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时候，沈从文回到了故乡凤凰，这是他生命中倒数第二次回到这个湘西小镇。他回了从前的家，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中营街兜兜转转的小巷里，他三转两转就找到了，却只能摸摸中堂的破门壁，因为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
他重回了文昌阁小学，在教室里坐了坐，又走到校园背后“兰泉”井边，喝了几口井水。小时候，他时常从这里逃学，去街上看傩堂戏，书包就藏在土地庙里，直到被级任老师毛老师抓个正着。很多年后他在自传里写下当时毛老师教训他的话，“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这句话让他受益终生。
这次回乡之行，给了沈从文晚年以极大的安慰，特别是重温了他曾经熟悉无比的傩堂戏。他激动地写信告诉北京的家里人“还特别为黄先生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傩堂戏《搬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还可作《边城》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
当时跟随沈从文一同回乡的作家颜家文曾回忆当天看戏的场景：
《搬先锋》是其中一节。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唱着。
一直唱了三个小时。艺人们要走了，先生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依然盈满泪水。
沈从文的晚年，变得很爱哭。
从凤凰回到北京没多久，他就病倒了，那是1983年3月，两次轻微中风后,出现了脑血栓前兆，左侧偏瘫，后来又有了脑溢血的症状，住院治疗了两个月才勉强回家调养。他本就是纤细隐忍的人，病痛好转一些后，他的行动变得有些迟缓，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他为自己感伤，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己。
他生病后，有一回在家里听收音机，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坐在藤椅上很平静的他，突然顺着眼角无声地流泪。张兆和在一旁看到，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随后哽咽无语，泪水又涌出。
80年代，黄永玉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那是沈从文为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某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风神透脱之极。写这片碑文那年，沈从文19岁。黄永玉把拓片带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妻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之前的1977年，穆旦59岁不幸去世，沈从文“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穆旦先是在学校读书，后来又留校任教。当时有传言称穆旦对沈从文出言不逊，他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但这应属空穴来风，两人当时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1946-1948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的时候，曾经发表了穆旦17首诗。
到1985年6月19日，考古学家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听到消息沈从文又大哭一场。老友的死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忙打电话给从前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助手，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㐨，让他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1985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期间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
早年的沈从文并不爱哭。1946年，沈从文最喜爱的学生汪曾祺，大学肄业后流落上海，找不到工作，情绪坏到想要自杀。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将汪曾祺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但是现在，沈从文手上的那支笔，早就放下了。
1948年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汪曾祺与沈从文
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情况比他想的更糟一些。
就在两个月后，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入精神病院。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从此他全力投入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世界。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这样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将沈从文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沈从文”3个字完全消失。
但“文学”这两个字，在沈从文的内心从未真正消失。
1955年，他写过中篇《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并对友人表示，“如钻进去还是可以写的”。
1960年一开始，他希望能请一年创作假，完成一直盘亘于心的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为原型的长篇小说。
1971年，下放河北农场的黄永玉收到来自沈从文处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以黄永玉家世为内容的小说，题为《来的是谁？》。虽然只是个引子，情节却一波三折，“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
沈从文和黄永玉
很可惜，所有这一切，都终无下文。
1986年11月20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第二年4月又再次因肺炎住院，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记忆也越来越模糊。1987年8月24日，小儿子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叫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的文章了。
他最后一次提笔，是1988年4月，已经好几年无法写字的他，勉强握笔，费力给主持自己文集的编辑凌宇写信，连写三封。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他在信里语气坚定地对他说，“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喜欢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庐隐的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5点过，他感觉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王㐨、王亚容急急忙忙赶过来，他对他们说“心脏痛，我好冷！”6点左右，他对张兆和说“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晚8时30分，他静静地走了，终年86岁。
沈从文去世，国内一片安静。5月13日，中新社发了条简短的消息，第二天《文艺报》出现了一个仅50字的报道。这让很多中外报人、汉学家郁愤不已。巴金一连几天在报纸上翻不到自己老友的名字，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写下纪念长文，标题哀伤又愤怒《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
1992年5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也将永远留在这里。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10日，他的骨灰一半洒入沱江清流，另一半埋入墓地泥土。孙女沈红写道：“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近水的，是奶奶积攒了四年的花瓣。奶奶站在虹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漂起一道美丽花带，从水门漂到南华山脚下。”
沈从文、张兆和和两个孙女
这一年，张兆和82岁，她开始主持《沈从文文集》的编辑工作，这是她晚年的头等大事。1996年，《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出版，张兆和在后记里写下一段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文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2002年12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沈从文全集》32卷全集出版。
1948年那场座谈会上，面对沈从文的疑虑和困惑，参与对话的西南联大英语学教授钱学熙的回答是：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北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看起来，沈从文选择了第二条路。
参考：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南方人物周刊《沈从文后半生，大时代的孤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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