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倪文东
我赶上了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5年1月我刚刚高中毕业，就近到黄陵县双龙乡峪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进行锻炼。
我们弟兄5个，就我和哥哥赶上了插队劳动，但我哥哥插队不到一年就到延安卫生学校上学去了。我下面的老三、老四、老五，就不再到农村下乡了。所以，我们弟兄5人中，就我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劳动了3年，比他们吃得苦要多一些。
从上小学五年级到后来上初中，到上山下乡，我在双龙乡劳动生活了近11年，比我父母在双龙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对双龙乡有着深刻的感情，每次从西安或北京回到家乡，都要找机会去双龙看看，因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老百姓淳朴热情，那里的山山水水使我感到无比亲切。
作者兄弟五人合影留念
峪村离双龙乡很近，不到两公里。与我一起到峪村插队的还有双龙乡其他几位吃商品粮的干部子女，有赵亚琴、寇延琴。我们三个一起到峪村插队，到了峪村才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北京知青李德甫，他是从双龙乡的南峪口转到峪村的，是最后留在双龙的北京知青，大概由于他在峪村，所以我们当地的知青也被安排到峪村就近插队。
我们4位知青，我担任知青组长，负责管理大家的政治学习和生活。过了不到半年，从黄陵县城和店头镇又来了3位知青，他们是黄陵县城的罗亚莉、孙伟、秦印红和店头镇的兰新民。于是，我们这个知青点热闹了，有了7位知识青年。
开始是罗亚莉当小组长，我作副组长。后来，换成兰新民作组长，我还是副组长。我们7个知青住在生产队的砖窑和平房里，3女生住在一个砖窑里，砖窑比较大，兼作我们的伙房。李德甫是北京知青，一个人住一间平房，其他男生两个人一间平房，兰新民和秦印红住一间，我与孙伟住一间。
我们住的平房和峪村小学同在一排，每天都可以听到小学生朗读课文的声音。白天，我们劳动生活之余，可以听见小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晚上我们就在隔壁的小学校为贫下中农补文化，教他们读书、写字，这在当时叫“农村扫盲运动”。
在农村劳动锻炼，我们经过了半年多的适应过程。开始怎么也不习惯，大部分农活都不会干，生产队的书记、队长对我们都非常照顾。我们生产队管知青的是党支部赵副书记，人称赵大个子，他为人厚道，做了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是薛彦平，当时很年轻，带领年轻人为生产队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队长是赵全福，他是南方人，有丰富的务农经验和农村工作经历，对各种农活，特别是烤烟的种植和烧烤，具有丰富的经验。由于当时峪村领导班子的辛苦工作和努力，峪村的经济情况在全双龙乡是比较好的。
我们在农村最困难的是生活问题，大家都比较年轻，过去在家里也不大做饭，所以我们大家都不会做饭。开始是生产队给我们每个月派一位农村大嫂帮我们做饭，由队上给她记工分。一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自己轮流值班，挑水、劈柴、做饭。
我们做饭的水平和能力比较差，蒸的馒头是硬的（面没有发好，不太熟），炒的土豆丝是黑的（没有用水浸泡，用铁锅炒的就会发黑），蒸的米饭是硬的（水过于少了，米饭蒸出来就发硬），煮的苞谷粥是稠的（水放少了，经常不够大家一人吃一碗）。我们做不了饭，做不好饭，经常是快要出工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吃饭，因此我们就经常分头去书记、队长家里蹭饭吃。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怕留在家里做饭，我们男生可以挑水、劈柴，但不愿意做饭。所以经常为了做饭的事闹意见，你不理我，我不理你。
那时候，峪村的最大问题是老百姓没有水吃，全村的老百姓几十年就吃河里的水。河水虽然是活水，好像流动起来就比较干净。但当你在打水时，有可能上游的人就在洗衣服，或饮牛羊，那能干净吗？开始我们怎么也不习惯，不愿意用河水做饭，可是没办法，老百姓能吃，我们怎么不能吃？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最让我头疼的是去河边挑水，每次我都为了挑水而犯愁。因为我的个头比较小，挑一担水比较吃力。最困难的还是用铁桶去河里打水。技术好，力气大的人，用水担一头的勾搭挂住水桶，使劲往河里一扔，一使劲就打满了一桶水，再一使劲就一把拉上来，然后再打另外一桶水。可是由于我力气小，一旦把水桶扔向河里，不是打不上水，就是水虽然打满了，但水桶却离开扁担铁钩沉到河里去了。这时我真着急，就赶紧求老乡帮我下河把水桶捞上来。经过多次实践和练习，后来我就可以熟练地到河边打水了。
在峪村最令人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劳动回来，晚饭后到小学校为老乡教读书写字，为贫下中农扫盲。由于我的字写得好，这下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我每天晚上就在小学的黑板上写上规规矩矩、需要老乡学习的汉字，教他们读音，告诉他们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再手把手地教他们写字。
老乡说，每天白天摸惯了锄头的手，晚上再摸铅笔头太困难了。我告诉他们，学习文化，学习写字和认字，就像他们务农一样，熟能生巧，多念几遍，多写几遍，时间长了，就会慢慢熟悉的。
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在农村能为老乡做点识字、写字的文化普及工作，感觉到自己学的知识有用，感觉到我们还有长处，有优势，这是我们知青最高兴和快乐的事情。虽然我们劳动了一天，感觉到有些累，但说实在的，我们当时是非常高兴和愉快地为老乡服务的。
我们在农村学到了许多做农活的技巧和方法，受益匪浅。我们先后学会了小麦、玉米、水稻从耕地、播种、除草、施肥，到收割、碾场、存库等一系列方法。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是水稻的育秧和插秧，水稻的育秧期比较早，每年大概在3月份左右，那时候北方山区的气候还比较冷，但我们要与老乡一起下水分秧、育秧、施肥等，水冷的非常刺骨，队长就让人打来几瓶散白酒，我们就和老乡每人喝几大口酒，然后挽起裤腿就下水干活。还别说，喝几口烧酒之后，再下水就不会觉得水那么刺骨的冷了。
我们知青大都不会喝酒，一喝就觉得辛辣，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没办法，就咬着牙猛喝几大口。老乡告诉我们，喝酒时不要在嗓子里多停留，一下咽到肚子里就会好一些。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喝白酒的，在天寒地冷的时候，喝几口酒，是不错的，全身可以立刻变得热乎乎的，很舒服。怪不得，许多气候比较冷的地方的老百姓都比较喜欢饮白酒，这可能与气候的寒冷多少有一些关系。
那时候在农村参加劳动生产，虽然比较累，但和老乡在一起干活，能学到不少劳动技能和知识，是很快乐的事情。老乡们教我们插秧、除草、犁地、碾场、扬场、掰苞谷、挖土豆、割麦子。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和农村青年一起去山上收秋，烧土豆、烤南瓜吃。晚上，我们两个知青在山上的茅草房里看场，就睡在草铺上，那时候年轻气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什么叫苦，什么叫怕，半夜里听见狼嚎的声音，但我们不怕，我们手里有枪，有防身用的半自动步枪。
我们和农村男女青年在一起劳动，有说有笑，一个男知青在前面拉架子车，分派两个女青年跟在后面推架子车，有时候工间休息，大家一起说笑，或打闹着玩，真是人们常说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有时候，大家看见马路上过来一位女青年，穿着漂亮的衣服，或骑自行车，或走路，有一个人一喊，大家立刻都向马路上望去，谁也顾不上劳动了。还真像《汉乐府·陌上桑》诗歌里描写罗敷的那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大家一直会目送那位姑娘离开大家的视线，转过弯看不见了才开始劳动，并且相互埋怨。
这事不用奇怪，因为农村生活很艰苦，特别是山区，人口本来就少，在地里干活，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更何况过来的是一位漂亮的女子。喜欢美，欣赏美，不必见怪。
凡是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很朴实，男人要是尿急了，不用上厕所，农村的田地里也没有厕所。男人就转过身去小便，女人则把头低下，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看见老乡在田里小便，我们开始怎么也看不习惯。我们知青怎么也不习惯这样小解的方法，总是要给队长请假，回到村里上厕所，后来队长不准假，我们就跑到远远的地方上厕所，再到后来就习惯了，和老乡们一样，就在地里小解了。
由于我的字写得好，村里的政治标语和护林防火标语都是我写的，我经常被抽出来在村里的泥墙上用大排笔写政治标语，那时候的政治标语需要用端庄厚重的美术字来写，我就照着报纸上的黑体字写标语。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进山里写护林防火的标语，“上山不带火，行路不吸烟”，“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等等。我一手提着白灰桶，一手拿着用麻绳做的大笔，在巨大的石头上写标语，由于护林防火标语要求不那么严格，我就用行楷书写，既好写，又好认，还好看。
那时候，红颜色的油漆比较贵，所以农村写标语用不起，如果能用红颜色写就会更好，如果再把写好的标语刻出来，那将会流传久远。可这些想法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那时的农村非常穷，物质极其贫乏，要刻字和用油漆写字是很不现实的。
在峪村插队时，我还幸运地作为优秀基干民兵被派到黄陵县武装部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训练。民兵训练是艰苦的，每天我们都要到操场进行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向左、向右看齐；去山里摸爬滚打，匍匐前进，登高爬低；反复练习刺杀、拆装半自动步枪，要做到闭着眼睛也能拆装枪械。在县武装部训练时，我最喜欢练习瞄准和射击，最不喜欢扔手榴弹。
在最后的实战射击中，我以优异的射击成绩获得优秀奖。但由于我个头小，力气弱，扔手榴弹老扔不了多远，练习时有时候转几圈竟然会把手榴弹扔到自己的后头。所以后来我扔手榴弹的成绩欠佳，只得了个及格。训练时，我挎着半自动步枪，雄赳赳气昂昂，非常神气，经过领导的批准，我与老同学陈怀珠去照相馆专门照了一张照片。
民兵连长在县武装部集训（1976年）
我年轻时特别崇拜解放军，一心希望到部队锻炼自己。但由于自己是平脚板，所以当兵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当民兵连长，到县武装部训练，也算满足了我扛枪射击的愿望。
在双龙乡插队时，由于我是党员，字写得好，又喜欢写文章，所以我经常被作为优秀知青抽调到县委党校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到文化馆参加参加文化艺术学习。我先后参加了多次政治理论集训班。特别是参加“三个提纲”的学习班时，我们看到提到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观点和理论，就觉得说得是对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难道还会有错，当时我们就觉得不理解。但没有办法，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我们就应付学习，表面上是评判其理论，但心里是赞同其理论的，是作为反面教材来学习和评判的。
我还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黄陵县文艺骨干学习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黄陵县艺术骨干学习班影响极大，参加学习的都是县上各个乡镇和企事业单位、学校年轻的文学艺术创作骨干，有音乐班、舞蹈班、美术班和文学创作班，有百余位青年文艺创作和表演骨干参加了培训学习。我当时参加的是文学创作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脚本创作。
文学创作班的教师是当时黄陵县剧团的王彭年先生，他是县剧团的导演和秦腔剧本创作家，创作和导演了一些地方戏，可以说是黄陵县当时的文化艺术名人。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诗歌、小说和戏剧剧本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方法，大家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作品。
我当时创作了四幕秦腔剧《顶风战浪》，写的是农村题材，表现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高中毕业生回到家乡，带领村上的年轻人与落后、保守的势力作斗争，力主改革，普及文化，最后取得了胜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却有着实际的生活基础和人物原形，是以我所生活和劳动的农村生活为基础，表现年轻人的思考、智慧和力量。我的剧本完成后，得到了王彭年老师的极高评价，他立即将我写的秦腔剧本寄到延安地区剧团，得到了延安地区文艺界领导的极好评价，他们决定要排演我的四幕秦腔剧。
我当时心里非常高兴，我写得剧本竟然要排演了。后来，由于黄陵县发生了多年罕见的大洪水，许多桥梁都被冲垮了，到县城的沮河大桥也被冲坏了，人们需要从山边的小路进入县城。由于天气的原因，我没有能够去延安送剧本，我的剧本也没有被排演。坏事变好事，后来想想，那时候我写的歌颂“风派人物”的剧本没有被排演其实是好事，一是我写的剧本还不是很成熟，二是那样的剧本与后来的政治形势很不协调，没有演出其实是万幸。
但不管怎样，参加这次文艺骨干学习班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锻炼，也是我后来报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在这次文艺创作学习班，使我认识了何炳武，通过他认识了黄陵县文化馆的高发明老师。高老师的字写得非常好，是当时黄陵县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端庄遒劲，朴拙厚重，实用而耐看，当时黄陵县的许多牌匾就是高老师题写的。我就是那时开始向高老师学习书法的。
在双龙乡插队期间最令人高兴和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一年一度春节过后的全县、全地区的群众文艺汇演。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到了春节期间就可以休息，开展一些文艺和娱乐活动。每年春节前后，各个乡镇就开始组织文艺骨干排练文艺节目，为春节过后的全县、全地区文艺大汇演作准备。由于我喜欢文学，经常写一些诗歌、快板书、对口词、相声等，所以每年春节前后都要从生产队抽到乡里参加文艺排演，我在乡里的文艺宣传队负责写剧本、快板书和相声，宣传农村的好人好事、新鲜事物，并负责刻写蜡版，印制秦腔剧本。
参加黄陵县文艺汇演留念
那时候最流行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我就为宣传队刻写印制样板戏剧本和曲谱。我们先后排演过《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片段。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双龙初中杨志俊和寇三宝老师的二胡拉的非常好，特别是杨志俊老师能拉二胡，也能拉板胡，板胡是带有乐队指挥性质的一把手。陈白西在《沙家浜》里饰演的阿庆嫂和《智取威虎山》中饰演的小常宝，演得十分出色，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就是在那时候在宣传队里学会了拉二胡的，是个板凳胡琴手，有时候别的二胡手没有来，我就上去拉上一阵子，拉着拉着就学会了一些秦腔、眉户曲调。
我在宣传队里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反面角色栾平，栾平的台词我至今还记得“长官，除了我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啊！”我还演过历史剧《穷人恨》里的穷孩子狗娃。在宣传队里的日子，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十分快乐，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们知青小组的7个人，各有特点，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大家到农村来锻炼，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经过认真锻炼后，再去工厂、部队或大学工作或学习。其实我们的心里都十分清楚，因为每年的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都很有限。
插队3年以后，我们7位知青都有了不同的归宿，目前都工作发展的还不错。
北京知青李德甫后来因落实北京知青政策而回到了北京。我2001年调到北京工作后，我们还经常有一些来往，经常在一起聚一聚，叙叙旧。
兰新民离开农村比较早，被推荐上了延安卫生学校，毕业后先在黄陵县店头医院工作，后来到县委工作，然后到海南文昌工作了几年，后来就在西安搞新科技喷灌项目，做了企业家。这几年我们经常有一些联系，我回西安时我们偶尔在一起吃饭聚会。有一次是和李德甫一起聚会的。兰新民非常怀念在峪村的插队生活，工作后还经常与峪村的老乡来往。他希望我们这几个在峪村插队的知青能有机会聚一聚，一起回村上看看。很遗憾，由于身体原因，兰新民已经去世。
寇延琴开始招工到延安，后来跟爱人回到山东济宁生活。赵亚琴招工到咸阳国棉一厂，当了一名纺纱工人。她退休后，曾来北京做了几个月的家政服务工作，我们有一些联系，退休后住在西安。
剩下我们4位都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罗亚莉考上了西安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宁夏工作，后来在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已经退休。我在西安上大学时，曾去西安医学院看过她一次，毕业后只通过一次电话，再也没有什么联系。秦印红考上了陕西宝鸡铁路学校，毕业后先在外地工作，后来在黄陵县的店头汽车站工作。孙伟后来考上了陕西省卫生学校，又到西安医科大学深造，后来获得了硕士学位，在陕西省卫生厅工作了几年之后，与爱人去美国发展，回国后到福建厦门工作，现任厦门市卫生局副局长。
在峪村插队的第三年，即1977年1月，由于我是党员，字又写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被抽到双龙乡做了乡政府的文书，那时叫亦工亦农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是36.65元，户口还在农村，但可以挣点工资，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变。
在双龙乡工作的一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住在办公室，用一个大柜子挡住一张单人床，办公兼住宿。我的工作就是收发报纸、开介绍信、管理农村青年的结婚登记、管理会议室等。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为农村青年办理结婚证书，我极认真地坐在办公室，听取许多农村青年汇报他们的恋爱经过，为什么要恋爱、结婚，是否符合结婚的法定年龄等等。他们非常客气地拿给我水果糖和香烟，希望我能顺利地给他们办理结婚证书。后来我一想挺滑稽的，因为我当时很年轻，并不知道结婚是怎么一回事，却整天在审查别人的结婚条件，询问别人的恋爱经过。
当时乡里的文体活动非常少，我们几个朋友和同事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篮球，每天早上、下午或晚上，我们都活跃在双龙中学的篮球场上。因为我在上高中时就喜欢打篮球，所以到双龙乡插队后，主要的业余文体活动就是打篮球。但就是因为打篮球差点给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而丢了工作。
那是一个星期天，乡政府通知全乡所有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下午4点到乡里开会。可是我和几个朋友打篮球打得十分高兴，把乡里开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等到书记派人到篮球场叫我回去开会议室门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了开会的事情。等我跑到乡政府大院，那个景象把我吓坏了，满院子黑压压坐了一大片人。我跑的满头大汗，赶紧把会议室的门打开，然后到我办公室等待书记开完会狠狠地批评我，并把我开除。我知道自己错了，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打篮球而耽误了工作。可事后王书记只是把我叫去批评了一下，并没有开除我的意思。
没过多久，从县里来了一位姓寇的老同志代替了我办公室文书的工作，他是一位中学老教师。乡里让我作林业专干，我当时思想上非常矛盾，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在办公室工作比较适合于我，而做林业专干我则一窍不通，我不会种树，不懂得育林，这以后的工作可怎么办呀？后来我就随乡里的段副书记到石岔砭村下乡蹲点。就在这个时候，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全国开始恢复高考，有志向，有才能的年轻人可以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考大学，多年的贫下中农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情况被改变。
我当时对高考的兴趣并不是很大，我到农村插队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工厂或当兵，特别是当兵对我影响比较大。我们家有五个男孩，应该有一个人去当兵，去保家卫国。所以我到农村后，连续两年都积极报名参军，但两次都因身体原因而未能如愿，一是因为我的个头比较小，二是因为我是平脚板，不能走远路，因此，我当兵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
去工厂工作在当时是非常难的，一旦有了几个招工的指标，一般都分不到乡镇，即使有指标，也要先让遗留的北京知青先走，我们当地知青一般很难分到招工指标，所以我要去工厂的愿望，在三年之内也是不可能实现。所以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高考，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一边劳动，一边复习，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复习功课。父母非常理解儿子的选择，写信、捎话鼓励我认真复课，努力高考。乡里的领导为了支持我高考，破例给我准假回乡里复习。
那一段时间虽然学习紧张，但我也忙里偷闲，偶尔去篮球场打打篮球，活动活动。我和陈怀珠、米铁锁同学一边学习，一边打篮球，有时去双龙中学弹脚踏风琴、拉二胡。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在双龙中学教书的王亚萍和刘百芹的。她们俩那时是以临时教师的身份从黄陵县到双龙中学教书的。双龙中学的女教师本来就少，难得有两位年轻的女教师来双龙中学，刚好她们也准备参加高考，于是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复习功课，大家都非常高兴，在一起讨论问题，复习功课，聊天说笑，吃饭喝酒。我那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她们的办公室弹风琴，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在高中学了一点乐理知识，会弹几支曲子，所以总喜欢去弹弹风琴。我们在一起十分高兴快乐，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高考开始了，我们都到黄陵中学参加高考，我考上了西北大学，陈怀珠和米铁锁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王亚萍和刘百芹没有考上。她们后来就一直在黄陵县教书，刘百芹后来在黄陵第三小学教书，已经退休了。王亚萍后来在黄陵二小教书，现在也退休在家带外孙。
1978年2月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
我们后来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每年我回到黄陵老家，我、陈怀珠、米铁锁、王亚萍和刘百芹偶尔还在一起聚一聚，我们有一次一起到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双龙乡，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感到非常亲切。但现在的山水风景和街道建筑都与先前不一样了，许多熟悉的老乡、朋友、同学都老了，有的已经去世了。但我心中美好的双龙却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
1975年1月到1978年2月，3年时间的农村生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与当地的老百姓一起生活和劳动，的确锻炼了我的意志，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态度。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使我更加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可贵，感受到农村人生活的辛酸苦辣和不易。
上山下乡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三年的农村生活体验，使我历尽了磨炼，学会了劳动，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吃苦，学会了与普通人打交道，在我以后的人生经历中，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与农村生活的艰苦相比，这些都算不得什么。
本文作者1975年
作者：倪文东，1957年出生于陕西黄陵。1972年高中毕业于黄陵店头中学，1975年赴黄陵双龙乡峪村上山下乡。1978年2月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先后在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书法教育工作40年，2020年7月退休。
来源：新三届
（侵权联系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