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亲王的后代现状（皇室旧影醇亲王家族）

后海是北京最美的地方之一，从银锭桥沿着后海北沿向西，幽静闲适，特别是秋日午后，湖面泛着粼粼波光，直教人想永远留在那光里。过了甘露胡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宅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北京市聋哑学校」，如果再仔细看门口的文保牌，上面还写着这里原是醇亲王的马厩。

一所马厩的占地就够一所学校使用！实际上，聋哑学校西边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宋庆龄故居」都曾是醇亲王府的一部分，再往北的关帝庙（今西藏驻京办事处）作为家庙也曾是醇亲王府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这只是醇亲王的「北府」，如今的中央音乐学院还是曾经的醇亲王的「南府」。醇亲王何以显赫至此而在京城有如此规模的宅院？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布懿旨解散了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命世铎组建并主持新的军机处，由庆亲王奕劻接替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并强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借恭亲王失势，奕譞迅速上位。他继续坚持推行洋务，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北洋水师成立，这都和奕譞的努力分不开。

尽管奕譞推动了清末中国的现代化，但仍为一些史学者对其「挪用」海军专款为慈禧修建颐和园而诟病。在雪珥先生的研究中，他认为「海军军费」是各省督抚的私人「报效」，并非来自清政府的国库；将这笔款项以「海军军费」的名义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是为了避免舆论；众目睽睽之下从「海军军费」中「挪用」二六〇万两白银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以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官场文化，如果慈禧要求「挪用」款项，奕譞又怎敢不从？

不管怎样，史学者们都公认奕譞不贪，他有家训两句如下：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奕譞在监造完颐和园后不久病逝。

醇亲王奕譞共有七个儿子，长子载瀚（两岁时病卒）、次子载湉、三子出生仅一日便病卒、四子载洸、五子载沣、六子载洵、七子载涛。民间有说法：道光皇帝的子嗣中风水都流向了第七子，因为奕譞家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和两个郡王。

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年）四岁登基，被「垂帘听政」至十八岁。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皇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实施「戊戌变法」，可惜仅百日便告夭折，被软禁在南海瀛台，大权继续掌握在慈禧手中。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载湉暴毙，终年三十八岁，第二天慈禧也驾鹤西去。

载沣（一八八三—一九五一年）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承袭醇亲王衔，按说这样的爵位可以轻松地享受生活，但他年纪轻轻便不得不担起重任。按现在的标准（十八岁），他还未成人就赶上庚子事变，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次年，在德皇的要求下，他代表当朝皇帝的哥哥，出使德国为克林德被杀一事道歉；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光绪帝暴毙，载沣年幼的长子溥仪被推上皇位，二十五岁的他被推到「 监国摄政王」的位置；又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这时他才二十八岁，还未到而立之年，也难怪有学者称他「大清国最后的守门人」。实际上载沣并不像一些书中所写的那样碌碌无为，尽管他摄政监国仅三年，但是他在这期间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总之响应民意积极筹建议会，组建宗社党，意欲政改。只是大清朝积重难返，很多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且袁世凯手握兵权，最终他和平交出政权，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

载洵（一八八五—一九四九），幼年过继给敏郡王奕志为嗣，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后不断晋封，至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袭多罗贝勒，俗称洵贝勒，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又加封多罗郡王衔。载沣摄政期间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赴欧美日考察各国海军，未及有政治上的建树清政府即倒台，后闲居天津，一九四九年病故。

载涛（一八八七—一九七〇年），幼年过继给钟郡王奕詥为嗣，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后封贝勒衔，俗称涛贝勒。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任军咨大臣，负责组建禁卫军，并赴欧美日等国考察，张勋复辟后曾继续担任禁卫军司令。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人大代表，因其爱马，主动要求担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值得一说的是，载涛是功底深厚的京剧票友，擅长猴戏，一九七〇年载涛在北京病逝。

三代人中出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和两个贝勒，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也难怪醇亲王的家产如此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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