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言恭达先生将节录孙思邈《大医精诚》隶书长卷捐赠给在此次抗疫中发挥中医特色、彰显抗疫成效的江苏省中医院，这是继今年3月份他向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无偿捐赠100万元善款暨大草自作词《满江红·白衣天使出征》长卷后的又一义举。
“大医精诚”理念是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阐述的理论，也是其思想核心，要求行医者不仅要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医德高尚。千百年来，“大医精诚”成为中医行业自律的经典，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医学誓言”。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主题性创作，言恭达先生所书的《大医精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是致敬抗击疫情的白衣战士，弘扬医者仁心、忘我奉献的精神，礼赞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和价值，以引起人们对中医文化的重视和支持；二是在表达一个艺术家对生命敬畏的同时，也书写了自己的家国情怀，记录了时代风韵，抒写了大爱情怀；三是中医文化与书法艺术同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养人，书法养心，二者文脉同宗同源，“医”和“艺”相互触类旁通，那么，孙思邈所提出的“大医精诚”理念不只是医者执业所恪守的伦理动机和理想人格，而应成为每一个行业从业者所具有的职业素养和气度。作为书者，更应该秉承“精诚”理念，在遵循艺术发展的本体规律上，既要技艺精进，又要道德高尚。
孙思邈认为“精”在医道上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这于书者而言，同样要有精湛的技艺、精深的功夫，才能使本领大而深。清人张问陶说“百炼工纯始自然”，也说明艺术中的“自然”境界只有功夫精纯才能达到。何以能达到？那就是要勤学苦练。苏轼《题二王书》云：“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唯有这样的苦练才能精熟地掌握基本功，才有可能到达书法艺术的高峰。要想达到高峰，就不能轻“艺”，不能忽视基本功。毕竟，基本功是艺术创作优劣、雅俗的决定因素之一。
所谓“诚”，孙思邈从医家的角度认为是要有“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于书者而言，所谓“诚”就是要有高尚的品行道德，即人品。刘熙载《艺概》云：“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刘熙载认为赋作崇尚才华不如崇尚品德，有人竭尽虚假的文饰来向世人夸耀、讨好俗人，这不是才华有余，而是品德不足的表现。同理，于真正的书者而言，“艺高”者还需“品高”，可以说在具备精熟的功力前提下，人品愈高，其书品愈雅。言恭达先生在《抱云堂艺思录》中说：“强调人品，就是不仅仅强调艺术的本身，而是把艺术作品、艺术家放在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量。”纵观历史上那些经典法书，无不是书者的人品修养、文化积淀、书写功力、性情思想及书法本体的高度融合呈现。毕竟，书法艺术是“为人生的艺术”，即“书以载道”。
《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意思是说，本真乃是精诚的极至，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要想达到书法艺术“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境界，书者必须要“精诚”，而精诚又贵“真”。刘熙载《游艺约言》中有“大家贵真”“率易非真”之论，就是说“真”应该是书者学养、情性、器识之自然流露，应有所积淀而厚积薄发者，“豪华落尽见真淳”，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宣泄。康有为在谈到书法何以能“高古”时，一曰“真”，二曰“朴”，三曰“简”，“真”字当先，才能在书法创作中探寻到古典的语境。巴金晚年说：“说真话，乃为文之最高境界。”书者亦然，要做个“真人”，持有纯粹与真挚的求艺初心，质真若渝、情真意切地去敬畏书法、敬畏传统，才能真实地走进书法，继承并创新书法。言恭达先生认为书者要“有真性情，才有真情趣；有真修养，才有真境界；有真襟怀，才有真气象”，也正是这个意思。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言恭达先生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当代艺术工作者所应具有的时代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也再次让我们认识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之理念不只是对从医者而言，也是告诫当下的每一位艺术工作者：成“大艺”者须精诚。
言恭达隶书长卷《大医精诚》
注：本文作者彭庆阳，抱云堂书院副秘书长，原发表于2020年8月19日《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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