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琴被溥仪召进宫中的时候，只有15岁，在长春南岭女子优级国民学校六年级读书。长春那时候被某些人称为新京，是伪满洲国的京城。
后来，李玉琴的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记得那一天是清明，玉琴连午饭也没有吃好就上学去了。我问她，她说学校里要拍照。没有多少天，好像是星期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是她的女教员，一个是校长，名字叫小林……”
“对。一个叫藤井，一个叫小林。”李玉琴在一旁低声说。
“……那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有一大盆的衣服要洗。他们一进门就问：‘这儿有个李玉琴么?’我心里一想，也许是我这孩子在学校里闯了祸，老师闯上门来啦，这孩子平常就是嘴巴不让人，总要辩出个道理来才肯算数。可是我又不敢不承认，于是就答应了一声，还是洗我的衣服。他们也没说什么，就不客气地走进屋子坐下来，隔了一会我走进去，也没有招待他们，只听他们说：‘皇宫里要挑选女学生去念书，李玉琴给挑上了，快把她找来吧!’
“玉琴，那时候恰巧去领配给品，买白糖去了。左邻右舍在一旁直说：‘这是件好事，这是件好事!’藤井不大会讲中国话，不过我说的话他们都懂，她连说带比划，指指这里，点点那里，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住好房子了，可以有钱了。而且许了好多愿，说家里人可以去宫里看她，她也可以回家来。我只是怕他们没有好主意……。隔了个把钟头罢，玉琴给找回来了。他们一对照片，就揪住她不放，她愣了一阵以后，收拾收拾书包，还带了日用的东西就跟他们去了。”
说实在的，她原是个贫苦的女孩子。从她记事起，就知道爸爸在田家饭店里做店员(从前叫作“跑堂”的)，这份店员的收入，要养活她的母亲，她的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和她自己。
她说：我们家里，大的都是姐姐，那时候是个累赘；弟弟年纪小，帮不上忙。我们很羡慕有钱的孩子读书，可是家里过的是穷日子，没有富裕的钱，我念过几个免费学校，下学回家便补洋袜子，赚些钱买文具，13岁那一年，我就到卷芋厂里去做过工。做了一暑假，又上学，我最喜欢念书了。那时候，我家住在二道河子。
“照相是这么回事。那时候，我们每班有60人左右，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每班挑选三、四个功课好而且容貌好的女生。其实我也不算长得漂亮，给挑上了以后，后来又被他们领到一个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去拍照。大家很害怕，可是不去也不行啊。那时候日本已经和英美开战，我们怕派到日本军队里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李玉琴当时既不了解要她们照相的真正动机，也没觉察到自己被挑上了以后会在生活里掀起多大的波澜。
这一切是溥仪的设计，是那位仰人鼻息的苦闷的皇帝的安排。
原来，宣统皇帝溥仪早在退位13年，也就是16岁的那一年，在北京堂而皇之地“册立”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被逼出宫以后，在天津过了七年的寓公生涯，这期间“淑妃”在皇后面前受了些委屈，终于要求离异，而皇后和这位末代皇帝的感情从此也就十分淡漠，不相闻问。一度为溥仪所宠爱的“庆贵人”谭玉龄，在伪满皇宫缉熙楼度了五个寒暑又与世长辞。这样，到了1942年，至少在夫妻关系上，这位皇帝实际上已经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邪恶的势力，不仅是悬在皇帝宝座之上的一柄利剑，就是在缉熙楼溥仪的“寝宫”之侧，也未尝看不到它的凌厉肃杀的寒光。
关东军踌躇满志地设想着皇位继承问题，直接干涉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婚事。关东军中将参谋、“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似乎在蓄意兼任媒婆的职位，呶呶不休地劝说溥仪，娶一个日本籍妻子。在谭玉龄被册封为庆贵人之前是如此，在她被追封为“明贤贵妃”之后仍然是如此。
但是，吉冈中将这次却没有能从溥仪那里取得像往常一样的胜利。溥仪私自对我说过：“我左思右想，最后拿定了主意：‘我给你们管成这个样子，家里可不能再来一个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个能给我管的人。’”因此，他就主动地要挑选一个“妃嫔”。至于审查照片这道手续，想是皇帝在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个时髦方式。婉容之成为“皇后”，文绣之成为“妃子”，谭玉龄之成为“庆贵人”，都没有能绕过这一关。
当李玉琴不自觉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谁知道吉冈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
那天晚上，她就被安排在日本女教员藤井的家里，剪发、洗澡、换衣裳之后，吉冈突然出现了，而且带着她回家一趟，去向她的爸爸面谈，为了取得再一次必须允诺的允诺。
当她爸爸表示没有一定主意的时候，吉冈便加紧地许宏愿，说各种好听的话，以致到了天花乱坠的地步。可是，她母亲只要在一旁反问两句，这位将军便“唔?咽!唔?咽?”起来，假装什么都不是他所能听得懂的语句。
“什么?吉冈是打马虎眼!”老妇人用北方的口语狠狠地责难了一声。
“进宫的事，吉冈准知道，”她在一旁补充说，“藤井倒未必。因为她叫人把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完全是学生打扮。我当时还有些不高兴呢!”
“为什么?”我问。
“有这么一种心理：小孩子都希望大家说她是大人；可是岁数一年年大了以后，又怕人家说她老啦。”
一个多月以后，吉冈又光临了。这次伴着他来的不是十五岁的姑娘，而是随身携带的一份笔据。
李凤用低沉的语调说：“笔据上开了好几个条件，文绉绉的，句子又长又噜苏，好多地方我看都看不懂，反正那意思是我妹妹进宫以后，我们一不能求官，二不能求财，三不能仗势压人，……由我代表众弟妹签字画押。那年我才20岁，小学只读过四年，懂个什么事?”
在当年溥仪和某些人的目光里，这大概就是一纸卖身契。跟着，宫里送来了一万块钱(伪满币)。
李玉琴后来回忆说：“我大哥结婚花了六七千，余下的存在银行里，到后来也就三钱不值二文了。再说，我父亲反而因此失了业!”
“说起来我是进宫了，让他再在饭店里老爷长太太短的侍候人家，当然不合适。”
她什么时候才知道进宫只是为了“侍候”溥仪的呢?
她和溥仪的夫妇生活又是怎样一回事?
她在宫里的感受究竟如何?
李玉琴说：“从滕井家里出来，我先是住在二格格家里。她们家里的陈设很豪华，我在那里吃到的一些糖，据说是宫里特制的。”
“我知道，二格格指溥仪的二妹，名字叫韫媖。她的丈夫郑隤(广源)，是郑孝胥的孙子。”最后两句，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出来的。
“你和溥仪第一次相见，是在……”
“缉熙楼。是二格格介绍我去见他的。那一天，我正在屋里洗手，二格格说：‘我领你去见皇上!’她还问我会不会磕头，我说：‘照我们东北人的风俗习惯，女人不磕头。’二格格说：‘可是大家见皇上都得磕头。你既然不会，那就磕三个头，不用三跪九叩首了。’
“溥仪穿着西装。那年他37岁，人倒长得很好，看起来也很和气。”
入宫后，李玉琴住在同德殿。同德殿建于伪满洲国后期，式样和设备新颖一些。
李玉琴说：一切建筑物从外形看来，几乎和从前没有什么变化。至于内部陈设，我知道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溥仪仓皇出宫的时候，已经被人动手洗劫。想来，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没有能“接收”到多少东西，只是听其荒废而已。李玉琴当年住在同德殿的楼上。那一排房间依次是：会客室、浴室、卧室、书房、化妆室、藏经室和佛堂。佛堂旁边有楼梯通往勤民楼——伪满洲国皇帝办理“政务”的地方。
楼下原有全部日本式陈设的“日本间”，中国间；钢琴占了一间，乒乓球桌占了一间，有溥仪丝织品人像的那一间，吉冈安直和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常在这里出现；还有举行典礼用的一间。和最东边电话间处于对称的地位也有一间房子，那是求见者等候的地方，或是人们歇脚的地方。
同德殿前土山的下面，有御用防空室一所。她记得在同德殿里还有一个皇帝的宝座。
福贵人李玉琴，那时在溥仪的眼里一定是个天真的女孩子。她说，起初进宫并不知道自己要做皇上的妃嫔。甚至溥仪第一次跟她说出“你以后就侍候我”这句话的时候，她还是有些茫然。开始新娘生活是她进宫一二十天以后的事情。
因为溥仪“巡幸”安东的关系，确定李玉琴宫廷身份的“册封”式延迟到一个多月以后方才举行。她称为“福贵人”。
她说：“什么叫册封式?我看就是到处磕头。楼上磕，楼下磕，一个头还要用三跪九叩首的办法磕，那一天真把我累坏了。”
这分明是因袭清朝典礼体制：册立皇后；对于皇贵妃、贵妃、妃嫔则称为册封，不过行礼却与册立皇后大同小异。
《清宫史略》上记载着册立皇后的仪式：“定期命大学士一人充册立史，尚书一人充副史。内阁礼部奉册宝陈太和殿皇帝御座，宣制曰：某年月日册立某氏为皇后。正副使持奉册宝，至皇后宫，皇后迎入。宣册女官跪奉，皇后跪受，行六肃三跪三拜礼。翌日，皇后诣皇帝前行礼。”
婉容受过类似的待遇还不算太奇怪。1942年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的时候，谁知也还有承办丧礼大臣、灵前穿孝人员、正使副使、绢册绢宝那一套繁文缛节，而且规定正副使以下，一律穿蓝袍青褂，伪满洲国档案材料“明贤贵妃丧礼关系文件”可以覆按。更可笑的是，丧礼一面参酌“大清会典”，一面还得有什么“实行本部”、“行事系”、“用度系”等东洋组织名称，实在不伦不类。
溥仪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个大洋娃娃。她和溥仪在宫里表演过捉迷藏。
她唱儿童歌曲和“时代曲”，溥仪是她的钢琴伴奏者。他俩时常写纸条逗乐，溥仪总爱用“小玉琴”三个字开头。他鼓励她信佛、吃素、念经。她都做了。后来还叫她读医书，她没有遵从。他打坐，她也打坐。静坐一小时，然后溥仪走了。我思量，打坐照世俗的说法大概就是眼观鼻、鼻观心的功夫。其实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佛家打坐法是：盘脚坐，舌抵上颚，眼垂帘即向下视离身边两三尺远，一心专注，信佛的念佛、持偈、默想都可以。她说溥仪在静坐时总喜欢把两手分开放在膝盖上，我回想不久以前在抚顺所见的情景，确是如此。两手覆膝，自有一种肃穆之感。溥仪的这种习惯恐怕得自皇帝身份者少，受益于打坐法为多罢?我又想到当时她还是个淘气的姑娘，果真能有这种涵养么?因此问她和溥仪各自打坐，她会不会突然笑出声来?她说没有。
他俩有时候听无线电广播，每逢电台讲述言情小说的时候，一到紧要关头，溥仪总是提心吊胆地说：“别来一个第三者!”他似乎对于三角恋爱存有极大戒心，再加上他那封建的夫权思想，因此在男女关系上，有时也就难免表现出离奇的多疑。
李玉琴后来回忆说：“有一年过年，我顺手从果盘拿几只苹果叫老姑娘分给‘服务员’他们吃，那都是些十几岁的孤儿，代替过去太监的职务。这件事原来算不了什么，可是溥仪知道了，便疾言厉色连声责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听了很不开心。
“有时候，他又不拘形迹，和我们一起玩乐，显得很高兴。过年玩升官图，玩啊玩的，我们大伙儿齐声拍手叫起来：‘皇上中状元喽!皇上中状元喽!’(注：升官图是昔日民间过春节时习见的一种玩具，可以赌钱，也就是“列大小官位于纸上，掷骰子计点数彩色，以定升降”的一种玩意儿。近二十年来已经很少见了。我最近在北京托人(他的祖父是前清同治年间的状元)抄得一张“会典图”，会典既是一代典制之画，想它是升官图的一种，不过比我童年所见的更为繁复。共列六十一个栏目：官衔(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品级、告休、世职、封典、特恩、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内廷、兼衔、宗人府、内客、翰林院、詹事府、钦天监、太医院、銮仪卫、内务府、钦差、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科、仓场、京府、兵马司、各部院、小京官、拣选、各道、府、直隶厅、直隶州、州、县、殿试、会试、乡试、学院、各馆誊录、各项捐输、出身、军功、京察、大计、优叙、督抚院、漕院、河院、盐院、布政司、按察司。
“殿试又分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二甲、三甲六项。中状元时，例有贺礼可收(授编修各贺二十)。不知当年溥仪、李玉琴他们玩的是否就是这种升官图?也不知溥仪那次中状元时收到过贺礼没有?——著者。)他也不表示什么意见，只是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说：‘中了，中了’
“记得有一次，我把剥过的花生壳，重新拼好；又把吃过的葡萄吹鼓了，放在果盘里骗他。他发觉了之后，也只是笑了一笑，并没有责罚我。这在当时算是‘欺君之罪’呢!
“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睡觉也要戴眼镜。我要他摘掉，不肯；他说那样不好看。我呢，有些头发遮住耳朵，不喜欢露出来。有时，我硬要摘掉他眼镜，他便非要撩开短发，看我的耳朵不可。提起眼镜，我倒想起来了，你上次在抚顺注意到溥仪的那副眼镜么?镜架是用线绑着的。
“他说，自己的眼镜架不当心摔坏了，管理所替他买了一副新的，可是他舍不得戴，他怕万一再摔坏。
“他并不注意我的服饰打扮。在宫里，他从来没有交过一块钱给我。好在日常用的也都不
缺，要添置什么，关照一声就行了。册封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柄玉如意，据说并不好，后来还送过我几件首饰。
“在宫里我吃着大米白面，时常想起母亲他们，他们还是吃高粱米，于是有一阵我也偷偷地在晚上吃一顿。溥仪知道以后，叫人送一些米面到我家去。好像就是一次。
“他对我的感情还不错，有一天他说：‘我整天得不到喜欢，只有到你这里才高兴些。’”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怎能理解傀儡皇帝的苦闷呢?
“不过，听说他对玉龄的感情还要好。她不但住在缉熙楼，而且听说溥仪常和她在一起。说起来也是巧事，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一阵子想改个名字，叫玉龄。因为我的乳名就叫龄儿。不过，后来我觉得并不好听，结果没有改。
“我还听说，在我进宫以前，有个姓苗的女学生，照片给溥仪挑上了，人也进宫了，可是溥仪见面后不要。那个姓苗的很想进宫，后来就托溥仪的近侍帮忙，没成功。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有一天就向溥仪说：‘把她也找来，一起玩儿吧!’他没理会。那时候我真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在宫中不能随便走动，只是在同德殿和院子里。生活很无聊，除了写字、刺绣、念经、收拾屋子、散步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养过许多鸡，下了蛋，做菜给溥仪吃。他说爱吃我烧的菜，其实并不怎么好吃。
来往的也都是些女眷：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俭六奶奶(溥俭的母亲)、毓嶦的母亲、静兰(毓岩的妻子)……。我和静兰年纪差不多，我们很谈得来。可是也有些人表面奉承，心里嘲笑我。讥笑我三件事：第一，我不是北京人；第二，我祖先三代没有什么样的官衔(我祖父是个农民)；第三，说我不会骑马，不懂得规矩礼节就结婚了。
我是个粗野的孩子，这个规矩，那个礼数的，我真烦透啦。譬如，有一次宫里洗衣服的老妈子生病，人手少，衣服多，她不能请假，我说我来洗，小时候在家常洗的，可是别人又嘲笑我：‘有福不会享!’
“我比较任性。譬如我踢皮球，也让溥俭的母亲踢，人家是小脚，溥仪知道了，数说我一顿。可是我从没有打过人，连骂人也少有。”她认真地说，“记得有一次随口说了老妈子一句：‘缺德!’她就追问我：‘奴才哪儿缺德?哪儿缺德?您说，您说啊!’急得我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那是我们做学生时候的口头语：‘缺德’、‘讨厌’，这些并不是骂人的话。后来告诉我妈，我妈说‘你下次就别说这个了吧!’
“溥仪在性格上有一些特点，性子急，暴躁。他要什么，就要随手拿到，不然便发急。他的房间不是收拾得很整齐的。他爱说，东西是给人用的，摆在那里不是为了好看。还有，他胆子小。他不敢学游泳、溜冰，就是这个原故。有件事最可笑了，日本投降的前些日子，是8月初罢，夜里老是有空袭警报。防空室就在我住的同德殿前面，离缉熙楼有一段路。可是往往警报一响，我还没有穿好衣裳，他已经跑到同德殿楼下高声叫了：‘玉琴啊，玉琴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那么快的。”
李玉琴她们是在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1945年8月11日)夜里仓皇离宫的，她和皇后婉容，在宫里竟然从没有见过一面，只是在逃亡途中才成为相识——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相识。
李玉琴回忆说：我们好几十人是8月11日晚上10点离宫去车站的，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直到动身前的两小时，吉冈才肯告诉我们到哪里去。记得足足坐了两天半的火车，才到通化的大栗子沟。
“那两天，宫里乱得很，溥仪自己也动手收拾行李。他带的主要是佛经、书籍、药品以及一些米面。宫里贵重的东西都没有来得及运走。我带了五个箱子，包括棉被在内。同德殿楼下放着一大块翡翠，没凿过，刻着乾隆的字，也都管不得了。”说时，她用手比了一比，想来该有一尺长罢。我听说去年在南非洲挖到一块11磅重的翡翠石，估价在1000万美元以上。乾隆的那一块，成色一定不会坏，只不知如今散失到何处去了。
“那天白天还发生一场虚惊呢。宫里只剩下两个男人，溥仪和溥俭，其余都是些女眷：皇后、俭六奶奶、毓嶦的母亲(一般的称呼是四太太)、……和我。不知怎的，驻在宫里的日本宪兵突然冲进内廷，上了缉熙楼，神色很难看。溥仪打电话给吉冈，没人接；打电话给护军，也没人接。他们究竟是个什么用意呢?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只记得当时溥仪从缉熙楼慌慌张张赶到同德殿来，跟我说：‘进来人了!’”
李玉琴在大栗子沟住了三个月左右，按照原先的想法，她们也要和溥仪逃到日本去。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战场上不得不加速地溃败了，溥仪被俘了，一切空想成为泡影。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是胜利者。
她们后来迁往临江，在那里遇到了八路军；在临江住了一个月左右，又搬到通化，住在部队里；又住了三个多月才被八路军送回长春，那时已是1946年的暮春。
李玉琴回忆说：“我第一次和皇后见面是在大栗子沟。嵯峨浩子也跟我们一起从长春逃出来的。当时，我们吃大锅饭，因为我屋子里有个煤球炉子，有一天我就做了一样素菜，叫人送给皇后。隔了不久，她过来了，我向她请了一个安，她也还了个礼，她连声说：‘挺好!挺好!’
“皇后婉容当时头发留得很短，虽然因为抽大烟，懒散一些，人还是很漂亮的。她那人是有一种高贵的风度。身上穿的是旗袍，并不考究。两只腿已经不能走路了，由两个佣人架着她。她身边有三个太监，两个老妈子。
“太监姓什么记不清了，当时另外有一个称呼，一个姓刘，一个姓王，还有一个年轻的似乎也姓王。”
1945年底，李玉琴住在通化八路军的后方司令部；婉容、嵯峨浩子她们住在对门的公安局里，底下一层是监狱。
她记得很清楚，农历年初二那一天，发生了暴乱事件，囚犯和外界的坏人勾结在一起，动手了。
“我听到枪声，还糊里糊涂地问：‘怎么看不见放枪的人呢?’接着，又听到炮声，我很不放心，不知慕鸿她们怎么样，于是挨着窗户探首看看对面的动静，想不到一颗流弹突然飞了过来，右脸上流了血；老姑娘(敬喜)给我一条毛巾，按住伤口，可是一会儿满手巾都红了。她急着要去开门，有人高声阻止她：‘别开门!’她嚷着说：‘有人受伤啦!’
“部队里的人于是立刻给我救急包，找了军医来。外面平静了以后，他们又替我请了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是日本人，每天换药。如果他们不管，或者管得不周到，那我也许早就死啦。
“我当时就觉得八路军里的人个个都勇敢。部队里的女同志待我也很好，时常讲道理给我听。”
李玉琴并不否认，她住在临江和通化的时候，有人劝她改嫁。嵯峨浩子听到这种说法，是不足为奇的事。
后来，部队在李玉琴表示愿意回家以后，便很负责地遣送她回到故乡长春。嵯峨浩子也是这样，从长春回到她的本国日本去了。三个太监也被送回长春。至于那位皇后，部队找不到她在长春的家属，又不能取得任何联系，因此，在部队调防的时候，又煞费苦心地把她带到哈尔滨。
而婉容由于长期吸食鸦片，1946年终于在哈尔滨的病中结束了悲剧的生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后”郭博罗·婉容，清末内务府大臣荣源的女儿，死年40岁。
1937年，溥仪在长春“册封”庆贵人谭玉龄不久，溥杰和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牵线人是执行本庄繁意旨的吉冈安直。本庄繁却是和溥仪打交道的第一个关东军司令官。
吉冈在那一年给溥仪的一封极密的信里，有这样几句疙疙瘩瘩的话：“皇帝陛下：1月10日到东京，于东京驿会见溥杰中尉。同日，溥杰中尉同直，本庄大将会见，商议结婚之事。关于嵯峨侯、中御门侯、毛利男、高仓子等之令孃，诠议溥杰中尉为嵯峨侯方一候补。……”现在还有很多人传说溥仪有一个日本妻子，误会大概由此而生。至于溥杰的这门亲事，其动机是不待追问的了。
走出伪满洲国宫廷而生活在解放军部队里的李玉琴，当时究竟想些什么呢?她的大姐夫薛克明去临江把她接回长春。她重新住在二道河子贫困的家里所祈求的又是些什么呢?
她萦回不已的，其实是古典戏剧里陈妙常的住处，或者也可以说是狄波娜，嘉在英国影片《思凡》里的那种生活氛围。
在天津，溥仪有一个堂兄溥修。溥仪做伪满洲国皇帝的时期，他在沦陷区天津担任着一个古怪的职务——“清室驻津办事处处长”，其实也不过是替溥仪料理一些房产，或者奉命买些补药何首乌、固龄玉牙膏、黑紫白黄四色的忠勇牌鞋油带到长春去而已。
“清室驻津办事处”这块招牌想来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被撤销的。修二爷这位前处长派人把李玉琴接到天津去了。从好的一方面说，是维持她的生活，甚至维持了七年之久，一直到1953年李玉琴离开了修二爷这一家为止。
李玉琴说，她被接到天津以后，溥修就替她改名换姓，叫作溥维清了。怕她露出身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惹祸生非。
李玉琴回忆说：“ 在天津住了五年，从没有出过大门，不能出大门。到天津是从火车站坐三轮车到他家，1951年离开天津又是从他家坐三轮车到火车站。别人替我买了双鞋子，嫌小，我要拿到鞋店去换。他反对。我说：‘怎么我听说当年皇后在天津也可以出街呢?’他说：‘名分有所不同。’他动不动就骂我：‘反叛!反叛!’而且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他不让我和长春的家里通信。
“他家的情况也不好，静兰带着两个孩子和我都住在他家里。我时常帮助他们生炉子、烧饭，有一次不当心烫了脚，也没人管，我还是跛着脚一盆盆地下楼取水。邻居知道我烫伤了，就要替我上火安油。可是一给溥修知道，又是不高兴。他说这点小事，不宜对外张扬，我一生气，连药也不上啦。到了冷天，住的房间没有炉子，跟着那只脚又冻坏了。
“他们家是很看重规矩的。我吃饭吃得快些，溥修也有意见，其实他那时候眼睛已经快瞎了，可是听得出动静和别人讲话的声音。有时候，我一推开饭碗，他就脱口而出：‘嘿!这顿饭可真吃得稳、狠、准啊!’
“我想替人家织毛衣，贴补零用。可是我不知道流行的式样，怎么办呢?我就站在平台上，看看来往妇人穿的有什么新花样。
“我跟他们说过，可以守规矩，不过生活困难，不得已，挣点钱贴补贴补。溥修就说：‘不得已不得已，花袭人啊再嫁!’用红楼梦里的典故来责备我。
“溥修的学问很好，不管问他什么字他都会写。他教我读‘女四书’、‘大学’，很有耐心。他在这方面是好的。
“他有一个姐姐，是老姑娘，没有出过嫁，就爱养猫，把它们叫成儿子啊，姑娘啊，心疼得不得了。晚上睡觉，自己宁可躲在床边，反让那些猫睡得舒舒服服的。老姑娘整天忙着跑腿，买这个，买那个；我就忙着烧饭，根本不能出大门。
“我倒想起一件事，在旧纸堆里，我看到过溥仪写给淑妃文绣的信和诗，照题目看，仿佛是从赏月引起来的感伤。”
她在天津住了几年，借居的小环境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社会的大环境呢?只能说是动荡不安，革命的风暴就要到了。
她应该做些什么呢?她又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有勇气和决心，但是她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极端狭隘的生活圈子和旧礼教的束缚限制着她的认识。
她只是继续念佛，每天念两三小时的佛。
在那个苦闷、令人窒息的岁月里，她每天都在低声祈祷三件事：
求天下早太平；
求父母平安；
求溥仪平安，早日团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奠定了我们这个国家和平幸福的基础。不幸的是，她那可怜的爸爸前一年就死于长春了，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城市的新生，祖国的新生。至于溥仪，依然是音讯杳然。
李玉琴大概想象得到，溥仪如果在旧中国的时代回来，他会立刻得到一个什么下场?连她这个不见经传的青年妇女，都要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岂不正是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么!
她回忆说：“解放以后，我跟着溥修一家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南官坊口，那是1951年夏天。我实在不愿意老是那样待在家里。我希望从那样的家里走出来，希望独立，我希望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到了北京以后我就学缝纫，学挑花，做扫除文盲的教员，替居民做些事，卫生组长啊，合作社的监察人啊，等等。当然，事前也有人反对，她们说：‘这个吗?按说出门是不合理的，你自己瞧着办吧!’
“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在北京看到中国第一批的女飞行员。我想：谁说女人是不能做什么大事的?看看人家!还有一次，听过上甘岭英雄的报告，非常感动。他讲得很真实，决不像过去的日军，把败仗也说成胜仗。
“老姑娘也想和我一起学缝纫，可是我那时候，交学费交实习材料费都很困难。老师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旧布，让我实习。那所缝纫学校也就在什刹海附近，有一天从学校回家，我走到海边去看看水，觉得那个水很可爱。站了一会儿，我又想：‘不行，得赶紧回家!说不定老姑娘会告诉他们的。
后来，学校又成立了‘毛衣生产小组’，我当了个小组长，因为要到辅仁大学去向他们家属的孩子揽活，那一天回家晚了，溥修就骂我：‘现在不回来，将来还要在外面住旅馆啦!’他又特意讲一个历史故事给我听，说某朝有一个后妃，她和皇帝相约在某地河边相见，后来河水涨上来，可是她一步也不动，最后给活活淹死了。可见这位后妃如何了不起。
“学挑花吧?地方小；再说又怕给老姑娘养的那几只猫踩脏了，后来也就放弃了。做居民工作倒是挺有意思的，和大家合作办事，挺高兴。在旧社会里，‘谁有钱——谁有势!’‘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现在可不是这样啦。”
要求独立和自食其力的女性，在新中国都可以得到机会。1953年李玉琴回到长春以后，经过一些曲折，差不多总是一直在社会上工作着的。虽然人家知道她原来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妻子。她一直在长春图书馆工作。对这份工作她十分喜欢。她回忆说：
“我到图书馆工作不久，可是我体会到作一个图书馆员是非常光荣的，同时图书馆的工作确是一门科学工作，在专科学校里就有一门图书馆学专科，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
“现在全国正向科学大进军，图书馆工作应起着一定的作用。图书馆员的工作任务是如何配合当前任务向科学大进军，做好图书工作，把图书刊物资料等向读者们推荐，以推动科学前进，这就要每天想办法大力地推广借阅。本年7月份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已经作出了这样决定。
“图书馆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同时作一个图书馆员来说，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我虽是一个图书馆员，但自己文化不够，科学知识没有基础；同时工作日子浅，业务也不熟悉，所以我要下决心提高文化，加强业务学习，争取短时间内达到一般图书馆员应有的水平。我除了坚持参加干部业余文化补习班逐步提高文化外，还要参加图书馆进修学校的学习，以便掌握图书馆员应具备的知识。更重要是挤出时间，阅读青年修养和政治理论书籍，以便提高自己政治思想水平，这样才能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图书馆员。”
她的具体工作是在图书馆的参考辅导部，管理书库。那里面日文书堆得密密麻麻。
从1956年8月到1957年3月下旬，她说已经整理出三万多册书。书库里堆存的书，要经过分类、排架、上架、写卡片、贴书标这些手续，方才算是整理完成。她对工作相当负责。为了学数学、文学和汉语，她在一星期里总有四天要在凌晨4点30分起身。
5点15分上课，7点钟下课，然后才是吃早饭，上班。
李玉琴还收藏有几张照片。一张是溥仪自己，龙袍加身，头上戴的就是他自己所谓有“鼻盘疙瘩”并镶着一粒大珍珠的帽子。双目炯炯有神，没戴眼镜。这张半身像的长度是34英寸，宽度24英寸。日本新闻记者中保与作写的《满洲国皇帝》(昭和十年，日本评论社版)，其中有一幅类似的照片，说明是昭和四年(1929)12月15日宣统帝在天津的纪念摄影。另外有两张都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替当年的福贵人李玉琴拍的。一张坐在沙发上；一张站在盆面前，染了彩色，穿的都是旗袍。
参考资料：
1.《民国秘事》
2.《末代皇帝傅仪》
3.《末代皇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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