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思南被称为“荒徼之外”，南蛮之地，是土家、苗、仡佬等民族杂居的地方。禹贡时属梁州地域，殷商时又属荆州，春秋初属巴黔中地，后为楚境．三国时为蜀南中地。后来虽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土司制度统治，但中原文化实际上也早已影响到了这片土地．正如《寰宇记》载：“蛮獠杂居、言语各异”。嘉靖《思南府志》载：“在荒徼之外，蛮夷杂居，语言各异。居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有客语，多艰鴃不可晓。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务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皆不同。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
由于历史沿革和地理因素，思南古代文化既有自己文化的特征，又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痕迹，这就使得思南文化的内涵显得十分丰富。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思南文化的不断改进，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更加辉煌灿烂。
在思南，众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中，流传至今的最古老而又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土家族傩坛戏、打闹山歌、花灯和苗族高台戏了。
傩坛戏 又称傩戏或傩堂戏。
傩，是我国古代驱鬼逐疫的一种仪式。《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意思是说：本乡人举行迎神驱鬼的仪式时，孔子总是穿着朝服站在东面的台阶上。）何晏注：“孔曰：傩，驱逐疫鬼”．《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令人腊月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吕氏春秋·季春》中还记“国人傩，九间磔禳，以毕春气”．高诱注：“命国人傩，索宫中区隅幽暗之处，击鼓大呼，驱逐不祥，如今之正岁逐除是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第二”中对“乡人傩”的情节曾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也还有不少诗人对这种情景作过叙述。如唐代孟郊《弦歌行》写道：“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宋代陆游《岁暮》中也写道：“太息儿童痴过我，乡傩虽陋亦争看”．由此可见，傩这种民间艺术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
东汉王逸在他的《楚辞》辑本的《九歌章句·序》中写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思南与沅、湘不至千里，傩的活动也是十分频繁的。明嘉靖《思南府志》：“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客至，击鼓以迎”。清道光《思南府续志》亦载：“祈禳 。各以其事祷神，逮如愿则报之，有以牲醴酬者，有以彩戏酬者。……各时，傩亦间举，皆古方相逐疫遗意。迎春，则扮台阁，演古戏文，沿街巡行，以畅春气”。
至今，思南县内尚有百堂以上的农民傩戏班子。过去，傩戏是被当作封建迷信的东西而否定的。1983年，县内开始民族识别和恢复民族成份工作，同时对思南傩戏进行发掘和搜集。1985年1月10日至15日，铜仁地区第二片区（即印江、石阡、德江、沿河、思南五县）民族民间文艺调演在思南举行，思南县民委组织民族民间艺人演出了思南傩戏部分剧目，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使不少专家、学者看后如痴如醉，把它称之为“中国戏剧活化石”。
1986年6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在贵州东北部边远的思南山区民间，发现了原始面貌保留最完整的傩坛戏，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剧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群居时期。7月上旬，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贵州日服》等均对这一发现作了报道。
1987年11月，贵州省民委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贵州民间滩戏面具展览”，思南县民委带着30多具傩戏面具参加了这次展览会，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参观后说：“奇迹！中国又多了一个奇迹”。
思南傩戏的发展经历傩歌傩舞、傩夹戏和傩戏三个阶段。傩戏中为首的称掌坛师，他既是傩坛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驱鬼酬神的法师，同时又是傩戏表演的主角，其成员有开荒师、接法师、过法师、传牌师、保具师、封牌师等（这些又俗称土老师）．
傩戏请神驱鬼法事较多，其中以“冲傩还愿”规模最大，“威力”最强。因此，在群众中有“一傩冲百鬼，一愿了千神”之说。冲傩还愿的程式庞杂，少则一天一夜，多则十天半月。法师们把祭一日者称作“跳神”、祭三日者叫“打太保”、祭五日者谓之“冲大傩”．不管当时怎样的气氛肃穆、一派森严，但因毕竟是戏，即使是在祭祀中也仍然充满着戏剧的娱乐性，可以说是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祭仪完毕之后，才是正式表演．
戏分正戏和外戏两大类。正戏是“还愿”仪式中戴着面具表演的二十四个戏，这些戏全由装扮之鬼神在起伏变化的锣鼓声中作哑剧式表演，除了彼此声名表姓与冥冥祭语之外，大多没有道白和对话。傩戏外戏则不同，它是不戴面具且在舞台上表演的戏，是在正戏表演结束后才演出的，祭的成份很小甚至没有，而故事性、戏剧性和娱乐性则增强了，与近代传统戏有了很大的相似之处。
另外，傩戏中还有最令人叫绝的一招，那就是傩技，也就是法术表演，如踩刀、溜铧、翻叉、悬碗、钉牛角、隐身、接舍身刀、过天桥、下油锅等．这些只有技艺十分高超的艺人才能表演。
踩刀 分“踩地刀”和“踩天刀”两种．“踩地刀”，是将十二把装在刀竿上的大刀，刀刃朝上放于地面。而刀刃一定要锋利。表演时，土老师神情庄重严肃，不
苟言笑，打着赤脚，从刀刃上一步一步地踩过去。“踩天刀”则要把十二把或二十四把、三十六把锋利的大刀，刀刃朝上装于刀竿上，再将刀竿竖起，于下置一磨盘，象征八卦之神案，上摆供品。土老师身着法衣，手执牛角，一边划讳念咒，一边打着赤脚踩着刀刃沿级而上，至顶端后又迎刃而下，有多少把刀就要上多少次，最后，在顶端鸣角三声。此时，早已准备好的刀斧手，迅速将刀竿砍断，土老师面不改色迅速撑开随身携带的雨伞，在一片激越的锣鼓声中，轻松自如地降回地面。
溜铧 又叫杀铧。事先将犁田用的铁铧用炭火烧得通红，土老师念完咒语后，用手、脚去摸、踩烧红的铁铧。表演中，土老师向烧红的铁铧喷上烈性酒或桐油，通红的铁铧顿时燃起几尺高的火苗，土老师赤手端着正在燃烧的铁铧向四周冲杀，嘴里发出尖厉的吼叫声，其气氛既紧张、热烈，又惊险、恐怖。
翻叉 是傩坛正戏表演中比“上刀梯”、“溜铧”更惊险的一种法事。表演时，其中一位土老师用十二把钢叉向另一位土老师迅猛地投刺，或对准喉头，或对准胸口、脑门、胯下，对方则只能用单手一一将钢叉准确地接在手中，稍有不慎，就会有丧命的危险。不过，这种法事现在是很少表演的。
以上这些法事，在思南傩坛戏里的土老师中能表演的则不乏其人．
1992年初夏的一天，思南县六井一家土家小院里，傩坛神案，庄重肃穆，前置竹扎彩楼牌坊，“三宝殿”内设案桌，神案前竖着刀梯，上面横插着36把锋利的大刀，折光闪闪，寒气逼人。一阵爆竹和牛角声之后，傩戏艺人刘盛扬，打着光脚，一步一刃向上攀登。三十六把刀梯上完后，人们在惊讶之中，突然发现刘盛扬不见了。此时，一位手持牛角、身背挂包的老者从室内走出来，捋了捋胡子，“哈哈”笑了起来，这就是刘盛扬的父亲刘凡昌老艺人，“我把他（指刘盛扬）使了隐身法，你们怎么会看得到他呢？”说着将手中的牛角向墙壁扔去，牛角的一头便稳稳地巴在光光的墙壁上，随后他又将身上的挂包挂在牛角上，顺手又用竖插在米斗里的秤杆提着盛满大米的升子信步走向围观者，而待把米倒光后，才发现提着米升子的只是一把光杆杆的木杆秤．接着，刘盛扬父子还向观众表演了“悬空吊碗”、“油锅捞钱”等绝技。这些连当地观众百看不厌的“绝活”，使在场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小城镇”赴思南拍摄组的杜宪一行数人目瞪口呆，暗暗叫绝。
几年来，思南傩戏艺人不仅赴北京、广州、深圳等地演出，还接待了美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友人十多起，并为他们作了精彩的表演。1996年5月22日，中央电视台1抬“中华文明之光”摄制组王一岩一行还专程到思南来拍摄思南傩坛戏。
1996年，贵州将在全省范围内开辟7条文化带，其中就有“贵阳—铜仁—梵净山—思南—德江”的民族民间文化、傩坛戏、上刀梯等为主的文化带。随着这条文化带的建设，思南傩坛戏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思南傩坛戏也必将大放异彩。
打闹山歌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薅草锣鼓（亦名薅草山歌）。它是农民在集众锄草时为热烈劳动气氛、降低疲劳程度、提高劳动效率、配合劳动节奏所应用的一种演唱艺术形式。演唱时以锣鼓伴奏，表演者一般是二人相伴，一人击鼓，一人敲锣，随着薅草队伍边唱边走，有时站在队前，有时走到队后，有时是哪里落后就追到哪里。边敲边唱，即兴发挥，时领时合，十分有趣动人。薅草山歌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集地方山歌之大成。从清晨到日落，各个时辰都有相应的唱腔曲牌。因此，长期以来，在群众中有“九板十三腔”之说。如清晨有《清晨号》、出工有《出工号》、《上田号》、中午有《凉风号》、休息有《茶号》、收工有《收工号》，还有即兴发挥、内容广泛的《花花号》，还有若干变奏唱法，且曲调十分优美。休息的时候，通常还要对歌．对唱之前要加上类似绕口令的“说口号（亦称说白、聊白）。如：哎！锣鼓一到，口号来了。鼓得双脚跳，歇下锣鼓说口号．口号口号，随口就到；口才口才，随口就来。若还不来，不成口才；若还不到，不成口号．干狗屎，隔墙撂；干豆腐，上推刨；牛尾巴，顶枪炮；马尾巴，戴铁帽。老子打儿子双脚跳，儿子打老子，现有现报；火烧竹子拦腰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或不报，时候未到。管他三八二十四个工程，齐不齐，到不到，二位歌郎，我们打个（接唱）“齐头号”。
薅草山歌的伴奏十分独特，虽然只用一锣一鼓，但由于节奏多变，强弱得兼，使人毫无单调之感。尤其是一些老歌手，敲击技术高超，时而重击，时而轻击，时而闷击，时而放击。在演唱《快号》一类情绪热烈的曲调时，鼓点由慢到快，最后密如连珠，加上锣声相伴和众人“哦火、哦火”的欢呼声，漫山遍野，彼伏此起，将众人薅草的劳动情绪推向高潮，其气氛之热烈，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
思南，除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而外，在经、政、文、史方面的创作、著作也是较早较多的。元代，思南人陈致虚就编著了《金丹正理大全》；明代以后，著作较多的就有理学家、嘉靖云南左参政李渭，各种著作近30卷；还有明弘治中宪大夫安康，明思南首中进士、广东布政使田秋，进士肖重望等．清代著作较多的有陈葆光，其作品有《孔子世家》、《六经注解集》、《说文通例》等部，还有肖琯、程棫林等。
思南，在明嘉靖间就编纂了第一部《思南府志》，万历间又重修了《思南府志》，清康熙、雍正、道光都编修了《思南府续志》。民国时期，思南何淮分别在重庆《新政治》月刊和南京政治大学季刊陆续发表了《管子政治思想述评》、《管子法制思想》、《中国古代学派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导论》、《诗经时代的社会与政治》、《老子的政治思想》、《韩非子的政治思想》等论著。
解放以后，思南的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不仅有电影院、书店、图书馆、文化馆，还有剧团、报纸、广播、电视等等。县文联下面分别有文学艺术、戏剧曲艺、新闻、美术摄影、音乐舞蹈等各种协会。县报向全国公开发行，电视覆盖率达到70％以上，业余文艺创作队伍近200人，有近20人分别加入国家及省各种艺术协会，每年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获奖）作品达30多件，在省级刊物发表、演出作品达100多件，获奖达20多件，在地级刊物发表（演出）作品达200件，获奖达30多件．特别是文学创作，基本形成一个“思南乌江文学”创作群。1984年以来，县直各部门共编纂了近60部部门专志；199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姚敦睦主编）的思南解放后编纂的第一部新志《思南县志》还获得全国修志成果三等奖。第二部县志《思南县续志》又在编纂之中．思南县民委编辑出版了《思南苗族高台戏》、《思南傩堂戏》，县文化局编辑出版了《思南傩堂戏概观》，原文管所所长汪育江编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号军起义》，曾令华编写、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了《白号军起义故事集—巍巍荆竹园》；有关单位还编印了各种业务书籍数十种。
文化，是一个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象征，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效应。思南的知识分子是刻苦的，思南的文艺工作者是勤奋的。他们不仅曾经为思南人民赢得了荣誉，而且还在继续用心血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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