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平庸之恶(平庸之恶距离我们有多远)(1)

我们到了需要阅读阿伦特的时刻。

1961年,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听取了一场关于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

让她惊讶的是,艾希曼并不穷凶极恶,反而普通、平庸。换句话说,他平凡得像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但却给犹太人造成了深刻的灾难。

这名刽子手并非缺乏理智,而是因为服从体制的正当性,缺少了对道德、人性的认知。

阿伦特口中的“平庸之恶”,也并不是说纳粹的罪行不极端;相反,她看见的是更深层的一面:在制度性的困境中,如果我们停止思考,世界会变得怎样?

如果我们的生活开始塌方、陷落,我们又该负有怎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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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关注什么?

她关注的,是纳粹时期德国普通人在无意识之中参与了作恶,以及战后德国普通人对于恶避而不谈的行为。

而且后一种避而不谈,总是以一种退缩、沉默、嘟嘟囔囔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辩解。

这是经历了二战后,德国普通人的普遍状态。某种意义上,也与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形象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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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上的艾希曼,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艾希曼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参与到了毁灭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犹太人的行为。而最令阿伦特惊讶的在于,庭审中的艾希曼,并不穷凶极恶,反而是一个正常得让人惊讶的普通人。

在耶路撒冷听取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伴随着对他形象的深思,阿伦特也提出了自己的著名理论: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阿伦特不认为艾希曼残暴无比,相反,她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

那么,这样一个浅薄、普通的人,到底对犹太屠杀该负多大的责任?

集体行为下的个体责任,应该如何判定?

关于这些问题,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他的辩护律师也声称,被告执行的只是国家行为。

然而,阿伦特敏锐地捕捉到,他们其实是试图用集体罪恶来推卸个体的责任。她于是提出了著名的齿轮理论:

“不论是黑手党,或者SS(党卫军),或者其他犯罪或政治组织的分子,当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时,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全心全意为上级的命令效力。其他人若处于相同的处境,也会做一样的事。”

这种齿轮理论,往往形成了一种被大多数人采纳、使用的道德合理化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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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齿轮象征现代社会的《摩登时代》,图片来源:豆瓣。

但是,我们可以因此就认为艾希曼是无罪的吗?

不是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每一种组织,都要求效忠上级的命令和国家的法律。

其中,效忠是最高的政治德行,因为没有这种忠诚的话,政治体就不可能存续;与此同时,良知的自由也不能毫无节制,一旦无所限制的话,那它将危害每一种组织中的共同体。

但是从法律的责任来看,它与个人的行为,以及你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相关。

所以,当我们判断艾希曼有罪时,不是从群体的角度来判断的。而是说,艾希曼应该因为他自己的行为,而被宣判有罪。

从这里出发,阿伦特继续分析,艾希曼之所以犯下这样的大罪,是因为他在工作中从不思考,也不具有判断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

02.

“无思”,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灾难

然而,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协调良知与政治之间的张力?

在阿伦特看来,20世纪所见证的恶,超过了过去的历史所记载的一切事情。所有既定的道德准则全面崩溃,它不再是我们指导人行为规范的一种参考。反之,似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轻易地把它摧毁、磨除、甚至重新构建。

所以在晚年,阿伦特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的思维与辨别是非能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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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图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她曾经在《精神生活思维》里面写,思维活动是否就是避免人作恶,或者在实际上决定我们与罪恶行为作斗争的条件?

并且,她指出,如果区分正确和错误的能力与思维能力有关,那么无论聪明还是愚笨,每一个健全的人必然都可以运用这种思维能力,避免作恶。

其实,阿伦特在这里的描述,已经意外地触及到了对现代的反思。

艾希曼不仅是一个纳粹机器中的一个常人,而且他也是现代社会中大众的一个缩影。

而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让人失去思考,陷入“无思”状态。

从艾希曼平庸的特性中,阿伦特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人常态生活的弊端,也就是遵守规则的、无思考的生活。

这种规则是人社会生活的常态;而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为了使规则发挥最大的效力,自然也就要求人们“无思”地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保证整个社会能够和谐、高效地运行。

毕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公司运行时,每个决定都有不同的人提出质疑,那还怎么能够运转得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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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时代剧照。图源:豆瓣

然而,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犯下大错。

不过正如阿伦特所强调的,人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没有积极活跃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和能力。

所有人都应该积极运用自己的这样一种理智,运用自我思考的能力。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避免成为艾希曼,文明世界便可以避免遭遇大屠杀这样的灾难。

03.

不要让思考成为“反常”

不过,阿伦特对于现代性的诊断,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空间?

比如,我们回想一下她反思恶的平庸性时,是否过于强调了人们融入政治生活的副作用呢?人们偏执地想要满足上级认可,甚至可以不顾个人良心的不安,这样的后果是否被过于强调了,以至于影响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

在我看来,至少如果人想要扎根立足于世,政治生活是,而且必然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个人到底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处世,这仍然值得我们商榷。

另一方面,即便阿伦特的诊断是对的,的确是无思造成了纳粹的暴行。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无思考地服从现代纪律,难道只是现代性的弊端吗?

其中会不会是更为复杂的一种状态呢?

比如,是否人类合群行为,或者说无思考地、服从纪律的行为,恰好是人类和平行为的常态?

推而广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呈现原子化的特征:

无力面对经济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沦为了生产流水线上的单个行为的重复者;

无力面对政治权力,即使抱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却缺乏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另外,公民的政治参与性,还与国家、社会所要求的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矛盾;

同时,大众的娱乐消费泛滥、唾手可得,因此也消耗了人的大量闲暇时间,难以去充盈、补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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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放眼看过去整个世界,满目都是无思的个人。

无思的生活成了平常人的常态,阿伦特所要求的理智生活,却成了一种反常状态。

怎样面对这样的困境?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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