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诗，在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存在？它不能掀起革命也不能济贫致富。它仅仅能带来爱。 （视觉中国/图）
《邮差》（Il Postino）修复版上演，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它的译名是《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可能那时聂鲁达并不广为人知，起码比同样是南美作家的马尔克斯无名，所以中译者借了后者《一场事先张扬的杀人事件》的名字来渲染。尽管《邮差》里的马里奥并没有怎么事先张扬他的求爱，他不过是用了诗、用了隐喻、用了小岛老百姓所不熟悉的方式去表达爱。
不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被马里奥的爱和聂鲁达的诗所感动落泪。走出影院，我去查《邮差》的轶事，才知道一个和电影里马里奥的死亡相对应的悲剧：饰演马里奥的意大利著名演员马西莫·特罗西（Massimo Troisi），他在《邮差》拍摄时身体严重不适，曾入院进行心脏手术，影片杀青后12小时于罗马因心脏病发去世——也有的资料称是影片拍完后十三天去世。
《邮差》是马西莫·特罗西的绝唱，他也是此片的联合导演，花费多年努力寻找资金把这部带有明显左翼倾向的电影在意大利拍摄成功；明知自己心脏有问题仍然亲自饰演劳动人民马里奥，耗尽全力。如果不拍摄《邮差》，马西莫·特罗西也许不会早死。但哪有这么多如果呢？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不认识聂鲁达的话，马里奥也许不会死——也许会像他父亲一样在贫困和被意大利政客欺诈中熬过一生。
换句话说：诗，在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存在？它不能掀起革命也不能济贫致富。它仅仅能带来爱——而且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意大利和智利而已，此时此地我们都没有把握马里奥的爱还能以聂鲁达的诗去促成。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诗？
《邮差》里，最令我深思的一句话不是出于聂鲁达，而出于聂鲁达指责马里奥利用聂鲁达的诗去示爱的时候，马里奥说：诗属于需要它的人，而不是属于写诗者。这句话引起影院里的观众哄堂大笑。而我作为一个诗人，却和聂鲁达一样不得不承认此中有真意，又有矛盾。
电影其实解决了这个矛盾，那就是若然“需要诗的人”最终也写诗（如马里奥），那就不存在这二元对立了。同时，写诗的人彻底地忠实于自己写诗的初心：他本来就属于最需要诗的人，如电影最后重回小岛的聂鲁达——他终于收到马里奥给他的礼物：用磁带录下来的、马里奥心目中代表了诗意的声音，海浪的各种声音、孩子诞生前的心跳、风和呼吸——这时“邮差”不只是递送粉丝来信的职业，而是递送诗意的象征。
诗人也是向世界递送诗意的邮差。即使马里奥没有写诗，他已经弄懂了何谓诗人。电影启示着：隐喻、韵律这些诗的元素本就存在于平凡世界，就当聂鲁达问渔夫的儿子马里奥索要一个渔网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便应该知道诗人从何处来、诗的母体何在。换言之，最终是马里奥和他贫瘠的故乡再度教育了诗人聂鲁达——马里奥因聂鲁达的诗赢得了爱情，聂鲁达因马里奥的觉醒而对诗人应何为有了更坚定的认识。
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流亡诗人聂鲁达》（又译：《追捕聂鲁达》）拍摄的就是《邮差》之后的聂鲁达的另一次流亡。我曾经评论道：“流亡二字使他真正回归诗人身份，既不是尊贵的议员，也不是穷人景仰的圣徒。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诗人聂鲁达，只有在流亡状态他重新身历忧患，重新体会他之前挂在嘴边的‘我是人民的儿子’这句话的滋味。”
那部电影也触及前述那种人民与诗人身份落差之间复杂的滋味——《邮差》一度让人耿耿于怀的，是聂鲁达离开意大利回国之后，并没有如约写信给马里奥——马里奥的岳母讽刺说大诗人哪里会记得我们小百姓。《流亡诗人聂鲁达》里一位穷苦出身的干部质问聂鲁达：“革命成功之后，是我们变成你这样，还是你们变成我这样？”聂鲁达回答说：“我们将在床榻上吃喝，在厨房里做爱。”——“我们”二字，是不分彼此的意思。
诗歌的超现实，是最诱惑人的革命。马里奥原谅了聂鲁达，是因为他知道聂鲁达已经在自己的领域演示了文学革命的魅力，那些熠熠发光的字词，像点石成金的魔杖，使人民不满足于虚假和粗糙的那种现实。
而点石成金的真相，是石头本来就和金子无异，它们同样是地球的构成者也是地球的蒙恩者，诗在揭示美，而不是无中生有捏造美。人民和诗人因为诗而互相成就，亦理应如此。
廖伟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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