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海遗珍 · 第八十六期 -
今天《学海遗珍》专题刊载陈增弼教授两篇谈“马杌”的文章：《马杌简谈》、《一件造型奇特的上折式马杌》，两文原分别刊载于《文物》1980年第四期、《中国古典家具学会会刊》（Jour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1992年秋季期。
陈增弼教授用大量的史料、新发现的出土墓葬陶俑、壁画、古代绘画、以及传世实物，讲述了传统家具中一个被我们长期忽视的重要形制——马杌。
这也提醒我们，现存的很多被认为是方凳的家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古代就是用来上下马的专用家具。
马杌简谈
一件造型奇特的上折式马杌
文 / 陈增弼
在元、明时代的墓葬里，常常可见扛着家具的陶俑。
例如四川华阳县保和乡五号元墓、四川成都白马寺明魏本墓、四川华阳县明宁菊东、刘远峰墓等，都见这样的陶俑出土。四川岳池县明墓出土的石刻上，在一组出行仪仗行列里，也有在马后肩扛家具的待从形象（图一）。
图一
1 四川华阳县保和乡五号元墓出土肩杌俑
2 四川成都白马寺明魏本墓出土肩杌俑
3 四川华阳县明墓出土肩杌俑
4 四川岳池县明墓出土石刻出行图中的肩杌俑
这种扛在肩头的家具，发掘报道或报告中往往称之为“桌子”。如成都白马寺明魏本墓的发掘简报说：“乐俑共十个。有五个帽上有髻，衣饰及颜色与乐俑相同，其中一个背桌子。”华阳明宁菊东、刘远峰墓的简报也说：“侍从俑戴圆盆帽，有背桌子的。”
上述这种家具的用途是什么？正确的名称应当是什么？问题值得探讨。
我们认为，这种家具不是“桌子”而是“杌子”；而且不是一般家庭日常使用的杌子，而是专供上马下马踩踏用的。这种家具，称为“下马杌子”，简称“马杌”，在宋代以来的史籍中是屡见不鲜的。
宋陈世崇《从驾记》云：“控拢御马，左右直执七宝素红玛瑙鞭各二，擎硃红水地戏珠龙杌子各一。”宋钱世昭《钱氏私志》云：“贤穆有荆雍大长公主牌印，金铸也。金鞍勒，玛瑙鞭，金撮角红藤下马杌子”。
这里所说的“硃红水地戏珠龙珠子”、“金撮角红藤下马杌子”，都是宋代上等精美的马杌，是和宋代的鞍勒制度相一致的。
宋王铚《默记》：“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跨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侯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
既然说“舍蹇相就”，下得驴来坐在杌子上，可见这杌子原是由随从携带，供上骑下骑用的；不过中途与客相遇，在路次道旁权当坐具一用罢了。客所坐胡床，在此与杌子相当。
宋画《春游晚归图》为我们提供了使用马杌的形象材料（图二）。
图二 宋人《春游晚归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 宋人《春游晚归图》（局部）
图画上，一位高官骑马春游而归，马前马后簇拥着十个仆从。二人开道，一人牵马，二人护卫，一人背大斗笠，一人扛交椅，一人担食盒、炭盆、一人提篮；一人紧跟马后，肩头所扛的正是马杌。杌深色，方面，四腿，腿间有撑。扛杌的姿势与元、明墓葬出土的肩杌俑相仿。这幅宋画，完全可以与《从驾记》、《钱氏私志》、《默记》等宋人笔记相印证。
元初冠服车舆之制多沿袭金、宋，而骑马之风更为盛行，使用马杌的习惯自然仍旧。《元史·礼乐志一》“进发册宝导从”的仪仗里，有“金杌左、鞭桶右，蒙鞍左、伞手右”。
《舆服志二》对这几件器物有具体的描述：“杌子，四脚小床，银饰之，涂以黄金。鸣革鞭，绿柄，鞭以梅红丝为之，梢用黄茸而渍以蜡。鞭桶，制以紫絁表，白绢里，皮缘两末。蒙鞍，青锦缘，绯锦覆。”
这是一组骑马用的器物，其中的金杌就是涂有金饰的马杌。
四川华阳保和乡五号元墓，提供了元代马杌的实例。而传为元代钱选所作的《杨妃上马图》，则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见使用上马杌子的情况（图三）。
图三 元 钱选《杨妃上马图》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图三 元 钱选《杨妃上马图》（局部）
还值得指出，画中上马杌子的形制和颜色，正与前述宋代《钱氏私志》的记载相府。
马杌的使用，到明代相沿不衰。《明史·舆服志》公卿以下车舆条云：“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其他则当骑马，“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也必乘马”。
《明史·仪卫志》郡王仪仗中有“鞍笼一，马杌一”。又云：“旧例，郡王仪仗有交椅、马杌，皆木质银裹；水盆，水罐及香炉，香合，皆银质抹金。”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有这样的记载：“往时文职四品以下，上马以杌，一人绳之，一人鞭之。清朝不以杌，竟跃马自鞭，南人颇苦之。”
这里所说的“跃马自鞭”，是谈迁所见清初官员的风尚。事实上也并非一概如此，马杌在清代仍旧使用的，此外在官邸门前还有“上马石”一类的东西。
明、清时代在仪仗中及官员日常活动中用马杌，在随葬品中也有马杌。《明史·礼志十四》：公、侯“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其中包括“交椅、脚踏、马杌各一”。墓葬出土情况可以作为这种丧葬之制的注脚。
除了前面提到的四川成都白马寺等明代几个墓出土的马杌外，近年来发掘的明墓出土马杌的还有：
山东邹县明鲁王朱檀墓中有一组生动的木雕仪仗俑，是朱檀生前仪仗的写照，其中一俑肩扛马杌（图四）。
图四 木雕仪仗俑 山东明鲁王朱檀墓出土
北京明定陵宝床上南端第七号箱内，除少数几件铜器外，都是锡器。每一器物上都贴有纸签，标明器物的质地和名称。其中一件标明是马杌。这当是万历帝朱翊钧仪仗用的马杌模型。
明代马杌除墓葬中出土的明器外，传世实物有一件黄花梨木马杌。它作为一件杌凳收录于《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图五 清 黄花梨马杌 选自《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这件高级的马杌面方420×420毫米，高520毫米。杌面四框攒边，中嵌硬面，面与框平整。四腿断面为圆形，腿间单撑，四撑平齐。腿上面有平素的牙板。杌腿略有侧角，使得造型稳定有力，这种处理手法是和马杌的使用功能相一致的。这一马杌圆润简素，是一件成功的、完美的明式家具（图五）。
简言之，元、明墓葬中所见扛在肩头的形似方桌的家具，是“下马杌子”，简称“马杌”；肩扛马杌的侍从俑，可以称之为“肩杌俑”。
马杌作为一种用具，元代以前早见于记载，元、明墓葬中屡有明器可为例证，传世实物中也有典型的精品。
杨耀先生生前告诉我，天津有一件造型和构造很特别的马扎，要求我有机会去看看。
1975年，我借出差的机会去拜访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注：今已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并为天津博物馆），在有关同志陪同下参观到馆藏的紫檀画桌、柞木春凳和这件黄花梨马扎。
我对这件特殊的家具，进行了测绘和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公之于同好，权作引玉之砖。
马扎座面宽56.5厘米，深49厘米，高49厘米，白铜饰件，黄花梨木。做工地道，造型属于明式。其奇特处是由两片有直棂的木框组成的硬面座屉（图六）。
图六 清早期 黄花梨上折式马杌 天津博物馆藏
一般马扎皆是用绳索、皮革、织物制成软性座屉，折叠时软屉自然下折十分方便。然而这件硬座面的马扎，不能向下折拢，只能向上提才能折叠，因此称之为“上折式”是可取的。
常识可知，硬面折叠比软面折叠在构造上要复杂得多，古代工匠运用其聪明才智和娴熟的技艺，巧妙地解决了这些构造要求。
在两片硬座屉之间设一竖向木框，木框的上框较宽，两端各出两轴，插人两片硬座屉相应的孔眼内，用白铜饰件加固，转动自由。竖框的高度是关键，其高度应保证当两片硬座屉展平时，竖框的下边框恰好落在腿子相交处，使座面平正并能承受荷载。
从设计角度看，应当说古代工匠的这种构思是十分巧妙和成功的。由于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为我国古典家具增添了新的品种，丰富了明式家具的造型和构造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一件杰出的家具实物。
对这件马扎进行了测绘、制图（图七）。在测绘和研究中，深深体会到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手艺精绝，令人赞叹不已。
图七 清早期 黄花梨上折式马杌测绘图
在赞美和鉴赏之余，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当初业主只是要工匠制作一件仅仅可供垂足坐的马扎，工匠为什么要这样费工费料地大动脑筋呢？做成软屉既省事，又坐着舒服，何乐而不为呢？
同时我们也知道，注重实际的中国古代细木工工匠，决不会仅仅为了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舍近求远、舍易就难的。也就是说，其所以这样巧费心思，推出新样，是其特殊的使用功能使然。
从这件马扎本身的特点看，它体量轻，可以折叠，便于携带；它具有一般马扎所没有的可以承受蹬踩的硬座。这些都符合马杌的条件。
然而当时这也只是一种测想，尚没有旁证材料来证明它就是马杌。1983年3月13日，我带学生去济南参观山东省博物馆朱檀墓出土的家具，偶然看见展厅中悬挂着明代《于慎行平生行状图》（图八）。
其中一幅画引起我的注意。画中于慎行着蓝袍骑着白马，四个侍从随其左右，一个牵马在前，另三人随后，其中一人抱红色包裹，一人双手托盘，一人携一马扎立于马后。
图八 明 佚名《于慎行平生行状图》 山东平阴县文化馆藏
图八 明 佚名《于慎行平生行状图》（局部）
使我惊奇的是这个立于马后的侍从所携之马扎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马扎全然一致。至此思路豁然开朗，存疑数年之久的问题，找到了可信的佐证。
原来这件奇特的马扎确实是由侍从提携，追随于主人马后，供主人借以上下马之用的马杌。《于慎行平生行状图》证明了这种家具的使用功能，同时还提示我们，至迟这种家具在明万历年间就已出现。这件家具的正确名称，应当是“黄花梨螭龙纹上折式马杌”。
它的功能不同一般软座屉的马扎。它不仅仅可以供人们垂足坐，而主要是为了高官显宦出门旅途中踩蹬上下马之用。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使用功能，才使工匠煞费苦心，设计和制作了这件奇特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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