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其根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强大无比，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但促成傅作义将军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决定率部起义中，有一个人是起了举足轻重作用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和平老人”的刘后同先生。
刘后同先生是山西解州人，1882 年生。他从小聪明好学，不仅学习五经四书，还喜读兵书，练习剑术。光绪 29 年（即 1903 年），甘肃创设武备学堂。他立志报国，考入该学堂学习军事。因他学业甚优，备受学堂各长官器重，毕业后由陕甘总督出面，保送他到湖北武师范学堂深造。在湖北武师范学堂，他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的兴中会，立志献身民主革命，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
刘后同老先生
辛亥革命中，刘后同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甘肃省的秦州反清起义，出任独立甘肃省政府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
后来，他返回山西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时期，他出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黎元洪大总统的一等侍从武官。
直奉战争时期，他出任曹锟部西北路军中将总指挥。北洋政府垮台后，他改任绥远省稽查处总办。
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沦陷，日本人请他担任热河省主席，他避而拒之，隐名埋姓，闭门不出，以卖字为生，保持了自己的名节。
抗战初期，他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便可安内”的主张，建议蒋介石跟日本人打“持久消耗战”，并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一整套建议。
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了傅作义将军的上将级顾问，却未到职，仍在家乡居住，闭门著书立说。
刘后同博学多才，不仅通晓文韬武略，而且善书画，被称作一代奇才。
他一生的论著有《互爱主义》、《草书定法》、《孙子译证》。蒋介石曾拜读过他的《孙子译证》，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曾邀他到南京就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他婉转谢绝，未去就职。
1948 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到处打败仗，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由全面向解放区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国共两党、两军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
华北地区的决战，主要是和傅作义将军决战。
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身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之职，控制着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等五省和平、津二市的 60 万军队。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经反复研究，认为如果能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则华北的决战将会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结束，为解放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为此，城工部的同志认真分析研究了傅作义将军的情况，认为争取他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傅作义将军原是晋绥军中的一名将领，他为人正直，作战英勇而受到晋绥军官兵的敬仰。可是，晋绥军的最高统帅阎锡山对他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使两人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微妙之中。两人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傅作义将军对阎锡山有什么隐匿或不恭，而是产生于一种历史的根源。
早在辛亥革命时，姚以价率第 85 标官兵在太原起义，拥戴阎锡山作了山西都督，却又因起义军与清军在娘子关作战，姚、阎两人意见分歧，甚至反目，致使娘子关兵败。由此，阎锡山恨死了姚以价。
因姚以价是晋南河津人，阎锡山恨屋及乌，所以莫名其妙地对晋南人心怀芥蒂，并常对人说：“晋南人心怀叵测，不可轻信。”而傅作义将军偏偏又是姚以价的同乡，也是河津人，这就决定了阎锡山对他的不信任。
基于这一原因，尽管傅作义屡立战功，表现出对阎锡山忠诚不二，可阎锡山却不以为然，打内心歧视、排斥他。
如果说傅作义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者，阎锡山对他也仅是歧视、排斥而己，那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复杂可言。可偏偏傅作义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很有作为，更使阎锡山对他疑上加忌，生怕他的威信超过自己，因而处处限制他。
傅作义
蒋介石为了削弱阎锡山的力量，趁机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傅作义。1928 年 6 月，傅作义在天津任警备司令时，蒋介石多次派人动员傅作义背离阎锡山，并派人送给傅作义一笔巨款。为了表示对阎锡山的忠诚，傅作义把这笔钱款如数上缴给阎锡山。
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通电下野，张学良统管华北各省，在整编晋绥军时，任命傅作义为第 35 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
“9·18”事变后，阎锡山回到山西，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认为让傅作义统领绥远总不能放心，就动了撤换傅作义，让王靖国接任绥远省主席的念头。为此，他派人调查傅作义的情况，企图找到口实。但因傅作义无劣迹可寻，只好罢此念头。
1936 年，阎锡山整编晋绥军，趁机撤销了傅作义第 35 军 73 师师长的兼职，派他的亲信刘奉宾出任该职。
为了削弱傅作义的力量，阎锡山把第 35 军 72 师留在山西，不接受傅作义的指挥。
傅作义名为军长，而实际指挥的仅有 211 旅和 218 旅。而这两个旅，在建制上又分属 72 师和 73 师，如果阎锡山一声令下，这两个旅就得归还建制，留给傅作义的仅仅是一个军长的空头衔，手中却无一兵一将。
后来，阎锡山还认为傅作义手中的兵权太大，又从 211 旅和 218 旅各抽调一个团回山西，留给傅作义的仅有四个团。
1936 年，绥东抗战开始，傅作义积极抗战，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忻口战役中，傅作义和卫立煌指挥十余万中央军和晋绥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一直坚持了 20 多天才撤军。接着，他又受命保卫太原。
可是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惹怒了阎锡山。为此阎锡山电请南京政府将傅作义撤职查办。好在蒋介石另有用心，保了傅作义的驾，才使傅作义免去一场灾难。
傅作义因倾向革命，经常与共产党人交往。他的 35 军中，就有不少共产党员任职。他驻军晋西北，和当地的共产党、八路军频频交往，过从甚密。
鉴于此，阎锡山不仅经常在蒋介石那里告傅作义的状，还派人到重庆、西安散步流言蜚语，说傅作义的 35 军已经是“七路半”，快成“八路”了。
1938 年冬天，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特召傅作义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玩弄权术，也不跟阎锡山打招呼，就把第 35 军划归第八战区序列，并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兼任绥远省主席，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发展成为华北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不得不任命他为华北总司令。但是蒋介石一贯奉行排斥异己的政策，傅作义因不是蒋的嫡系，故常常受到蒋介石的掣肘和限制，傅、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
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之际，争取傅作义应该说是大有可能的。
因此，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决定利用各种关系，对傅作义及其周围的人发动一次思想攻势，力争达到预期的目的。
那么派谁去作此工作呢？
城工部的同志认为，如果能动员曾延毅先生出马去说服傅作义将军，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曾延毅先生曾和傅作义将军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两人关系非比寻常。后来，傅作义当第 35 军军长时，他曾出任过他的副军长，两人又在一起共事多年，彼此十分了解。
人选确定后，城工部长刘仁找来曾延毅的儿子、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共产党员曾常宁和北平地下党员、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质，把这一任务交由他们两人去负责完成。
曾常宁带着王质，专程到天津找曾延毅先生。
当他们把意图说明，同情共产党、关心北平和平的曾延毅先生十分赞成北平城工部的主张。但说到由他出面作傅作义将军的思想工作时，他却摇着头说：“我和宜生（傅作义的字）的私人关系是不错，但我在他面前的份量不足，恐怕不会收到满意效果的。”
王质问：“那么，以曾先生的意思，由谁去见傅将军才够份量呢？”
曾延毅先生想了想说：“我以为让刘后同先生出面，再好不过了。刘先生德高望重，和傅先生的关系更深。他的话，傅宜生是绝对会听的。”
王质认为曾延毅先生的话有道理，就立即向党组织请示。不几日，党组织就答复了此要求。
1948 年 10 月，曾延毅在曾常宁、王质的陪同下，由北平取道天津去见刘老先生。
他们见到刘后同先生，便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明，请刘老先生北行。
当时，68 岁的刘后同先生，虽然年事已很高，但头脑十分清楚，思维仍很敏捷。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密友，在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骤变化的关键时刻，他又何偿不关心傅作义的出路呢！
早在这年的 2 月，傅作义将军就亲自到天津拜访他。见面后，两人就政局曾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后同先生说：“政治是军事之本，没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今南京政府政无不弊、官无不贪，我以为其政权恐怕不会有一年半的寿命了。
任何主义、任何政权，违背人民利益，违反历史规律，必败无疑！”
当时，傅作义将军的胞弟傅作仁也在场。他向刘后同请教：“为什么国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呢？”
刘后同先生回答说：“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领导者毁弃中山先生制订的‘三大政策’，尤其是民国 35 年，国民党益趋极端，掀起长期内战，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民党今天已演变到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的腐败境地，本身既不能适应历史，别开生面，再不与中共停战言和，其政权必然土崩瓦解。”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他听了曾延毅、王质等的话，一股爱国之情、爱古都文化之情炽烈地燃烧起来。因此，他欣然答应亲到北平去见傅作义将军，劝说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路子。
恰巧，傅作义将军来信，邀请刘后同先生到北平商谈应付眼前局势的对策。于是刘后同先生冒着浓重的秋霜和料峭的西北风，扶杖抱袱，赶赴北平。
正为局势焦虑不安的傅作义将军，见他的老友刘后同应邀来北平与他共商应付危难局势之大计，心里既高兴又感动。他特意把他安排在“剿总”招待贵宾的联谊社下榻，以便随时请教。
二
刘后同先生因此次赴平，身负秘密使命，所以华北学院教授共产党员杜任之（曾在山西工作多年，作过阎锡山的秘书主任）、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等人，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早在 10 月中旬，因解放军在东北发起辽沈战役，大军直逼锦州，迫使蒋介石飞抵北平，催令傅作义调动华北主力部队出关援锦。
傅作义深知东北战场凶多吉少，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去送死，就婉言推辞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余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总座亲自指挥才能奏效。”
蒋介石无奈，只好命他的嫡系部队救援锦州。但他临行前交给傅作义将军又一项任务：派兵偷袭西柏坡和石家庄。
傅作义将军只好奉命行事，立刻抽调三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一部分坦克，打着“援晋兵团”的幌子，秘密向西柏坡和石家庄进发。
其时，负责保卫西柏坡、石家庄的我华北野战军主力正在平绥一线作战，后方兵力空虚，情况异常紧急。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获此情报后，不得已急令华北第二兵团回援西、石，并调东北野战军一部入关威胁北平，逼迫已出发的国民党军队返回北平。
杜任之的胞弟杜敬之在惠民医院任院长又兼任傅作义的总司令参议。当他从内部听到傅作义奉命调兵遣将，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的消息后，就把此消息悄悄告诉了杜任之。
杜任之听了暗吃一惊，一方面通过组织，将此情况汇报党中央；一方面去找刘后同先生，想通过刘老先生说服傅作义停止这一军事行动。
见到刘后同先生后，他说：“宜生此举甚为愚蠢，一则不可能成功，纵然能取得某些胜利，但可以预见，他的部队一定会在中途遭到共军的歼灭。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加深与中共方面的恶感，由此断了与中共和谈的路子。请你无论如何说服宜生，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撤回来。”
应杜任之的要求，刘后同先生回到联谊社，就立即动手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希速下令撤回，以保平安。”
第二天，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共产党员、地下党派她来做傅作义的工作）来联谊社拜会刘后同先生。
当刘后同从傅冬的口中得知，傅作义收到他的信后，所袭西柏坡、石家庄的部队并未停止前进，而且已过了清风店，到达了定县时，就又愤笔疾书，再给傅作义写信。他在信中说：“沈阳不守，平津且很危，当可分兵援晋乎。
闻贵军仍前进，传言已过清风店。远袭无后继，窃谓愈深入，其险愈巨。现前锋无论进到何地，敢希严令迅予撤回。否则，终必后悔。千万千万，即颂恬和。”
傅作义收到刘后同先生的第二封信后，陷入了沉思。他清楚地记得，在他的一生中，每至关键时刻，刘后同先生都帮他出过很好的主意。1928 年奉军退回东北，他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逃到大连，他出任绥远省主席；1938 年他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采纳了刘后同先生的建议而决定的。今天，刘后同先生以如此强硬的言辞劝他撤军，可见是有道理的。他的想法开始有了动摇。
就在此时，从前方传来消息，他的偷袭部队已被解放军阻击，其中一部被歼灭。接着，又有消息自东北传来：蒋介石所谓援锦“王牌师”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歼，锦州失守；廖耀湘兵团面临覆灭之灾。可是，宋美龄、孔令侃却因囤积物资、扰乱国家金融而和蒋经国发生了冲突。
蒋介石在前方军事十分吃紧的情况下，收到宋美龄给他发来的电报，竟不顾即将兵败，乘飞机回到上海调停他的夫人和儿子的矛盾。在此情况下，他终于悟彻到刘后同先生劝他撤军是有道理的。他长叹一声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又何苦替他卖命！”于是下令撤回偷袭西柏坡、石家庄的部队。
三
刘后同先生来到北平，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真是不辞劳苦，尽心竭力。
他无数次地同傅作义面谈、写信，陈说其中的利害。他看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或听到什么消息，都想干预。一天，他看到国民党军为修筑工事，竟拆毁了故宫城墙，还滥砍滥伐公园中的林木，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写信给傅作义，要求制止这种行为。他在信中说：“古都文化是十分宝贵的，说什么也不能毁在你宜生的手中。”
北平解放前，特务横行，到处制造白色恐怖。市长何思源对和平解放北平十分热心，到处奔走，说服人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因此，“蓝衣社”的特务竟制造了一起暗杀事件，用炸弹炸毁他的公馆，他的一个指头被炸掉，他的一个女儿被炸死。
这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傅冬来看望刘后同先生。她把事件发生的详情说了一遍，然后劝刘后同先生说：“伯伯身系北平和平大事，今后行动一定要谨慎。”
刘后同先生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笑着说：“请你放心，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还用得着怕死吗？”
刘后同先生很喜欢跟那些大智大勇的年轻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什么时候去找他，他就什么时候热情接待他们。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他就爽快答应，从不推辞。他到北平后，介绍了不少国民党军队中的要人跟共产党员认识，以便做好这些人起义的思想工作。
为了北平和平解放，刘后同先生日夜操劳，终因劳累过度而致使右目失明。他在《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中写道：“今少一目，使北平果得和平、无恙，又何可惜！”
辽沈战役终于以国民党全军覆灭、解放军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消息传来，傅作义经过一番深沉思考，终于认清了眼下局势的趋向。他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今后的中国必将以共产党为中心了。
这时，蒋介石竭力拉拢他，数次来电，要他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并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美国政府也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想全力扶植一个地方实力派扭转眼下的败局，以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傅作义就是他们选定的人选之一。
在此情况下，北平城工部担心傅作义一时糊涂，误上贼船，犯下大错，就派杜任之和崔月犁设法把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讲给傅作义将军听。
崔月犁、杜本任之二同志自然选择了刘后同。
见到刘后同先生后，崔月犁说：“您要对傅将军讲明，蒋介石败局已定，跟他走是没有出路的。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希望傅将军认清蒋介石的为人，千万别上他的当。
美国政府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也挽救不了他失败的命运，希望傅将军珍惜自己爱国抗日的历史，别受美国人的利用，做出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来。
北平如能和平解放，不仅少死人、少破坏，而且可以保护古都文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傅将军真能接受共产党的建议，那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人民是会感谢他的。”
刘后同先生说：“我看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他宁肯杀头也是不会投降的。”
杜任之说：“就国共对峙的局面来说，也可说是起义。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与中共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宜生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嘛！”
怎样才能做到不动刀兵，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刘后同先生首先发表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认为按照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可用辛亥革命方式，由宜生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率先在华北实行，进而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成联合政府。”
杜任之、崔月犁考虑，刘后同先生的这一建议，从出发点看是好的，但企图用成立联合政府结束国共两党的对峙，显然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共产党就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不过，他们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促成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因而对刘后同先生的意见未置可否，更没有评论，只是提出首先和平解放北平，从而影响全国，希望刘后同先生的工作以此为目标。
1948 年秋天，刘后同先生的女儿刘杭生，到解放区投奔革命。刘仁同志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之目的，就派她也到北平，帮她父亲加紧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一天，刘后同先生来到华北剿共总司令部，声言有重要的事跟傅作义谈。
傅作义将军将他迎入密室，让卫士退下，不等刘后同先生开口，他就抢先问：“刘先生，东北国军遭到惨败，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刘后同先生说：“今年春天，我曾经说过，现政权恐无一年半的寿命了。现在东北已失，中原芨芨可危，天下将为谁所有，岂不是不言自明吗！你领华北五省，值此民命倒悬之时，似应早有决策，以慰民众颙颙之望。”
傅作义烦躁不安地绕室而动，听了刘后同的话，点头说：“先生所言极是。我正为此事焦虑啊！”接着，他征求刘后同先生的意见，希望刘老先生帮他再次拿个主意。
刘后同先生便说：“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眼下局势而言，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提倡和平。以我愚见，今后国是只宜政治解决，不应妄想依靠战争。今介石南归，如其不主和，从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考虑，你应当主动顺应潮流，迎合民心，提倡和平，揭起和平大旗，号召全国，我看全国会争相响应的。”
傅作义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脸上露出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刘后同先生的意见是赞同的。分手时，傅作义还一再叮嘱刘后同先生说：“这方面的问题，请先生多替我考虑考虑。”
那么，傅作义本人对眼前局势是何看法呢？他认为，东北与华北，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齿寒，东北不保，华北即很难独存。单就华北而言，解放军有 40 多万人，而他拥有 60 万人，解放军对他并不能构成威胁。可是，辽沈战役后，东北的 80 万解放军乘胜入关，而且东北、华北连成一片，解放区的人民都支持解放军，那么华北就危险了。他深感形势严峻，所以不仅重视刘后同的意见，而且颇为赞同，觉得舍去和谈一策，别无生路可选择。
刘、傅谈话后不久的一天深夜，傅作义把他司令部的政工处长王克俊叫到他的卧室密商未来行止大计。他们谈了好久，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集团，走自己的路。
密商结束后，傅作义要王克俊找刘后同先生共同商量，起草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为了绝对保密，这份电报是由北平地下党的电台发出的。电报的内容也是由傅作义口授给傅冬的，没有底稿。在这封电报中，傅作义为了表示其诚意，如实向中共中央转告了他所属部队的数量，要求中共派人到北平谈判。
傅作义将军决定和共产党和谈，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他知道，他几十年与共产党兵戎相见，与共产党结怨甚深；他作为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天天讲“剿共”、讲“勘乱”，现在又要主张和共产党和谈，他的部下能转过个弯子来吗；如果蒋介石知道他与共产党和谈，一怒之下派出飞机轰炸北平，该如何是好；如果有人说他和共产党和谈是叛逆，损伤他的人格，将如何处置……一连串的问题压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却又不便与人交谈，只好找到他的密友刘后同先生倾诉一番。
刘后同先生对此作了深切的开导。他对傅作义说：“商汤与武王，原来均为桀纣之臣，可是后来他们发动了讨伐桀纣的战争，后人不但不把他们看作是叛逆，相反称赞他们是圣贤。为官主要讲求一个‘忠’字，但所谓忠，是要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倡民主，人民有权罢免国家元首。国家官吏言忠，自当以人民公意为标准。现在国事败坏至此，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期盼和平，政权需要改造，你能顺应历史潮流，迎合民众之心，起而提倡和平，可以预见，人民一定会提壶送酒欢迎你，谁还会说你叛逆呢？”
杜任之、崔月犁听说傅作义有思想顾虑，也通过刘后同先生捎话，明确告诉傅作义，只要他让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他的，请他放心。
北京和谈，按说是水到渠成，用不了多少时间即可达成协议的。而事实上，从傅作义派代表第一次出城谈判，到最后达成协议，竟然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傅作义坚持想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所占的地盘，提出要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把他的统治区改称“和平区”，把他的军队改称“人民和平军”。但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却不同意傅作义的这种意见。
毛泽东起草的以军委名义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与傅方谈判必须以他们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给予宽大待遇。”电报中还指出：“不解决傅的军队，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巩固的。”
双方的认识差距这么大，要谈通自然需要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津地区蒋系军队比傅系军队多几倍，不到一定的火侯，傅作义是很难命令这些军队放下武器，转向人民的。为此，我党中央决定在军事上增加压力，促进蒋系军队放下武器的火候早日形成。
1948 年 11 月 28 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华北解放军毅然放弃原定攻打归绥的计划，突然挥师包围了张家口，发起平津战役。
张家口是平绥路的咽喉要地，包围张家口即切断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西退之路。
傅作义为解张家口之围，立即命令他的嫡系部队第 35 军，火速驰援张家口被围的部队。结果，第 35 军被包围于新保安。傅作义闻讯，又命蒋系的第16 军、傅系的第 104 军教授第 35 军。正当傅作义忙于西线战事时，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奉毛泽东之命，连夜向关内疾进，于 12 月上旬兵临平津城下。
这样，傅作义集团的部队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等几个孤立据点，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
12 月 15 日，傅作义派代表出北平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要求停止战斗，双方组成联合政府。而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却要求傅作义把蒋系军、师一级的长官全部抓起来，立即宣布起义。话不投机，故谈判陷入僵局。
12 月 22 日，解放军对围在新保安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双方激战 10小时，全歼敌人 16000 人。
12 月 23 日，张家口守敌仓皇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强大打击，除司令官带少数随从逃走外，其余 54000 人尽被歼灭。
傅作义获此败讯，受到严重打击，竟摔倒在门边，被卫士扶起。他痛哭流涕，自己一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
杜任之同志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去找刘后同先生，请他劝傅作义与共产党重新谈判，不要丧失大好机会。
刘后同也替傅作义着急，等杜任之告辞走了，便立刻赶到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傅作义见刘后同先生来见他，就垂头丧气地说，“这一下我的政治生命算是全完了！”
刘后同先生关切地说：“你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
你应该认清形势，下决心继续跟共产党和谈。蒋介石已是日暮途穷，连他自己也顾不了自己了，才要你率部南下帮他挽救失败的命运。你如果南下，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葬送那些北方子弟的。再说，平津被包围，四面楚歌，南下、西进都是不可能的。事到如今，你再不能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必须抓紧时间与共产党恢复和谈。现在，咱们的和谈资本虽然远不及过去，但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居民财产受到保护，还是深得人心的。
和谈这条路，不是你想不想走，而是必须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时不待我，你还是尽快下决心吧！”
惆怅满腹的傅作义将军，听了刘后同先生的这一番话，立刻转忧为喜，当天他就给毛泽东主席拍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准备再派代表跟共产党谈判。
1949 年元旦，毛泽东主席亲笔起草一份电报稿，拍发给林彪。这封电报要林彪作好傅作义的工作，把电报中的几点指示派人进城告诉傅作义。其指示的意思是：你们应该做好傅的工作，只有在这时傅才有可能接受我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傅氏反共甚久，我们不能不将他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他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会立即加强；只要傅让我们和平接管北平，他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他的战犯罪。电报说，我们希望傅派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1 月 7 日，傅作义将军再次派代表出城和谈。此次和谈，形成一份《会谈纪要》的重要文件。《纪要》中提出和平改编平津守军的意见，并商定了妥善安排各类人员的优厚政策。傅作义看到这个文件，情绪沉闷，仍犹豫不决，说他的部队情况复杂，不能按期执行《纪要》。解放军敦促天津守军按时出城接受改编，也遭到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拒绝。在此情况下，为了向傅作义背上猛击一掌，按期执行《纪要》，我党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领导人决定对天津发起进攻。
1 月 14 日，解放军以强大火力向天津发起攻击，仅用 29 个小时，便攻入天津。
1 月 16 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傅作义将军终于与共产党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他按照协议精神，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不久便率一个总部、两个兵团部、8 个军部及所属 25 个师约 25 万余人，按时开到北平城外指定的地点，接受了改编。
1 月 31 日，解放军派首批警卫部队入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刘后同先生感到非常高兴，地下党的同志握着他的手，赞扬他是“和平老人”，为保卫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平解放，刘后同先生不敢居功，心满意足地返回到天津。全国解放后，他被选举为天津市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市政府又任命他为房管局局长，直到 1961 年才病逝，享年 79 岁。#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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