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海三宝的博客）
苏联军官普里马科夫1930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一本书：《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将他在中国工作期间的见闻，以日记和扎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普氏曾于1925—1926年应冯玉祥之邀来到中国，担任国民军苏联军事顾问组副组长。
1925年4月25日，普氏一行从天津乘火车来到张家口。29日，冯玉祥派督办公署外交处长唐悦良给普氏一行送来请帖，邀请他们去戏院观赏京剧。普氏在“札记”中作如是说：
“我好奇地仔细看了看观众和戏院的结构。戏院是个正方形的大厅，戏台深入在大厅的尽头，两侧敞开，用白纸糊成的围墙作为侧幕。乐队围坐在侧幕旁的小桌四周，喝着茶。
楼上楼下都设有观众坐席，楼下摆着普通的长条板凳，楼上是包厢。观众大都是男人。妇女与男人分开，单坐在戏台左边的包厢里。孩子们和妇女们坐在一起。观众们一边嗑着瓜子，一边闹哄哄地谈话。端送茶水、饼干、花生、瓜子的堂倌往来于观众之间。戏台旁边，四个堂倌站在滚开的热水盆前。他们把短毛巾浸在热水里，拧干以后灵巧地抛向池座和包厢里的观众，给他们拭手拭脸，以解烦热。人们用完以后再扔还给堂倌。堂倌又把它们浸入热水盆，拧干后再扔给另一排观众。这种差强人意的做法，是会传染砂眼和其他疾病的。”（笔者注：关于旧时剧场里“热手巾把”满天飞的事，我只听老人们说过，但没见过。）
“在吃花生，嗑瓜子的声响中，在闹哄哄的谈话声中，戏开场了。从后台走出两个堂倌，手执“精忠报国”戏牌子，把它悬挂在戏台的柱子上。从后台走出一个身穿白袍的年轻人，手持双枪，用尖嗓中音唱起来，意思是，他的父亲身为元帅，为奸臣陷害，被皇上下令逮捕了，他打算立下战功，以证明父亲无罪。乐队伴奏着唱词，而打击乐有时竟淹没了唱腔。总的印象是，伴奏带来一片喧嚣，甚至有些刺耳。蒙着蛇皮面的二胡和长笛用高音调来演奏，它们的哀伤音调使整个乐曲，充满沉痛的情感。
唱完了，这位英雄走到乐队跟前，喝了一口茶。（笔者注：据说这叫“饮场”，读音为yìnchǎng，要的就是这个劲儿。）随后，他的敌人出台了。从后台走出一个身穿华丽的长袍，佩着双剑的高大肥胖的男人。他的背后和肩头插着十面小彩旗。在锣鼓齐鸣中，在二胡刺耳的尖声里，他用威吓的粗嗓音对英雄叫阵。交战开始了。在打击乐和刺耳的二胡的伴奏下，武生的武打场面是很精彩的。乐队的演奏显得没有节奏，士兵们在台上跑来跑去，按照他们自己的某种内部节奏，挥舞着刀枪。战斗以身穿华丽的长袍的男人的败走而告终。于是胜利者唱起歌。然后，他从乐队那里拿了一个带有许多穗子的木棍（这象征着马），一只脚向上一扬，就算上了马。接着，再高高扬起脚，沿着戏台很快地跑着。从后台又出来了敌人，一个是黑胡须，背上插着小旗；另一个是棕黄色的大胡须，头戴鞑靼小帽，背上也插着小旗。士卒们举起的旗帜，表示追击英雄的无数军队。武打又开始了。”
第二天，唐悦良邀请军事顾问们再看“精忠报国”续集，但被婉拒了。普氏在书中写到：“因为我们不懂戏的内容，尽管色调鲜艳的舞台场面很诱人，但我们很快就厌倦了。对于我们来说，一些象征性的东西，例如象征着马的带穗子的木棍，是很难理解的。”
爱好京剧的“愤青”看了如上文字，估计又要愤愤然了。其实普氏虽然是个外国人，却十分倾心中国传统文化。他在“札记”中坦承：“我们对京剧的评论，是一种在戏剧艺术方面外行的评论。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无疑也包括对其艺术的尊敬。不过，我们认为，京剧尚待改革，使它易于为现代的中国所接受。”
至于有京剧专家说：人家外国人都称赞京剧！且不论此种说法是否属实，既便果有此事，估计也多是出于好奇。对于外国人礼貌性的恭维，我们似也不必太过当真。
无论如何，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窃以为，就中国的京剧而言，他外国人爱看不看，咱们看咱们的！至于他们说些什么，咱们既不必痛心疾首，也犯不上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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