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皇帝王莽，由于经历比较坎坷，王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认识较为深刻，是贵族、官僚集团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物，也有改善社会、政治状况的主观目标。但其不择手段的做法，强烈的树立自己的权威的要求，也暴露了他个人的野心，他辅政之后，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比附自己。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他称“安汉公”。四年，称‘“宰衡”。五年，毒杀平帝，另正一个两岁小儿刘婴为帝，号“孺子”，史称孺子婴;自为“假皇帝”，实际和真皇帝一样。过了三年，重又废掉孺子婴，正式当了皇帝。改国号“新”，改元“始建国”。
“新朝”的寿命很短，才只有十七年，以至古今编年史家对它都是略而不记，而王莽的，“大奸臣”、“伪君子”的恶谥却永远也不能洗刷掉了。唐朝的白居易有一首诗写到王莽：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著。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算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意思是说，如果王莽在篡汉之前便已死去，他一定会留下个谦恭的美名。一切都错在一个“篡”字，从儒家“忠君”的观念而言，白居易的指责自然是有道理的。
但是，自古以来，搞“篡”的人还少吗?即如白居易所效忠的李唐王朝，难道不是由“篡”而得?任何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可以说都是“篡”的结果，如果没有“篡”，泰始皇所设想的“始皇、二世、三.....以至无穷”的局面便会实现，天下至今还应由赢姓一家所统治，这难道倒是正常的吗?
问题在于该不该“篡”，刘邦“篡”秦、李世民“篡”隋，以及后来的赵匡胤“篡”周，爱新觉罗氏“篡”明，都“篡”得好，不“篡”历史便没有活力，那些握有权柄的人便永远得不到惩罚，那些在重压下的百姓便永远不能伸一伸腰，喘一口气。连馈家的亚圣星夫子都认为武王伐纣不是篡，而是“诛一夫”，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篡”是历史的规律。
王莽所生活的那个汉该不该“篡”呢?西汉王朝自汉宣帝以后，已是江河日下，汉元帝之无所作为，汉成帝之荒淫糜烂，汉長帝之懦弱无能，贵族官僚挥金如土，贪残成性，政治无比黑暗,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中央集权削弱，外威宦官频频干政，曾经十分强盛的西汉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表明西汉王朝的“气数”已经尽了，该将它送进坟墓了。当时，在百姓乃至中下层官吏中,都渴求一个较为清正廉明的人物出来主政，结束这种黑暗政治。王莽看准了这一点。便愈加谦恭谨慎，以获取名誉来作为猎取政治地位的资本。王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良。
因此，王莽的“篡”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所采取的“篡”的方式——禅让， 牺牲最小，付出的代价最小，给社会造成的震荡和破坏最小，比起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武力夺取而言，要算一种最温和的方式。而且，他完全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的过程，那耐性、坚智谋、手段，古今以来，罕有其匹，比起秦皇、汉高、唐宗、宋祖，他自有其独到之处，异乎寻常之处。
王莽的过借在于他“篡”后的举措，他看出了社会弊端的症结，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井田”，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只有均田地，平贫富。显然这种大同思想的实施是不能靠空想来实现的。他所提出的解决的方法却是大错特错了，他不不是对症下药， 而是食古不化，把来自儒家经典的理想化了的圣王之道奉为金科玉律，并以此来指导社会改革,企国以社会的倒退来求得社会矛盾的解决。不只滑稽、荒唐，而且是南辕北辙，不仅未能解决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且激化了矛盾，最终酿成了社会大动乱。他的迅速覆亡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王莽的“篡汉”，违背了皇室承继的正统思想，侵犯了刘氏宗族的利益，也触怒了一大批官僚，既得利益和正宗思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参加了反对王莽的斗争。王莽既不像曹操、司马懿那样有出色的政治、军事才干,文不像刘裕那样功绩显赫,然而却没有人能阻止他篡夺国柄,建立“新”朝，以改制之名，行复古之实,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历史大倒退的悲剧。
以往“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王莽的形象一直是“奸侵、伪莽”等等， 对王莽的改制，史学家评之为“倒行逆施。同时，王莽也是中国历次变法改革的失败者之一。我们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如来王莽的举措多少得当一些，使“新制”的寿命也能长达百年以上，只怕对王莽当又是一种评价。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中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在讲课中说：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 班固、班昭等——因 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养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
毛泽东对王莽篡位的看法语出惊人，认为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评说王莽其人，抛弃其个人野心，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来“患寡不患均”这一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 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借用了王莽推行“王田制”这一典故，从正面肯定王莽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以此来说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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