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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过渡到三国这段历史，相信很多人耳闻能详，不仅在课本上，影视戏剧中，此段历史被多次演绎，关于东汉后期分为三国的原因，其实大部分人心里也有答应，坦白一点来说，便是互相僵持，三方没有哪一方有碾压实力，故而只能暂时分裂。
那么为什么魏、蜀、吴三国为什么都没有实现统一？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第一是什么是统一，第二是汉末是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才能统一。上层问题解决，然后才轮得到等而下之的具体人物怎么做才可以统一、或者说为什么没有统一。
第一，什么是统一？
我们一直在说统一，其实统一天下是件什么事情呢？
统一天下的本质是建立一个统一市场。或者说，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将广阔区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统一管理起来。
那么作为政府首脑，应该以什么理念来实现统一呢？或者说，用什么方式才能一步一步发展到统一呢？
这就涉及到政治治理理念的问题了。古人将政治比喻为农业，先秦政治家子产就说：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将天下像农业一样经营，逐渐发展。实力越来越强，各方也就愿意投效，扩张也就越来越快，最终就可以实现对全国的统一。只有遵循了这一规律，才能够较好地统一天下。
就好像枪炮，在一般的情况下，药室提供的推力越强，子弹的射程就越大。
第二、汉末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统一？
在三国时期，必须解决汉元帝以来东汉时期形成的豪强地主经济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
其实战国以来一直到三国的历史是一个连贯的社会变迁史，展现了一个社会从改革进取到反动落后的全过程。
首先，战国以来的社会改革成果，就是打击封建贵族，就是实现人民相对于地方贵族势力的人身自由，就是建立扁平化社会。
从李悝开始的战国改革家，强行顶着孔子之徒的秘密法理念，坚定不移地编制成文法，就是为了赋予民众掌握规则、解读规则、运用规则的能力。
春秋时代，发生了两次铸刑鼎的事件。一次是郑国政治家子产铸刑书。此举遭到了当时晋国政治家叔向的严厉批评，甚至言辞之间含有威胁：“国将亡，必多制。”“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恰好比孔子年长一些。子产去世时，还不是很有名的孔子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乍看上去，好像孔子是子产的同路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孔子和子产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在不久之后，晋国同样开始铸刑鼎，将成文法向社会公布出去。孔子说了和叔向相似的话进行反对：“晋其亡乎！”认为“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有趣的是，叔向在反对子产之后，家族很快就被灭了。而铸造刑鼎的赵氏，后来建立了赵国。面子上知道蹭热度、夸奖知名政治家的孔子，实际行动中老是反着来，则在自己主持的政治改革中导致国君被驱逐。孔子这种知行相反的操作也是神了。古人说“愚者暗于既成”，我是真不想把这句话按到孔子身上，可是从铸刑鼎的事情来看，孔子就是这样。
到了战国时代，李悝编写了《法经》，推动魏国首先开始改革。此后魏国成为战国改革的重要输出地。商鞅、吴起等改革家都出自魏国。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秦国最终形成了秦法体系。可以这样说，秦律是一部集战国社会改革之大成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被汉朝所继承。萧何在六章秦律的基础上添加了三章关于兴作的法律，形成了汉朝《九章律》。
汉高祖刘邦作为一名相当成功的秦吏，以秦法为汉法，继续坚持了战国改革成果。在人们根据“五德”学说讨论新兴的汉朝应该采用何种德行时，汉高祖决定继承秦朝的“水德”不做改变。而秦的水德明确说“主刑杀”。汉朝对此的改变是加上了顺其自然的黄老学说。此后，汉惠帝“萧规曹随”、汉文帝“无为而治”，说到底不过就是“坚持名为汉法实为秦法的战国社会改革道路不做变更”，比拟于现代，颇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意思。
秦汉王朝之所以威震天下，就是因为秦汉王朝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秦汉王朝建立了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后来的儒家只需要“外儒内法”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享受世界强国的红利！
“外儒内法”切断了战国秦汉社会改革的内在逻辑，导致中国社会在此后一千多年里发展缓慢，最终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果，几乎亡国灭种。
这种“由改革向反动”的社会转变，早在汉文帝时期就有萌芽，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兴盛，在汉元帝时期站稳脚跟，在东汉时代彻底确立。
汉文帝时代，有人假造祥瑞，称有黄龙出现。以此为由，要求汉文帝将汉高祖刘邦所确立的、延续秦朝的“水德”改为“土德”。此事甚至一度导致丞相张苍辞职。结果后来被发现事情是假的，有人伪造的。这件事很令人警惕：一些人为了改变汉朝的政治学说，悍然造假。这得是多大的利益啊！
汉武帝为了从坚持黄老学说的太后手中夺权，不断重用儒家，最终采取董仲舒的建议，要求考选官吏时考察儒学。于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形成了儒家学说的泛滥成灾。后来，汉宣帝从小生活在汉朝监狱之中，虽然也受儒家影响，但是熟悉律令，将汉朝的辉煌延续了一段时期。到汉宣帝一死，汉元帝要求汉朝公文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政策依据，形势彻底败坏了。最后，汉元帝的皇后将汉朝玉玺交给王莽，汉朝灭亡。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典型的豪强地主。刘秀历来有不杀功臣的美名，但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他不但杀功臣，而且还杀民众。
在东汉开国的过程中，刘秀旗下第一名将吴汉，带兵作战时洗劫刘秀的家乡南阳，导致南阳人民在刘秀旗下另一名功臣邓奉的带领下造反。
看看，功臣洗劫皇帝的家乡，导致另一名功臣造反。
功臣吴汉始终无法平定功臣邓奉，最后刘秀亲自带兵攻打自己的家乡，打了几个月才打败并处死了邓奉。
看看，刘秀竟然保护一个洗劫自己家乡的“功臣”，与率众起义的功臣决战。
我们可以对照被称为“杀害功臣”的刘邦。
刘邦有一百多个功臣被封侯，这些人只有一个自立为王的野心家陈豨被刘邦击杀。其他人像韩信，先是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要求自立为齐王，接着又在刘邦急需支援的时候观望不至。最后被刘邦兵不血刃就捉了回去（因为韩信的大将几乎都是刘邦的亲信，他建功立业的平台都是刘邦给的）。
以前的人经常说刘邦是皇帝，所以刘邦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刘邦代表的是“战国时代消灭封建贵族阶级、推进社会革命的新兴自耕农阶级”，刘秀代表的才是“两汉时期推动社会倒退的豪强地主阶级”。他们两个人要是放在一个时代，那就是一个刘邦一个项羽。项羽在历史上被封为鲁公，得到了贵族思想势力最强的鲁地儒生的坚决支持（刘邦消灭项羽以后鲁地还在为项羽拼死抵抗汉军），然后在儒生的簇拥下对那些临近这一地区、反抗贵族统治的地区频繁进行屠杀。所以历史上对刘邦的评判一开始就搞反了。刘邦是皇帝，但是他代表的不是落后的反动统治阶级，他代表的恰恰是当时先进的革命统治阶级。我们经常说“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反动统治阶级篡夺了”，其实在秦汉时代不是这样。秦汉时代是“社会革命以及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先进统治阶级牢牢掌握着”。
社会革命并不总是失败的。恰恰相反，社会革命常常是胜利的。
即便是刘秀，他之所以能称帝，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能恢复一定的秩序。在做了皇帝以后，刘秀也同样在设法通过“度田”等工作抑制兼并。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更是严厉执行法令，以至于在历史上遭到了官僚系统的各种抵抗和毁谤，指责汉明帝“以察察为明”。那么汉明帝有多厉害呢？汉明帝派王景治理黄河，一直到东汉末年，黄河都没有决口。
一直以来，那种“草根出身的皇帝心胸狭窄、自卑变态、喜欢屠杀功臣”的言论就很多，说到底，不过就是反动统治集团想要妖魔化争夺到统治权的平民力量。
比如说朱元璋，他一个穷到出家做和尚、甚至做和尚都要出去要饭的人，最后打遍天下无敌手，实现了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以后七百年都没人做到的统一全国的伟业，竟然有人说他自卑！一个年年考倒数第一的人说次次考第一的人自卑，你信吗？历史上有人劝朱元璋认朱熹为祖先，以抬高身价，朱元璋直接拒绝了。结果谣言非要说朱元璋要认朱熹为祖先。其实，真要认朱熹为祖先，是朱元璋更光荣，还是朱熹更光荣？七百年不世出的英雄，到底谁光荣？理学家想给自己贴金，结果人家没搭理他们，反而说人家自卑，简直岂有此理。
汉明帝遭到了这么多的污蔑，到了他的儿子汉章帝，就有点被忽悠带节奏了。曹丕就评价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从这以后，东汉就开始失控。那种“四世三公”的鬼把戏就开始了。
汉章帝时，世传儒家经典《孟氏易》的汝南袁氏开始崛起。袁安在汉章帝时成为司徒，此后，其子袁敞做到司空，孙子袁汤做到太尉，曾孙袁逢做到司空、袁隗做到太傅，四代人做到汉朝顶级官僚“三公”位置，人称“四世三公”。还有弘农杨氏，世传儒家经典《欧阳尚书》。汉安帝时代，杨震为司徒、太尉，后来，其子杨秉为太尉，孙子杨赐为太尉、司空（还担任过尚书令和廷尉），曾孙杨彪为太尉。杨彪的儿子杨修比较惨，被曹操剁了，不过杨修赠给曹丕的佩剑曹丕一直带着——从这情分上来看，要是没死，杨修也未尝没机会做到曹魏的三公。
因为掌握了儒家经典的独家解释权，竟然可以世代荣华富贵，这可不是一般的让人趋之若鹜。
“门生故吏遍天下”。东汉的社会是如此畸形，以至于到了汉末，国家运转已经彻底沦为了权贵的游戏。汉桓帝为此要实行“党锢”，禁止一批儒家人士凭借社会关系入仕。然后他很快就死了。
汉灵帝为了对抗这一现象，除了“党锢”以外，做出了两件釜底抽薪的事情。一个是在京师鸿都门外设立专门学校，以文学书画的名义，集中教导除儒学以外的文献典籍，并将“鸿都门学”的学生任命为刺史等监察官，梳理整顿早已被各种“四世三公”渗透腐蚀垄断的官僚体系。一个是刻制熹平石经，在太学门外将儒家经典刻成石碑，让天下人免费拓印，从而打破豪门垄断。然后，汉灵帝刚过三十岁就死了。至此，东汉实际上已经没救了。
第三、三国中哪国最有可能实现统一？
纵观东汉末年到三国的这段历史，其实能统一全国的只有曹操所创立的魏国。
为何这么说？
1.整体实力
魏国（220年12月10日—266年2月4日）是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后世史家多称曹魏，由于之后的北魏被称作“后魏”，故曹魏也称为“前魏”或者“先魏”，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曹操受封魏公时，治所在东汉时期魏郡所在地的邺，因此汉献帝封他为“魏公”、“魏王”，因此国号为“魏”。延康元年（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定都洛阳，至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由于曹魏在三国中占据中原地区，国力远胜于蜀汉和东吴。曹魏一朝，最重要的改革有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对两晋南北朝的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在疆域上继承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设立西域长史府进行管理，在毌丘俭征伐高句丽后将朝鲜半岛北部并入了版图，南部诸州大致以秦岭淮河与蜀、吴为界。公元263年，攻灭蜀汉将益州和南中纳入版图，曹魏国土约达四百万平方公里。
2.曹操的个人能力
众所周知曹操是被世人厌恶的宦官之后，军事能力上虽然比袁绍强，声望上显然不如袁绍高大上，但是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
曹操机智奸诈，他叔叔在其父亲面前告曹操的状，曹操便心生一计故意让父亲厌恶叔叔，从而不再打小报告。
曹操胆识过人，敢于只身刺杀董卓。
曹操才华过人，与其儿曹丕、曹植并称建安文学的“三曹”。
曹操爱惜民力、实行屯垦，重用人才，手下文臣武将如云。
其实，曹操也不是一个残暴的人，按理他是可以杀掉刘备的，可是一直没有杀，直到刘备变成他最强劲的对手。
3.政治
黄淮流域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百姓遭屠，土地荒芜，幸存者被迫离乡背井，流落他方。可谓“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面对这种悲惨景象，曹操在世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经济，稳定局面。从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如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①惩办豪强：曹操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由于祸在中央，曹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所以袁绍虽兵多、钱多、粮多，终为曹所败。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曹“化乱为治”，并非无据。
②稳定局面：汉献帝被西凉军争夺，各州郡牧守都在拥兵自强，断绝纳贡。整个中国的局面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汉献帝小朝廷，远远没有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在这危难之际，曹操挟持穷途末路的皇帝，迁都许县，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图进而统一中国，起到了稳定东汉朝政局面的作用。
③唯才是举：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
④尚礼重法：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4.军事
①统一北方：曹操精于兵法，在统一北方起到了积极作用，黄巾起义之后，东汉解体，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历时17年，是曹魏的立国之战，并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②稳定二北： 曹操继承汉制稳定西域长史府，这就避免如司马懿破坏辽东民族结构的事情发生，为隋唐西域都护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趁公孙度逝世的机会攻取东国的中原飞地登莱后，又与公孙康缔约“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取公孙氏政权不再参与中原纷争，名义上是效忠东汉的地方官，实际上割据辽东。曹操曾想留下吕布未必没有重新夺回并州兵骑的养马之地河套的想法。
③精通兵法：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在用兵方面，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李靖的《李卫公问对》、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著作都赞誉曹操的行军用兵。
④治军严整：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⑤爱惜将才： 在御将方面，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从以上关于曹魏的简介、曹操的个人能力，我们可以得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所以能统一全国的也只有曹操（魏国）。
第四，魏蜀吴为什么都不能统一？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昙花一现的帝国，比如说亚历山大帝国，有个说法：“亚历山大帝国是一个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内部缺乏向心力的不巩固的军政联合体。”类似的还有波斯帝国等很多古典帝国，他们都有这样的评价。
曹魏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这个定义。举个例子，曹丕称帝后，以南征的名义，命令青州臧霸出征，借机消除了臧霸在青州的割据。这就意味着，在曹操死后，曹魏还处于“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内部缺乏向心力的不巩固的军政联合体”阶段。再举个例子，马腾年老以后，决定放弃权力，留马超接管西凉权力，自己带着全家去找曹操做人质去了。后来马超决定反叛，与韩遂联合，结果被曹操挫败。曹操觉得马超翻不了身，就杀了马腾全家。
古人说，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两件事，就已经涉及曹魏的青、徐、雍、凉四州了。当时并州内迁了大量匈奴，内外牵制难以调用。幽州辽东为公孙家族割据。这样，曹魏手里控制比较强的地方就只不过是豫州、冀州、兖州而已。在雍凉马超韩遂被解决以后，雍凉的一部分力量也可以得到曹魏的使用，但是从蜀汉北伐引起雍凉响应的情况，结合司马懿屯田才使雍州具备了粮食输出能力（也就是军事上的粮食自给能力）来看，用处也十分有限。
因此可以说，曹操时代，他所控制下的所谓“曹魏”势力（当时曹魏还未建立），还仅仅是一个“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内部缺乏向心力的不巩固的军政联合体”，甚至一些地区连武力征服都没有完成。
而蜀汉有益州，孙吴有荆、扬，还可以算上偏远的交州。这样从实力对比来说，曹魏相对孙吴、刘蜀的优势并不很大。
一力降十会，没有绝对的实力，那么在双方犯下的错误都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棋逢对手”的情况就会发生了。“棋逢对手”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将遇良才”，也有可能是“菜鸡互啄”，至于到底是哪种就不好说了。
对于曹操来说，内部缺乏深度整合这一严重问题，他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他的谋士对此也并非没有提醒，但是被他拒绝了。
刘廙提出了暂时放松军事、专心巩固内部的战略建议。
魏国黄门侍郎刘廙向曹操进谏：
“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广夏，潜思於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
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文武两个方面、为政四个要点：
军事方面：择守要害，选卒岁更；
文政方面：潜思治国，开源节流。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力求尽快渡过“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内部缺乏向心力的不巩固的军政联合体”阶段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潜思治国”说得很含混，没有真正细化的内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么粗略的建议怎么执行呢？其实这种建议是没有办法细化的。不是因为工作不明确，而是因为奏疏里没法说。因为你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说，某某权臣要压缩其权力，某某派系要分而治之。刘廙要这样写，活不了仨月。他只要告诉曹操集中精力在内政上就够了。因为只要集中注意力在内政上，就必然会对基本的运行机制进行梳理。
对于这样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曹操拒绝了。
曹操的回答很有深意。他说：“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意思是说自己不是修文德的人（这里的不学周文王和通常所说的效仿周文王两代夺取天下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曹操本质上还是个军阀。
他对于兵权极度重视，不容任何人染指，对于将领极度提防。比如曹操就喜欢留下“锦囊妙计”给留守大将。著名的张辽逍遥津八百破十万，张辽、李典、乐进就是按照曹操进攻张鲁时派人送来的安排作战的。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在记载这一段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张辽李典不睦。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对手握重兵的将领是极度不信任的，不但要安排多位将领，还要安排不和的将领，甚至还要遥控指挥。这还不算，按照曹魏的军事制度，外军要将家属留在大后方做人质。也就是说，当曹操不得不放手将合肥这样的重镇交给别人的时候，他在这里上了四五道锁，防范极深。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的内政没有得到梳理。
在曹操的首都、大后方，一直有汉献帝集团在活动。在曹操击败吕布之前，汉献帝还稍微安分一点。在曹操击杀吕布之后，曹操立即遭到了汉献帝集团的密谋政变。从这个角度说，一旦曹操收留吕布，那么拥有名分的汉献帝与拥有个人武力的吕布结合，最低只要几个人，就可以干掉曹操然后掌握政权了。要是出现“曹操在战场上击败了吕布，然后吕布被俘以后在曹操老窝反杀曹操”的事情，那可就搞笑了。
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镇守后方的曹丕遇到了魏讽谋反案。曹丕为此掀起了腥风血雨，很是诛杀了一批要员，政局骤然紧张。进谏的刘廙也因为自己的弟弟牵扯进此案，险些被抓去族诛。
这样不稳定的内部，无法支持曹操长期在外征战。
与此同时，因为内部不稳定造成的相互猜疑，曹操也并不放心别人统率大军在外征战。
这是内部原因。在外部，刘备、孙权也并非是没牙的老虎。曹操之前并没有一个柴荣去拔掉南唐的牙齿。这样也就不存在派出一群土匪一样只知道烧杀抢掠的军队就可以击败各国的可能，必须要派出精锐大军、由名将全权指挥才能获胜。
所以曹操不具备统一的可能。
而在当时，曹操是实力最强的军阀，他都不可能，其他人就更困难。
比如说实力次于曹魏的孙吴，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孙吴的将领大多有自己的部曲，军阀化的问题比曹魏还要严重。孙吴的军事力量极度依赖各将领自己的私兵。
当然了，东吴不能统一天下不仅仅是因为内部的原因，也于当时东吴的客观条件和孙权的主观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曹魏的势力最大，招揽人才最多，又占据北方的广袤土地，因此力量最为强大。刘备虽然力量弱小，但有皇叔之名，所以一些反对曹操，又有重兴汉室理想的人会选择刘备。而孙权父亲孙坚、哥哥孙策，虽然都很有才干，但是可以凭借的政治优势并不多。加上孙权年少掌权，其实在天时方面也不占优势。
我们普遍认为，孙权所据有的江东，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地利，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基业，但这种固守也只有利于固守，而不利于北上攻取中原。而江南地势低洼，与曹魏政权占据的大片平原地区是无法相比的。
即使面对势力远不如自己的蜀汉政权，孙吴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蜀汉政权疆域虽小，确在长江上游，想要攻打东吴，随时可以顺江而下，毫不费力地攻打东吴，而东吴要攻打蜀汉，则不但要逆江而上，还要跨越崇山峻岭，途中一定会面临战线过长，人马和粮草都难以为继的困局。
再加上孙权统治的江南地区，在当时还有大量没有得到开发的土地，即便是得到充足开发，江南多水泽的地貌特征，也使得大量土地并不适宜耕种。况且，东吴境内还有山越等少数民族的侵扰，那些被少数民族控制的地盘，是不被孙权控制的。
再说人才，孙权统治的前期，江东确实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以至于周瑜死后有鲁肃，鲁肃死后又有吕蒙和陆逊，但是陆逊之后，江东也没有再出现多么知名的帅才。
再说孙权的主观能力：孙权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连曹操与孙权作战没能取得半点进展，都觉得生儿子最好就应该生一个像孙权那样的。但是这也只能说明孙权的守成能力是值得被充分认可的，并不能说明孙权有能力成为一个开拓进取，一统天下的君主。
其实对孙权能力认知最为清晰的，应该是他的哥哥孙策，能征善战的“小霸王”孙策在公元200年突然遇刺，临终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的意思很明显，他希望孙权做一个能守得住江东基业的君主就可以了，至于开疆辟土，一统天下，他也许早就知道，这个要求对于盘踞江东的孙氏家族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许以孙策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的特质，他根本就想不到那么远。
也许通过他人的评价，我们仍然很难断言孙权开疆辟土的能力不足，那么我们就用事实来考察孙权的对外战绩。赤壁之战的成功有赖于周瑜的指挥若定，取荆州有赖于吕蒙，对抗刘备，取得夷陵之战反攻的胜利，功在陆逊。
我们不能不说，孙权是一个善于识人用人的君主，但是他自己的战绩，就真的不那么辉煌了。孙权自己与曹魏之间发生的战争集中在对合肥的争夺中，战争陆陆续续进行了十一次，结果大都是无功而返。
在逍遥津之战中，孙权亲领十万大军，攻打合肥，却被张辽、李典、乐进等人以7000军队杀得大败，如果不是凌统率领亲兵拼死保驾，孙权就做了俘虏。也许是曹操早就看到了孙权进兵合肥的意图，也许是张辽等人确实是孙权的劲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孙权不善于临阵突击。
作为一个开国君主，亲自临阵作战的能力是必须的，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恰恰是孙权的短板。
所以通过以上的种种原因分析可以得知，东吴也不具备统一的可能。
接下来就剩下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权了，但是蜀汉的情况比曹魏和东吴的情况还要差劲。
首先，蜀汉政权的刘备拥有的地方太少，是他之所以没有统一三国的重要原因。
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当时天下共有13个州。其中约有九个半州在曹魏政权手中，还有两个半州的统治权属于东吴，而刘备代表的蜀汉政权，却只仅仅握有一个州。
从刘备手上所拥有的土地可以看出，刘备当时是以一个州的力量来抵抗曹魏政权的九个州，差距太大。在古代土地就代表着财富，拥有的土地越多，则代表拥有的财富也越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越强。
而刘备政权却只有一个州，发展自然比不上拥有九个州的曹魏政权，就连税收也只能达到别人的九分之一，从经济上就有了很大的差距。所以，由于刘备拥有的地方太少，是他之所以没有统一三国的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刘备在创业前期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规划，导致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方向前进，这是他之所以没有统一三国的另一个原因。
东汉末年，汉朝王室的天子被董卓软禁。后来董卓被吕布杀害之后，朝堂大乱。于是，曹操借此机会亲自率兵前往勤王。公元196年，曹操请天子移驾许昌。天子害怕当时手里握有兵权的曹操，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移驾前往。接下来就拉开了曹魏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序幕。过了11年后，时间来到了公元207年。刘备在他人的引荐下遇到了诸葛亮，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战略路线。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开始联合东吴孙权来一起抗击曹魏，逐渐形成了后来三分天下的局面。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刘备初期的战略方向是很模糊的，直到他遇到了诸葛亮，他才开始联合东吴抗击曹魏。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已经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路线。曹魏早就制定了南下征服中原的计划，此时的东吴也已经制定了自己的方向，可以说刘备是三个政权中完成目标制定任务最晚的一个，因此也不占什么优势了。所以，因为刘备在创业初期没有一个准确的战略方向，是他之所以没有统一三国的另一个原因。
再者，因为刘备的资源太少，导致了他的容错率低，这也是他没能统一三国的重要因素。
当时刘备占据了荆州，但也只是荆州的一部分，也就是益州，蜀汉政权的仅有地方，让刘备不容出现错误，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关羽在麦城战败，而且还丢了性命。接着就是马谡又打了败仗。直接导致蜀汉政权连丢好几个地方。
由于蜀汉政权所占领的地方连续丢失，导致了刘备的资源越来越少。以至于恶性循环，发展机会越来越少，因此相比较于曹魏政权和东吴政权，蜀汉崛起的希望更低了。所以，由于刘备资源太少，导致了他的容错率低，这也是他没有统一三国的重要因素。
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蜀汉内部问题。
刘备临死前，将蜀汉的文武权力分成了两个不相统属的部分。一部分是文政，交给了诸葛亮。一部分是军事，分别交给了李严、魏延乃至李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特别是掌握汉中重镇的大将魏延，刘备没有给予任何加封。反而是军事资历不多的李严，获得了中都护的职位，统内外军事。有意思的是，名义上统领内外军事的李严，又被留在永安，不让进入中央，从而也就失去了统领刘禅身边宿卫的可能。
可以说，刘备对身后蜀汉军事权力的分割十分小心。
然而在蜀汉昭烈帝刘备死后，这一格局就被打破了。
打破这一格局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刘备说出“君可自取”的诸葛亮。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军事和政治权力从皇帝手中转移到了丞相手中，文武权力就被丞相篡夺。
这种事情一般认为是曹操做的。其实，按照狭义的三国以及丞相的职位来说，这样做的是诸葛亮。按照广义的三国来说，这样做的人有董卓、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曹丕和司马炎做皇帝去了，就不算了。
可以说，刘备去世以后的蜀汉，变化的不仅仅是皇帝，而是整个政治结构都变得截然不同。诸葛亮系统完整控制了除皇帝名分以外的几乎全部蜀汉权力。
刘备时期蜀汉的军事行动大多打着匡复汉室的旗号，真伪成败姑且不论，至少是为了扩张蜀汉。但是诸葛亮一系执政以后的军事行动则不同，明显是在压制军方，导致蜀汉的战争仅仅在名义上是对外的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对内的政治斗争。
比如说姜维之所以远屯沓中，就是为了防范“黄皓”夺权。而所谓“黄皓”夺权，实际上是诸葛瞻要夺权。诸葛瞻当时已经长大成人，开始收回他父亲控制的权力。他父亲留下的党羽都是些无能之辈，相互之间又存在制衡，唯一的话事人只能是当初的帮主之子。费祎也压制姜维，用失败主义来拒绝姜维的军事建议，只给他不超过万人作战。此举直接导致姜维的北伐只能停留在中小规模战役的层面，无谓地消耗蜀汉在雍凉的民众基础，以至于越来越失去在雍凉开展军事活动的能力。
比如说诸葛亮自己，他就一方面借用李严的计谋，后退设伏杀死了曹魏大将张郃，一方面弹劾李严骗他撤军。这样损伤自己军政力量的做法，放在以国事为重的政治家身上不可想象的。这种破坏自己军事力量的做法并不是费祎的首创。早在诸葛亮时代，魏延甚至连独立领兵万人出战都是被压制的。蜀汉这种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压制，颇有后世赵宋的味道，是当初蜀汉时期不存在的。
蜀汉有很好的地理屏障。理论上来说，可以凭借地理优势养精蓄锐。但是历史上蜀汉的做法是逆向操作，将地理屏障从敌人的障碍变成自己的障碍。加上蜀汉自身的政治问题，他们的军事能力是不能得到发挥的。
这样，从政治和军事结合的角度来看，三国都不具备良好的统一能力。
广义的三国时期，能够良好整合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政治集团，只有篡位成功的司马懿家族。司马师平定边镇叛乱，司马昭不但安排钟会邓艾灭蜀，还及时平定了钟会之乱。司马炎则部署了三路大军，平定孙吴。虽然军阀割据的隐忧始终挥之不去，但是司马懿家族总算压制住了军阀问题，终结了三国时代。但是，大约是军阀时代生活得太久了，司马炎竟然用近乎“分封”宗室的办法，埋下了八王之乱的种子，又将时代引入到了新的军阀时代。
但是在汉末，魏蜀吴这三国，都不过是军阀政权，并不能实现中国古典时期的政治理想。
鲁迅曾经批判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三国军阀同样是一丘之貉。
自汉灵帝死后，何进惨遭杀害、董卓进京以后，走上历史舞台的那所谓“十八路诸侯”，除了寥寥数人如刘虞、吕布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在篡位。
一群篡位者，谁会解决社会问题呢？
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直到南北朝后期，才一度压制了这些反动力量，实现了隋唐的振兴。而后又再一次陷入到了混乱，甚至到了宋代干脆不抑兼并。几乎到了明朝建立才结束了这场大混乱。结果朱棣死后就又开始倒退。
通过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深刻社会改革，中国形成了一套坚持了两千多年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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