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风靡全国,观众被农村年轻人迸发向上的精神打动,更为新中国的大好前程欢喜。
片中的男主角高占林,朴实的外表加上精湛的演技,一时被观众认定是新农村的代表人物。
这是李亚林第二次扮演正面人物,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里程碑的角色。
只是李亚林没想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长达十余年的闲赋,他们一家五口被下放到了吉林的一个小地方。
富家子弟的报国梦
1931年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痛,从这一天开始,日本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此时,辽宁丹东的一个富足的大家庭里,也在为日本人的入侵忧心忡忡,全家老小坐在一起讨论,是否有必要举家迁移。
这些年,日本虽然时不时会来侵扰,但还都有所顾忌。
现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肯定避免不了,为了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家里的年轻人提议,举家迁往对面的俄罗斯。
但这个提议,却遭到家里老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放下话,即使做亡国奴,也绝不离开故土。
尚在襁褓中的李亚林,也参加了这次家庭会议。
谁也没想到,这次家庭会议,影响最大的却是他。
李亚林的童年,是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度过的。
尽管家里的日子比周围百姓要好上很多,
但家里长辈有时不得不点头哈腰地面对日本人的场景,还是深深地刺痛了李亚林。
爷爷喜欢给他讲甲午战争,讲邓世昌的英勇就义,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慢慢地,在李亚林的心里,萌生了做一名像邓世昌那样的海军将领的愿望。
1945年,日本人终于投降了,李亚林随着父亲一起去了北京。
14岁的他就读于北京二中,在老师眼里,他是学校有名的进步青年,
为了向党表明决心,李亚林还和家里脱离了关系。
他积极地为自己的海军梦做准备,
可天不遂人愿,当李亚林踌躇满志地报考了海军学校,却因身体原因,在体检环节被刷了下来。
得知结果的李亚林嚎啕大哭,老师安慰他,现在是新中国,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在其他岗位上,也能发光发热。
最后在老师的建议下,李亚林报考了刚刚创建的中央文化部电影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
于是,成绩优异的李亚林,顺利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
与她一起考上的,还有贺小书。
贺小书比李亚林小2岁,祖籍四川,在考上表演艺术研究所之前,她已经在上海行知学校学习了两年的戏剧表演。
在表演方面,李亚林就像一张白纸,因此对贺小书不免有些刮目相看。
在李亚林看来,贺小书话不多,眼神里却透出一股要强,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女孩子。
从相知到相爱李亚林只看到了贺小书的“不好惹”,却不知道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子。
贺小书原名杜小书, 在她8岁以前,像现在大多数孩子一样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父亲杜重石和母亲贺韵书在大学相识相恋,在战争年代,任何人都免不了颠沛流离,杜重石夫妇也一样。
杜重石做过中学校长,后又任川军少将参议,还参加过淞沪抗战,1939年,他去了延安,随后进入抗大学习。
不管世道怎样,一家人却始终都在一起,平淡而幸福。
杜小书最享受的,是每晚临睡前,爸妈轮流给她讲故事。
但这一切在1941年戛然而止。
一个偶然的机会,贺韵书发现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知识分子的傲气,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与杜重石分开了。
似乎为了断绝和杜重石的一切联系,她还偷偷带走了不到8岁的杜小书。
不久,她把杜小书的名字,改成了贺小书。
当手头上不多的积蓄花完后,贺韵书开始为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发愁。
尽管她有大学文凭,但那个年代,真正属于女性的工作并不多,
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拖着孩子的单身母亲。
不久,被生活所迫的贺韵书嫁人了,贺小书也随母亲到了一个新的家庭。
尽管母亲就在身旁,但小小年纪的贺小书却有寄人篱下的感受,
加上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在学校被同学冷嘲热讽,贺小书既自卑又胆小。
这样的环境,也养成了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她特别渴望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中学毕业后,为了离开这个家,贺小书进入了上海行知艺术学校学习戏剧表演。
学校时不时有表演任务,贺小书也慢慢有了些微薄的收入,慢慢摆脱了那个她不想回的家。
工作半年后,有一天,母亲贺韵书来剧团找她,递给了她一张报纸,上面有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招生简章。
虽然生活不易,作为母亲,贺韵书还是希望女儿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就这样,贺小书和李亚林在北京相遇了,成了第一批科班演员。
进入大学后的生活虽然丰富了,但却并不轻松,至少贺小松是这样认为的。
年轻的新中国朝气蓬勃,在影视领域却还是一片荒漠,他们身上肩负着让电影走到群众中去的特殊使命。
每天六点起床,先是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吃完早餐后开始上专业课,下午排练,晚上练功,直到10点熄灯。
除了周日能休息一天,从周一到周六,基本上都是这个作息时间。
每天的朝夕相对,李亚林对上海来的贺小书有了好感。
贺小书话不多,被老师点名表扬时,脸还会微微红。
但恰是这份害羞,让李亚林有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欲望。
他总会在她身后默默地望着她,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适当地出现。
而相同的家庭背景,也让贺小书对李亚林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三年的同学相处下来,李亚林的踏实和诚恳感动了贺小书。
相濡以沫37载
毕业后,李亚林和贺小书被分配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还叫东北电影制片厂。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影厂出口了包括像《平原游击队》《钢铁战士》《白毛女》《董存瑞》等观众熟知的影片。
作为长影厂新进的科班人才,李亚林和贺小书很快就登上了荧屏。
1955年,李亚林拍摄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虎雪追踪》。
片中,李亚林扮演一个狡猾狠毒的特务,令人印象深刻,也由此拉开了他扮演反派角色的序幕。
接下来的几年里,李亚林相继出演了不少电影,但扮演的角色,无一例外都是大反派。
很多电影看得多的群众,一看到李亚林出场,就能猜到他是一个大坏蛋。
这种贴标签的现象,不管是在当时,还是放到今天,对演员来说影响都不太好。
李亚林很苦恼却无能为力,他只能尽力演好每一个上级指派下来的角色。
好在他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1958年,李亚林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徐秋影案件》这部电影中,青年导演于彦夫力排众难,首次让李亚林在片中扮演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
而李亚林不负众望,将片中侦察科长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受到一致好评。
这个角色的成功,为李亚林接下来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
次年,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长影厂立项,李亚林形象能力出众,力压多名候选演员,成了复员军人高占武的扮演者。
今天说起《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多人会觉得很陌生,
可郭兰英的经典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这首歌曲正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的插曲。
这首歌随着电影走红,很快在全国唱开了。
当然,最火的还是属李亚林,到哪里都能被人认出来,他成了另一个高占武,也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
在外是全民偶像,但在家里,李亚林却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取景在山西,李亚林一走就是四个多月,当他回到家时,女儿都快三个月了。
在抢先争优的年代,大家都把最大热情放在工作上,李亚林也不例外,家里的事务,自然全都压在了贺小书身上。
生产女儿时,贺小书大出血,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但这一切,贺小书都瞒着李亚林,不想给他添加心理负担。
每次通信,贺小书都是报喜不报忧,长春冬天长,每到冬天,贺小书的手就会生冻疮,碰水后又痒又疼,贺小书从不叫一声苦。
不过贺小书还是欣慰的,因为只要李亚林在家,碰水的活他都承包了。
一家人虽然聚少离多,但也是其乐融融。
在事业的成就方面,贺小书不及李亚林。
但不可否认,贺小书的可塑性性十分强。
她在《董存瑞》中扮演过农村姑娘,也在《特快列车》中扮演过医生,
在《红领巾的故事》里扮演过学生辅导员,还扮演过各类母亲。
几乎每一个角色,贺小书都能稳稳地接住,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在两人对事业充满憧憬,渴望塑造更多不同角色时,时间来到了1966年。
李亚林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被下放到了吉林农村插队,此时,小女儿还不到半岁。
本来贺小书是不用去的,但她不放心李亚林,更不想一个家就这样被拆开,
她不顾自己的政治影响,毅然决然地带着孩子,追随丈夫去了农村。
就像《父母爱情》里的安杰和欧阳懿,再苦再难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条件十分艰苦,李亚林和贺小书两人挣的工分,经常不够一家人吃饱肚子。
陌生的环境,令他们举步维艰。
但很快,朴实的农民们就朝这家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除了在农活上时不时给两口子搭一把手外,对三个孩子也没有少关心。
有时他们回来得晚,三个孩子就被邻居接到家里吃饭了。
大家的条件都不好,孩子总去蹭饭,李亚林夫妇有些不好意思,想给他们饭钱,但都被婉拒了。
夫妇俩和农民交上的朋友,也了解了他们的苦与乐,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农民盼望过上好日子的信念。
每到深夜,孩子们睡着后,两人都会卧谈一会,聊聊家常,
不过两口子最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对农村生活的感悟,以及以后在塑造农村角色时,怎样表演才是最真实,接地气的。
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一定还会回重返舞台。
1975年,三线建设还在西南如火如荼地展开,很多知识分子离开大城市,扎根三线建设。
李亚林和贺小书也不甘落后,当厂里支援三线建设的通知发出了后,他俩第一个报了名。
剧照
就这样,李亚林,贺小书,金迪等知名演员,一起来到了四川的峨眉电影制片厂。
相较长影厂,峨眉电影制片厂还是年轻的,不过也意味着机会更多。
李亚林放下曾经的光环,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峨眉电影厂,哪怕只是一个小配角,他也没有半句怨言。
在拍摄《十月的风云》时,需要照明方面的专家,电影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专家,
李亚林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关系,积极帮忙去北京借调。
他为这部片子的筹备忙活了大半年,最后留给他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他也没说什么。
不过也正是在这部电影的筹备中,领导发现了他的全面统筹能力,而他对电影的理解,领导也都看到眼里。
1980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剧本提上日程,厂里点名让李亚林执导。
接到任务的李亚林有点受宠若惊,但更多的是踌躇满志,他将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这部电影上。
与李亚林一样,进入峨影厂后,贺小书也参与了很多影片的拍摄,已经步入中年的她,在表演方面虽然还未获奖,但演技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当《将爱情遗忘的角落》筹备小组成立后,李亚林就把贺小书要了过来。
而贺小书凭借自己的实力,顺利拿到了荒妹母亲菱花一角。
除了扮演菱花这个角色,在片场,贺小书还有不少额外的工作。
除了照顾李亚林的生活,贺小书还是一个打杂工,基本上哪里缺人她就上。
她既是演员,也是李亚林请来的免费杂工。
只要没有她的戏, 她就在片场忙来忙去。
但这却并不影响她在片中精彩的表现。
菱花在片中的戏份不算多,但却对主题的升华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菱花年轻时是一个对封建包办婚姻强烈反对的人,她破除万难最后嫁给了心仪的长工沈山旺。
但到了她女儿这一代,受特殊时代环境的影响,菱花竟差点成了女儿包办婚姻的罪魁祸首,直到荒妹指责她是在卖 女儿时,她才醒悟过来:日子怎么又过回去了。
贺小书朴实的外表,凭着对农村苦与悲的理解,拿下了金鸡奖最佳配角奖。
李亚林虽然没有获奖,但该片获得了当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他的导演能力也得到了峨影厂的一致认同。
生死两隔1985年,李亚林执导的《为什么生我》获法国巴黎电影节雄狮奖,当时他正在执导另一部片子《巴河镇》,
在那个人人都盼望出国的年代,李亚林却婉拒了巴黎电影节组委会的邀请,将全部心思放在《巴河镇》的拍摄上。
他总逢人就说:趁着还没有退休,多拍几部片子。
但命运的河有时并不会遵循内心的期望向前奔流,当李亚林觉得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可以大展身手再干几年的时候,病魔却找上了门。
一开始,他只是觉得手脚发麻,到后来,右腿开始慢慢失去知觉。
正在片场拍摄电影《井》的李亚林,抽不开时间去检查,他只在每天收工后,不断给慢慢失去知觉的右腿按摩,希望能快点好起来。
此时,贺小书正在成都陪即将高考的小女儿,李亚林对她是报喜不报忧。
有同事悄悄给贺小书报了信,贺小书安顿好小女儿后,匆匆赶到了苏州。
望着一脸关切的贺小书,李亚林笑着说:没有事,你看我是不是好好的。
不放心的贺小书不顾李亚林的反对,坚持把他拉到了医院。
在上海,医生建议李亚林住院观察,可剧组停工一天就要损失上万,上百名演员在等着他,
李亚林甚至都等不及做CT,就匆匆赶回了剧组。
贺小书清楚拗不过李亚林,她转而求其次,让李亚林在苏州当地做了一个CT。
但可惜的是,这次CT并未检查出什么异常,这让李亚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厢情愿地相信,拍完电影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检查出结果没有问题,但并不影响李亚林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
从拄着拐杖到坐到椅子上再到半躺着,李亚林在片场的工作状态,预示着病情正在一步步加重。
有一天,准备起床的李亚林,发现自己右半边身体不能动弹了,他急忙叫醒贺小书,让他扶自己下床走走。
李亚林最不想看到了一幕出现了,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站立。
当再一次就医时,李亚林是躺着进医院的,一进院就办了住院手续,
这一次,他知道自己是真的生病了。
又做了一次CT,这一次,医生发现了藏在李亚林脑子里的肿瘤。
得知李亚林患了肿瘤,而且可能已经时日不多时,贺小书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
尽管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却没想到病得这么重。
她站在医院外面,任凭眼泪肆无忌惮地流,哭了一会,她擦干眼泪,洗了一把脸又回到病房。
担心李亚林知道结果后会不配合治疗,贺小书故意把病情往轻里说,还叮嘱他好好养病,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人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时候是最轻松的,李亚林得知自己并没有什么大病,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他拉着贺小书的手说:我再拍10年电影,就陪你安度晚年,你想在成都,或是回上海都行。
听到这话,贺小书的眼泪又出来了,她用力地点头说:嗯,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快点好起来。
可病魔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仅仅几个月后,李亚林就撒手人寰了,留下悲痛的母女四人。
办完李亚林的后事,贺小书很快振作起来,她要帮丈夫完成遗愿,拍完这部电影。
在二女儿李童的帮助下,贺小书勇敢地担起了李亚林的工作。
在贺小书的努力下,《井》圆满地杀青了。
但杀青还不到一个星期,贺小书却病倒了。
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病得下不了床,把三个女儿吓坏了。
贺小书不仅病得下不了床,而且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一看到李亚林的照片就忍不住哭。
几个女儿明白了,妈妈是想爸爸了。
为了分散贺小书的注意力,女儿们把她送到了上海外公身边。
此时75岁的杜重石身体依然健朗,他理解女儿的丧夫之痛,更心疼痛苦中的女儿。
贺小书和父亲杜重石
哪怕贺小书早年一直痛恨父亲,但不得不说,亲情是化解痛苦的最好方法。
父女俩每天朝夕相处,一起回忆过去的往昔,一起洗菜做饭。
在父亲的关怀下,贺小书慢慢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回到成都后,女儿们早已帮她安排好了工作,除了要帮忙带外孙,二女儿还委托朋友,帮妈妈接了不少戏。
贺小书几乎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对李亚林的思念,也慢慢没有那么浓烈了。
2001年,《大宅门》热播,剧中詹王府的老福晋,戏份不多,但独特的气质还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老福晋眼熟,老福晋的扮演者,正是我们熟悉的贺小书。
这部作品,几乎是贺小书90年代后生活的一个缩影,她参演的很多剧,往往在剧中只有几句台词,观众还来不及认出她,就已匆匆下线。
但对于热爱表演的贺小书来说,这已经够了。
2018年12月,贺小书和许还山,金迪,袁霞等老一代表演艺术家,出现在了第17届华表奖闭幕式上。
镜头前的贺小书尽管已经85岁,但精神矍铄,步伐有力,身披红色大围巾,整个人看起来活力十足。
这是贺小书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次露面,从中不难看出,她这些年生活得不错。
从少年相知到中年相守,共度难关,李亚林和贺小书的爱情,放到今天是弥足珍贵。
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个年代吃苦也要在一起的纯朴感情,
他们可能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但那份相濡以沫的坚守,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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