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我把物理课本上的练习题分章节、题型，选了七道，写信寄过去。大约过了十来天，新军哥的回信来了。摸起来厚厚的，掂起来重重的，拆开一看，竟然有十来张。只有七道小题，怎么能写这么长？
原来新军哥告诉我物理学习必须吃透三步骤：第一步，必须弄清各个章节的概念、定理和公式的来龙去脉及其联系；第二步，要正确理解习题的含义，弄清每一道习题都与那些定理、定律有关，解题都要用到哪些公式；第三步，合理安排解题程序，正确运用公式解答习题。详细的、有理有据的把学习物理的方法讲完之后，他再结合我抄的七道题给我“现场说法”。每一道题都指出了命题角度和类型，并且详细地分析了它涉及到的定理和公式，还指出了计算过程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还拓展开来，讲了由该题型变换、引申、生发之后，又可能得到的新题型。——这真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呀!
新军哥这封“救急”信，使我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还从来没见过讲解得这么详尽，头头是道的物理课本或者资料。我非常激动，反反复复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这封信看来只是说物理学习上的事情，其实，对我每一门课的学习都有帮助和启发。如果把在各门功课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比作“敌人”的话，是不是只有吃透敌情，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呢？这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的道理所在。
劳 动
我这里说的劳动，不是指一般的家务劳动，而是指农业生产劳动。我真正在伯父家参加劳动应该是从一九八二年暑假开始的，因为这一年暑假我已经知道考上了大荔师范，没有了升学压力。在此之前，我的主要任务是复习备考，很少参加劳动。那个时候中小学，包括中专、中技、中师都有忙假。夏忙假收麦子，秋忙假种麦子，暑假的主要任务是挖地。烈日当空的暑假偶尔也会拥葱；冰天雪地的寒假，就是在年前腊月也可能会出葱。
当时，伯父在林业站上班，大哥在耀县工作，二哥、三哥和新峰也都上学，慧芳姐家又在八九里之外的青龙村，所以，伯父家真正的劳动力只有老妈一个人，十五亩土地咋种？这就辛苦了伯父。平常地里的杂七杂八的活，像担粪、施肥、修理地边、铲除杂草，全凭伯父在业余时间打理。有时候伯父白天上完班，骑着自行车回来，晚上摸黑或者借着月光在地里干活。如果遇到星期天，更是没黑没明，不分昼夜地劳碌。伯父真正达到了陶渊明的境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不过，种麦和收麦则不同。不能拖，错过了农时，就错过了一年的收成。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大家都回来帮忙。特别是收麦子，“三夏大忙，绣女下床”，龙口夺食之际，谁不着急？新龙哥和新峰弟回来了，海军哥回来了，我也回来了。二郎庙地处坡塬，风头强劲，光照猛烈，麦子总比塬底和山区成熟的早，所以我先帮伯父家收麦子。由于同样的原因，慧芳姐和民乐哥两口子也来了。有时候新军哥也会加入收麦子的盛宴。
割麦子虽然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不过作为农村人，一般都能学会。可是用架子车拉麦子就不同了，没有实力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下陡坡，拉着堆积如山的一车麦子，从坡陡弯急的窄路下来，架子车因惯性不停地向前冲，全凭人力刹车。瘦蔴啦杆、身单力薄的看着都害怕，不要说逞能挑战了。
然而，力气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技术。
一是装车得有技术。把八分或者一亩地的麦笼全装上车，用绳子捆紧了，往往得有二三米高。装的时候，同一层的要把麦笼一颠一倒均匀码放；上下层之间又要适当错开，互相咬合；还要瞻前顾后，前后适中，中间凸起，保证重心与车轴垂直。
二是捆绑得有技术。从后到前两条绳子捆绑的位置要合适，稍有偏差，就会倾斜。再者，用力要合适。一般来说，捆得越紧越好，因为，麦秆十分光滑，捆得太松，车一启动，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容易松脱。但也有例外，如果装车不小心，左右两边一边装得多一边装的少，又不想重装，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绳子的力量来调整重心，即一条勒紧，一条稍松——但也不能过松，全凭手感来掌握。
三是驾驶得有技术。一车麦子和人相比，高了许多，相对来说，重心上移，稍有不慎，很容易翻车。即使平坦大路，也不可大意。至于那狭窄的侧斜路、坑洼路、陡坡路、急弯路、临崖路、砂石路、水闯路，更要眼观六路，如履薄冰了。
平常拉麦装车都是海军哥的专利，民乐哥的技术也很过硬。但我们几个“小字辈”的就不同了。有一次，在塬顶那八分地里割完麦子，新龙哥心血来潮，对老妈说：“你们大人都歇一歇，今天装车拉麦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三个了。”我和新峰帮助新龙哥装好车，拉着下塬。老妈、海军哥、慧芳姐他们都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没想到，刚走到塬棱要下陡坡，车上的麦子就有些倾斜。路外就是悬崖，我们不得不抽出一个人从外侧向里掀着、护着地慢慢地下坡。好不容易磨到了骆驼项那一段平路，总该没事了吧!谁知还是侧翻了，麦笼驰场了一地。“看看看，我就说你们技术不过关，还不信？”海军哥远远地喊。我们扶正了架子车，正要装车， “放下，别动！再装不好，就是出力不讨好——还可能反复折腾。”民乐哥阻止说：“让我们来装，要轻拿轻放，不然，三揉四搓，麦籽都落了，还用给回拉吗？”
伯父家土地虽然多，但片场都不甚大。除过东坡有一块三四亩大的外，其余全是碎片片，大的如梨园那一块地有一亩来大，小的像东沟棱那一块地只有五分来大。由于片场小，容易对付，所以，无论是割麦还是挖地，我们三个“最小的也是最欢的”常常是一晌承包一片地。
起初，我们三个在一块割麦的时候，是一个跟一个的“齐步走”，游哉悠哉。割着割着，性急的新峰弟见我们两个边割边谝，就上火了：“你两个磨洋工吗？”说着，他很快的走上去，把麦地分成三绺：“一人割一绺，早割早休息。”“新龙哥——，割快点！”我着急的说，“不然，咱两个就落后了。”他却不慌不忙地说：“急啥嘛，慢慢来，着忙不在饥荒，黑来还有月亮。”等新峰拿着镰刀坐在柿子树下乘凉了，新龙哥着急了：“快，社教，看，新峰都滋润了。”
暑假就不同了，一者时间多，二者距离种麦还早。因此，全部土地的深翻深挖任务都是我们三个的。记得在西沟挖地，吃过下午饭去的，还是新峰先分任务。领了任务，只见新峰把镢头抡得贼欢，就像啄木鸟啄树缝里的虫子，“梆梆梆”。而我们两个“老大不小的”却仍然是挖一阵，坐下来谝一会儿；挖一阵，谝一会儿。新峰挖完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山。“你们两个慢慢挖着，过一会儿，我给你们送夜宵来。”他扛着镢头一边朝回走，一边挖苦我们。“加把劲，”新龙哥笑着说，“看，新峰都回去了。”等我们俩挖完，收拾回家的时候都麻麻黑了。我两个一路走一路谝。我说：“明天挖地的时候咱要超过他。”“不急，不跟他计较，”新龙哥好像若有所悟，“碎娃性急，挖得那么猛，晚上睡到床上肯定浑身每一个关节都疼。咱还是慢慢来——会休息才会工作嘛！”
有时候参加农业生产，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应该就是我上师范那几年，常常是收完了伯父家的麦子，大家又帮忙去收割慧芳姐家的麦子。慧芳姐家在渭河南岸，而有一部分麦地却在渭河北岸。人们播种收割都要通过木船摆渡。让我大开眼界的是，那木船很大，按照我当时的阅历，应该不是一般的小木船。据我估计，那船一次至少可以运输三百人。你瞧，割完麦子收工了，有的人把麦子装上架子车，而有一部分人却用的是马车，就是有两个像卡车上的大轮胎一样的马拉车。一大群男女老少和拉着麦子的马车、架子车，甚至还有牛、羊和大型的看家犬，全都集中到船上来了。这么大这么沉的船，又是在滚滚浊流中行进，单靠桨是划不动的，所以，没有桨。有的是竹竿做的长篙，好在渭河又不深，好几个船工就靠着一插到底的长篙撑着，一步一步地退到对岸。
现在想来，三十多年前在青龙收麦乘船的经历，也是我人生一大收获。因为，那是我有生以来乘过的最大的木船。虽然后来登刘公岛，逛处女泉，上鼓浪屿，游汉江小三峡，观潼关三河口，穿苏州古城都坐过游轮，但好像都没有这个船大。既就是在日照、烟台和厦门的海边见过渔船，但好像都是铁壳子，也没有这个大。不过，比这个大的船我见过，但却没机会坐，零四年在烟台海面上曾经看见过一艘十几层楼高的轮船；一二年在厦门海面上见过一艘等待海关检查的油轮，应该有三四百米长。这两艘巨轮尽管很大，但“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何况还不是木质的，也不靠人撑。一个与大江大河大海无缘的人，居然亲近过“文物级”的大木船，那还不是收获吗？
有时候，很平常的农作物，也会让我“大吃一惊”。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慧芳姐和民乐哥在八九十年代，卖过几年豆芽。豆芽怎么来呢？长呗。当时慧芳姐长豆芽的作坊在那个“一边盖”的面东背西，又从北到南“一”字排开的厦子房较里的一间。作坊里全是长豆芽的大缸、大盆。为此，绕屋里墙根处修有窄窄的排水渠。排水渠出了作坊，就汇入了房檐下“排雨水”的“干道”水渠。一二尺宽的“干道”水渠沿院墙由北向南直通到大门外。那么，长豆芽的原料——黄豆从哪里来呢？种呗。有一年秋忙假，在二郎庙种完麦子，慧芳姐就叫我们到青龙帮忙摔黄豆。黄豆有啥摔的，五渠沟人祖祖辈辈种的黄豆都是秆疯长，蔓疯长，叶疯长，秆粗蔓长叶肥，而豆荚却是稀哩吧啦，少的可怜。就这剥出的豆粒有许多还是四圆不扁，不够成色。豆蔓就像飞天图中嫦娥身后拖的长长的飘带，没法摔；豆秆堆落太大，也摔不过来。所以，继父打黄豆有两个办法，要么用牛拉碌碡碾，要么抡圆连枷捶，反正都是一锅烩，豆秆、豆蔓、豆叶、豆荚在这样的碾压或者捶打之下，全都窝干了。姐家的黄豆为啥不能碾，不能捶哩，多长的蔓，咋个摔呢？等到了慧芳姐家，我的确是大吃一惊。只见靠在后院墙角的一大片毛豆树，大概只有一尺多高，叶子全无，也不见长长的飘带，豆秆有指头粗吧，可是却结满了毛豆荚，一抓抓，一把把，一抖楼一抖楼，拿起一根来掂一掂，挺沉的。我们把这些毛豆树抱到房檐下，在“干道”水渠那个的水泥地上一把一把地摔，滚出来的黄豆粒又大又圆，非常饱满。也许青龙人种出来的都是这种枝短荚繁颗粒饱满的黄豆。可是它的干练充实与老家人种的华而不实的黄豆相比，真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之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黄豆只求付出不求索取的奉献精神，让我惊奇，让我感慨，让我激动不已，让我记忆犹新。
正是这三四十年前在二郎庙村伯父家的生活、学习、劳动的经历，让我摆脱了继父统治下家庭的冷酷的生活环境，避免了弟弟妹妹们的人生悲剧；而且，重塑了我的心灵，改善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能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信心饱满的迎接生活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伯父家的生活经历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二郎庙成为我的故乡也是理所应当的。
作者简介：
樊开峰，渭南临渭区人，1986年参加工作，现为杜桥中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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