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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宋朝是一个变化更革非常之大的时期，也是一个趋于完备、成熟的时期。
宋朝科举是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也是一种笼络士人的制度。这一制度包括贡举、武举、制举与词科、童子举等；贡举又分为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其中贡举中的进士、诸科两科取士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其影响也最大。
1、变“恩归有司”为“恩由主上”：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宋朝科举制度的一大特点，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变“恩归有司”为“恩由主上”，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
第一，创立殿试制度，由皇帝亲自掌握取士大权。
唐朝贡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两级。解试由州县长官主持，合格者解送至中央参加尚书省吏部(后为礼部)主持的考试，称为省试。省试合格，即赐及第；不合格者，则黜落之。唐朝省试的取士大权，初由吏部考功司掌管，实际由考功员外郎主管；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改由礼部掌管，实际由礼部侍郎主管。
应举人称主考官为“座主”，而自称为“门生”，互相结为以提携与感恩为纽带的密切关系。唐朝还大兴“行卷”之风，士人纷纷请托达官贵人延誉，以求及第。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仍分为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创立了殿试制度，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省试合格奏名举人的覆试，又称御试、亲试、廷试等，是三级考试中最高、最后的一级考试。
第二，废“过堂”和“谢主司”之礼，改之为“朝谢”。
唐朝进士放榜后，须先到中书省都堂谒见当朝宰相，称为“过堂”。其日，新及第进士随同知贡举官至中书省，宰相们站立于都堂门内。堂吏通报：“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状元乃出列致词云：“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黍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然后，自状元以下，一一通报姓名。
“过堂”之后，还要向知贡举官谢恩，称作“谢主司”。“谢主司”一般在知贡举官的府第或贡院举行。第一次谢恩数日之后，还有再次谢恩，称为“曲谢”，以确立和加深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宋朝为了防止知贡举官与及第举人结为朋党，太祖建隆三年(962)九月一日，即下诏曰：“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废“过堂”和“谢主司”之礼，新及第举人不再向宰相、知贡举官谢恩，而是诣阁门，向皇帝谢恩，称作“朝谢”，也称作“门谢”。
状元代表新及第进士向皇帝上谢恩表，显示新及第进士是“天子门生”，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第三，创立“特奏名”制度，“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唐朝开科取士，及第者固然欣喜欲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落第者则“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轻。时闻丧侣猿，一叫千愁并”；甚至铤而走险，如黄巢屡举进士不第，与王仙芝贩卖私盐，最后起兵造反。
宋朝为了笼络下第士人，遂在礼部“正奏名”之外创立了“特奏名”制度，即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因为是皇帝特予推恩，故也称“特科”、“恩科”。据统计，有宋一代，特奏名出身者约有五万人，占整个科举及第人数的45%!
其目的就在于使广大应举人虽然累举不第，但仍有积以举数和年甲而获得一官半职的可能，不至于完全绝望，铤而走险。
2、公开、平等、择优：科举考试方法的完备宋朝贡举制度的第二大特点，是考试方法日益完备、严密，尽量实现“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以便充分发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和笼络士人的功能。
第一，公开考试：宋朝一般士人与有官人、工商业者有奇才异行者、宗室子弟等均可应举。
在唐朝，一般士人没有身份限制，均可以参加贡举考试。但是，现任官员不得应举。在宋朝，则打破了唐朝的这项限制。宋朝规定，由恩荫补官或科举人仕的现任在职的有官人，也可以再参加贡举考试。
宋人将这种现任有官人参加的贡举考试，称作“锁厅试”，意思是锁上其官府的办公厅而参加科举考试。如元绛(1008―1083)，在仁宗天圣二年(1024)应进士举，因殿试用韵有误，赐同学究出身，后授官为淮阴县主簿。天圣八年(1030)锁厅应举，赐进士及第，升任江宁府观察推官，后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唐承隋制，规定：“工商不得入仕。”而宋太宗淳化二年(992)三月十一日，诏曰：“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此例一开，实际上对工商杂类就没有限制了。出身工商之家者，更可以参加科举。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连中三元的冯京(1021一1094)，据说就是一个商人之子。
甚至僧人、道士之子也可以参加科举。如北宋进士杨何，其父曾为道士，其母曾为尼姑。
在唐朝，宗室子弟不得参加科举。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创立了宗室应举制度，形成“宗子三科”，即宗室祖免亲(五服以内的近亲)赐名、授官后，可以像有官人一样锁厅应举；非祖免亲(五服以外的远亲)不再赐名、授官，可以像一般士人一样应举；祖免亲无官者，可以像特奏名一样取应。此后，每榜都有不少宗室子弟应举登科。
如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是榜宗室登科者为17人；据《宝祐四年登科录》，是榜宗室登科者则为84人。宋太宗的八世孙赵汝愚(1140―1196)，即于孝宗乾道二年(1166)锁厅应举，殿试第一，因系有官人，而降为第二，以榜眼赐进士及第，后官至右丞相。
第二，平等竞争：严格考场规则，公正、准确评定试卷。
宋朝在考试方法上，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徇私舞弊的措施，力求“平等竞争”。这主要表现在严格考场规则、公正准确评定试卷等方面。
为了防止徇私作弊，以便应举人公平竞争，宋朝制定了各种考场管理制度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一，锁院以防请托。
唐朝后期，知贡举官确定之后，一般不直接入住贡院所以请托之风盛行，弊端百出。
《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云：“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北宋初年，为了杜绝请托之弊，乃创立了锁院制度。太宗淳化三年(992)“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958—997)等权知贡举。易简等以贡举重柄，义在无私，受诏之日，五人便赴尚书省锁宿，更不归私第，以杜绝请托。物论嘉之”。“后遂为常例”。
宋朝锁院制度不仅实行于省试，也推广于解试与殿试。考试官从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试院。这样，就隔断了考试官与其他臣僚及应举人的联系，使权臣近侍等人的请托难以得逞。正因为如此，锁院制度也一直为元、明、清所沿用。
其二，别试以避亲嫌。
从唐朝中期开始，即创立了对考试官亲戚另外选官别试的制度。《新唐书·选举志》云：“开元二十四年(736)，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即对省试知贡举官礼部侍郎的亲戚故旧另设考场，由考功员外郎进行考试，称作别头试。但时行时废，尚未形成定制。
到宋朝，别头试则普遍实行于解试、省试，专门派遣考试官，单独设立专场，另外规定录取名额，成为一种回避亲嫌的考试制度。殿试系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即是主考官，无须避亲，因此无别头试。
但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亦因议者陈请，“诏自今在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考校”。其用意亦在于避亲。显然别头试对于防止考试官作弊是有一定作用的。这种避亲制度也为后代所沿用。
其三，按榜就座，不得移易。
唐朝省试，应举人分甲引试，坐于尚书都省廊庑之下，不排座次。宋朝省试，则在考试前一天排定座次，张榜公布；引试时，由监门官按姓名引入，依榜就座，不得移易。此制始于太宗雍熙二年(985)的省试。真宗景德二年(1005)，对“按榜就座，不得移易”又做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此后殿试、解试也实行按榜就座制。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殿试，即于崇政殿廊设幔，列座席，标明应举人姓名。又揭榜公布所列次序，令应举人看榜之后，依次就座。引试前排定座次，张贴座位榜，应举人依榜就座，不得移易，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防止应举人私相传授作弊，另一方面也便于维持考场秩序。因此，此制也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其四，继烛之禁。
所谓“继烛”，是指贡举考试时，举人白天答卷未完，夜晚点燃蜡烛，继续考试答卷。唐朝省试，卯时(晨五至七时)开考，酉时(晚五至七时)结束。如果答卷未完，一般可以给蜡烛二至三条，挑灯夜试，烛尽交卷。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曾改令昼试，但旋即复旧。后周太祖广顺年间(951―953)，复用昼试，但未严格执行。
宋承周制，贡举考试不许继烛，但北宋初年仍未严格执行。真宗景德二年(1005)重申：“除书案外，不将茶厨、蜡烛等人，如酉后未就者，驳放之。”
此后不但实行于省试，而且普遍实行于解试和殿试。一般卯时(晨五至七时)入试，酉时(晚五至七时)纳卷而出。南宋时，殿试偶尔也有出于特恩例外赐烛者，然而唱名时须降甲、降等。禁止继烛，尽用昼试，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应举人作弊就比较困难了。
其五，挟书、传义、代笔之禁。
挟书之禁始于唐朝，但并未成为定制。五代后唐时虽曾将禁止挟书载入贡举条制，但也未认真实行。北宋时期始严挟书之禁，成为一种制度。如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进行搜索、巡查；一旦查获，即严加处罚。挟书之禁不仅实行于省试，而且普遍实行于解试、殿试。如史籍记载南宋殿试挟书之禁云：“其士人只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行放人。”
传义指遥口相传或传递文字。传义之禁始见于宋初。太祖乾德二年(964)即规定：“如有遥口相授传与人者，即时遣出，不在试限。”神宗元丰元年(1078)，又重新删定了“进士传义之法”。元、明、清亦有传义之禁。
科场规则中还有一项重要规定，即禁止代笔。代笔之禁始见于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宋朝多次重申。同挟书、传义一样，代笔之禁也普遍施行于解、省、殿试。虽然有此严禁，但代笔之事时有发生。
为此，宋朝又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许人告发，告获者给以奖赏。如孝宗乾道元年(1165)曾规定：“如士人告获，与免一次文解；诸色人赏钱三百千。”二是对比字画。让应举人亲自书写卷首家状，解、省试合格之后，对照家状与试卷的笔迹，以防假冒。三是行覆试之法。如理宗宝祐年间，“乡贡、监补、省试皆有覆试”。
总之，以上各项考场管理制度，都是为了保证科举考试能够平等竞争和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
3、严格的评卷制度在贡举考试方法上，试卷评定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宋朝为了择优录用及示人至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评定试卷制度更加趋于严密，趋于合理。
其一，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在唐朝，“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因而唐人王冷然说：
“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
可见，所谓“公荐”，虽然也有某些真才实学之士通过举荐而科举及第，但更为士家子弟垄断科举大开方便之门。大多数一般士人无由交结权贵，无人推荐，则只能望榜兴叹!这显然是察举制度的残余，其弊不言自明。
北宋建立不久，就多次下诏禁止“公荐”。如太祖乾德元年(963)九月，“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开宝六年(973)四月，太祖又颁布了详细的处罚条例：“今后凡中外文武官僚荐嘱举人，便即主司密具闻奏。
其被荐举人勒还本贯重役，永不得人举场；其发荐之人，必行勘断。犯者许逐处官吏及诸色人陈告，如得实，应幕职及令录当与升朝官，判司簿尉即与本处令录；其诸色人赏绢五百匹，以犯事人家财充，不足，以系省绢添支。”
另外，在唐及五代，应举人除向达官贵人投献诗赋论等作品，即“行卷”以求公荐之外，还要向省试知贡举官投纳“省卷”，亦称“公卷”，以供观其素业。唐朝后期，知贡举官甚至主要根据“公荐”、“公卷”决定弃取高下，而举人的程文即试卷所起的作用反而甚小。
宋初，踵唐及五代之制，解试、省试犹用“公卷”。苏颂(10201101)云：“公卷一副，古律诗、赋、文、论共五卷。”用“公卷”，往往弊端丛生。如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行书写，或被佣人易换文本，致到省试时无凭考校。
于是，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五日，礼部贡院上言：“请自今并令亲自投纳，仍于试卷上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多假借他人文字，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
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校*公卷’，分为等第，如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所冀抱艺者不失搜罗，躁进者难施伪滥。”诏从其请，遂成为定制。
上述关于“公卷”的新制虽较前颇有改进，但仍难防假借他人文字之弊；而且成千上万人齐赴解、省试，按“公卷”一副共五卷计算，省试则有三、四万卷之多即使知举官提前一个月差人贡院，又如何能详考等第?“公卷”既无凭考校，又无暇考校，行之何用?除了为势家子弟大开方便之门以外，只能是一种累赘。于是，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998一1065)上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誉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诏“从之”，自是不再纳“公卷”。
庆历元年之后，既禁“公荐”，又罢“公卷”，因而程文遂成为评定艺业、决定去取得唯一根据，即陆游(1125―1210)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样以一纸试卷定命运，难免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它避免了实行“公荐”、“公卷”所必然带来的弊病，对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因而，也就成为元、明、清各代的不易之制。
其二，创立封弥、誉录制度。
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是将试卷上的应举人姓名、年甲、三代、乡贯等密封或去掉，代之以字号，以防考试官在评定试卷时徇私作弊的一种制度。糊名之制最早实行于唐朝选人的铨试和制举考试，但只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时一度施行。五代后周广顺初年，亦曾在贡举中实行糊名考校，但旋即废罢。到了北宋，封弥才成为贡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宋朝的封弥考校，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的殿试。此后不久，又推广到省试和解试，并对封弥考校作了具体规定。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新定《亲试进士条制》云：“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待考定等第后，“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
但是，封弥之后，尚未能完全杜绝试卷考校中的作弊。因为，考试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得知试卷出自何人之手。为了堵塞这一漏洞，于是又创立了誉录制度。据现有史料，殿试誉录始见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此后，也很快推行于省试及解试。
其三，分等考第，多级评定。
唐朝评定试卷主要取决于主考官一人，或者再加上其所延聘的“通榜”。宋朝则一般为三级评定。如省试则“士人卷子先经点检官(点检试卷官)批定分数，然后参详官审订其当否，而上之知举(知贡举、同知贡举)，从而决其去取高下”。
所考等第虽不甚详，但点检试卷官、参详官、知贡举三级评定制度是很清楚的。殿试则实行初考、覆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试卷封弥、誊录之后，先送初考官评定等第；然后将初考官所定等第封弥之，再送覆考官重定等第；最后送详定官，或从初考，或从覆考，如初、覆考皆未当，则具上奏别立等第。这样，便于使试卷的评定更加公正、准确。其目的在于“参用众见，以求实才”，并防止阅卷官作弊。
4、择优录取唐朝解试考试成绩合格，即由州府长官举送至礼部参加省试。关于解试合格名额即解额，初无定数，开元二十五年(737)敕：“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此数。”如德宗贞元九年(793)，泉州得解举人即有八人。“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明经往往多于进士之数。
宋初解额亦无定数，如太宗时每举大约为一万余人，如淳化三年(992)正月丙辰朔，“诸道贡举人万七千三百，皆集阙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二十四日，“因有司之上言，限岁贡之常数”，遂下诏曰：“其令礼部于五年最多数中，特解及五分”。
具体数字史载未详，据推算，约六、七千人。治平三年(1066)改三岁一开科场之后，每举解额也约为六、七千余人。南宋解试大约也在七千人左右。
省试合格人数，唐初亦无定额，中期之后虽有定额，但却常有变化。如德宗贞元十八年(802)五月敕：“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拔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补此数。”
文宗大和九年(835)中书门下又奏请：“准大和四年格，[进士]及第不得过二十五人，今请加至四十人。
明经准大和八年正月敕，及第不得过一百一十人，今请再减下十人。”开成三年(838)之后，进士“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宋初，省试合格奏名人数亦无常额，大约为参加省试举人的十分之一左右。
至仁宗天圣五年(1027)，始诏“进士奏名勿过五百人，诸科勿过千人”。皇祐五年(1053)，又诏“进士限四百人，诸科毋得过其数”。治平三年(1066)改为三岁一开贡举，则规定：“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
至北宋灭亡，七十多年间，迄未改变。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室刚刚再建，道路梗阻，无法赴行在所省试，遂暂于诸路类省试，其省额改为凡正解、免解举人类省试终场者，以十四人取一名，余分不及十四人亦取一名。孝宗隆兴元年(1163)，由于免解人多，改以十七人取一名，自后遂为定制。
至于殿试，北宋前期，殿试试卷评定在第一至四等者为合格，第五等及“不考”、“纰缪”者则黜落。哲宗元祐三年(1088)知贡举苏轼上疏言：“祖宗旧制，过省举人，一经殿试，黜落不少。”如太宗端拱二年(989)，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陈尧叟(961一1017)以下368人，殿试仅取陈尧叟以下186人，被黜落者竟占参加殿试人数的49%!
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起，殿试非“杂犯”不复黜落。神宗元丰年间，“杂犯亦或取录，遂使过省举人便同及第，纵使纰缪，亦玷科举”。哲宗元祐八年(1093)三月，则明确下诏曰：“其杂犯举人未得黜落，别作一项闻奏。”
此后殿试“杂犯”者，或特恩与同学究出身，或与下州文学。殿试的作用，主根据殿试的成绩重新排列及第的甲次。
唐朝进士及第分甲乙两等，但大多为乙科；诸科分甲乙丙丁四等。宋朝进士则分为五甲。北宋前期，一般是第一、二、三甲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也有分为四等或六等者。北宋后期至一般是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科始分为三等，后分为五等，自九经以下，分别易及第、本科出身、同出身时，进士殿试第一人称状元，或称榜首、状头，第二人称榜眼，年最少者光至南宋中期，开始专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总之，上述种种考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选拔官员及笼络士人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当然，这些方法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至公无私”，其防弊措施虽多，但也防不胜防。
另外，在政治清明时期，这些考试制度尚可得到比较认真地执行；在政治昏暗之时，则会名存实亡，如同虚设，如南宋权相秦桧(1090-1155)擅权之时就是这样。其子秦熺、孙秦埙，先后被知贡举奏为殿试第一人，因有官，按惯例才改为第二、第三人及第。
秦桧肆意破坏科举考试制度，使之成为其擅政专权、为其子孙窃取巍科、拉拢私党充塞仕途的工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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