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作者:罗银胜
在上一节我们说到，杨绛夫妇在艰难时世中，坚守初心，从事教育和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49年进入清华大学工作之后，他们深居简出，以读书作文为乐，生活安稳。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来看看，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呢？
遭到批判，深受屈辱
1951年9月，周恩来总理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认识思想改造，确立新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要求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在一开始，杨绛觉得，这些运动和自己关系不大。就阶级而言，她是普通的老百姓，就职业而言，她只是个普通的老师，工作兢兢业业，收入不高，也没有浪费和贪污的机会。
她也无法理解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左倾”激进风潮，校园里举办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时，她也去参观了，那些书她都看过，却无法讲清它们的“腐朽”之处。后来的学者在对这段时期进行反思时，也指出，当时的运动过于激进，因全面批判和否定西方思想和文化，而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时，杨绛在外文系讲授英国小说课程，这属于“危险课”，很容易造成思想上的误解，因此她在鉴赏小说时，着重艺术上的比较分析，很少提及思想主题。但即便如此，杨绛还是被卷入到了运动浪潮当中。
思想改造运动通常分为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酝酿讨论及声讨控诉阶段。在思想动员和酝酿讨论阶段，杨绛对自己做了检讨，大家认为她的问题很简单：只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
杨绛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名，她也以为，自己能顺利通过思想改造。
然而，在不久之后举行的控诉大会上，有个学生突然上台，情绪激烈地控诉杨绛，说她上课时不讲工人，专讲恋爱。
杨绛并不认识那名学生，也没有给她讲过课，这突如其来的指控，让杨绛不知所措。她只能装作听不见，木然坐在那里，任由在场的几千名师生员工打量她、议论她。
散会之后，杨绛独自走出大礼堂。了解杨绛的人，都知道她治学严谨，说话有分寸，不可能在课堂说那些话。但不认识她的人，都把她当成洪水猛兽，刻意与她保持距离。
杨绛回到家后，思绪万千，她并不觉得惭愧，只觉得自己无端受侮辱，非常气愤。那时候，钱锺书在城里的英文编译委员会上班，女儿钱瑗住校，她的情绪无处诉说，只好拿出书来看。
不久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场控诉大会，还点了杨绛的名，说她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上课专谈恋爱”。对此，杨绛深感受伤，只能自我安慰说，幸亏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
三十多年后，杨绛在《控诉大会》这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会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坚持己见，维护尊严
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地持续进行，学术文化界的“左倾”风潮也愈演愈烈。1953年，应高校院系调整的要求，杨绛和钱锺书被调到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为了研究员。杨绛夫妇就此脱离了大学的讲坛，不再教书育人，只做学术研究。
对夫妇俩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杨绛刚被学生点名道姓地批判，心有余悸，钱锺书又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师，难免在课堂上讲些不符合当时价值观的言论。所以杨绛认为，埋首学术研究，能够帮助他们规避风险。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之下，文学研究所也不是一片净土。在杨绛所属的外文所里，当年推崇的都是以马克思观点为基础的文学批评，阶级分析法几乎成为唯一的研究方法。
对此，杨绛很不赞同。她认为，人性是相通的，不同阶级的某些人物，可以属于同一类型。在做学术研究时，不应该完全以阶级来划分人物。
她在学术领域坚持自己的见解，不愿意随波逐流。然而，她所写的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因为没有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被认为歪曲了作品的意义，她还因此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的帽子，反复遭到批判。
杨绛决心不再写文章，通过翻译小说来充当研究成果。1955年，她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少年的发迹史，对处于封建制度崩溃前夕的法国社会作了真实生动的展现，深受马克思的赞赏。
杨绛本以为，这部作品符合时代要求和价值观，不至于再受到批判，但在后来，这依然成为“极左分子 ”攻击她的武器。
在那几年的风云变幻中，杨绛屡次遭到批判。但即便在那种不友善的情况下，她依旧保持着从容与端庄的姿态。每次开会，她都穿戴整齐，经常缄口不言，用沉默表示抗议，尽量维护自己的尊严。
下乡改造，贴近群众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之后，文学界的整风运动也越发激进。杨绛夫妇双双受到批判，成为众矢之的。
按照当时的逻辑，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是“封、资、修”文学，充满“毒素”，他们对此不加批判，却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贻害群众。
那年10月下旬，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杨绛当时已经将近五十岁，本可以不用参加劳动改造，但她主动申请下乡。她这样讲述自己的动机：
“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杨绛被分在文学所下乡人员中的第一批，因为年岁较大，体质也弱，她和其他几个年岁相当的人，做的都是比较轻松的活儿，比如砸玉米棒，捆干草，应对起来并不困难。
山村穷困，杨绛没有住的地方，就和其他几个人挤在幼儿园的教室里；饮食条件差，他们在农民食堂搭伙，一日三餐都是稀粥和窝窝头，饿得很快，肚子里的馋虫难耐，每天晚上，大家就在灯下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精神会餐”；水资源缺乏，为了省水，他们每天只有早晚洗一次脸，整整两个月没洗澡，平时偶尔烧点热水，洗洗头发，洗换衬衣。
在这段日子里，杨绛深入体会了农民们的生活，她和同事们经常分组到村里去，拜访穷苦人家，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也尽力做点好事，比如为村里开办的幼儿园捐钱，为农民讲《农村十条》，等等。
结束劳动改造时，杨绛得到的评语中，有一句话说她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这让她很高兴。
对于时代的动荡和灾难，面对无法改变的处境，杨绛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选择努力去适应它。在这些磨难中，杨绛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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