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素媛》中对8岁女童实施残忍性侵犯的罪犯原型赵斗淳明年即将出狱，经过11年服刑，累计700多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测试结果显示他的再犯可能性极高。
在韩国，80多万人集体请愿反对赵斗淳出狱，但现行的韩国法律无法再给他增加刑期。韩国政府从4月16日开始正式实行《赵斗淳法》，对犯有性侵未成年罪的犯人出狱后实施一对一全面监控。
赵斗淳模糊照片 图片来源：韩国MBC电视台节目《PD手册》 视频截图
这是一起改变了韩国法律的性侵案件，该案促使政府修改了强奸幼女的法律条款，推出化学阉割。但犯罪者赵斗淳，因为喝了酒，意志不清醒，只被判了12年的牢。
从家庭到社会，女性的命运总是布满荆棘。
1我们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
——波伏娃
《都挺好》中苏明玉作为女孩在原生家庭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容易让人想起《欢乐颂》中的樊胜美，以及《狗十三》中的小女孩李玩——她们都有同款重男轻女、暴力解决一切的父母。
成年后的苏明玉已经成为人前风光的“明总”，回到家中尚且如此待遇，而那些普通女孩，出生在糟糕的原生家庭，该是怎样的悲惨？
被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毁掉的女孩，生活在地狱。
不用读书，反正是赔钱货，多要点彩礼，能嫁人就行。
父母让女儿当“扶弟魔”，嫌女儿寄钱少，把女儿照顾兄弟当作天经地义。
逃离原生家庭的女性，婚后还有被再次伤害的可能。一胎是女孩，不生二胎就是原罪。
纪录片《生门》中，高龄产妇曾宪春怀孕5次，生有2女，片中她为了生出第三胎的儿子，经历鬼门关，病情极度危险，产后被切除了子宫。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确实严重，曾宪春的丈夫说“我们农村习惯必须有个男孩，没有男孩，别人会瞧不起你”。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宪春在病榻上笑着说，以前大女儿和二女儿公公都不帮她们取名字。第三胎是男孩，公公马上就给取名字了。原来，在一些人眼中，女孩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女孩从出生就开始背负这个世界的恶意，更可怕的是有多少恶意是来自家庭内部。
长大就好了吗？
并不见得。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有一段对话：
玛蒂尔德：人生总是这么苦吗？还是只有童年这样？
里昂：总是这么苦。
这段话适用于许多女孩。
22017年10月，随着好莱坞资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的曝光，美国掀起了一场女性反性骚扰的#MeToo 运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著名演员凯文·史派西（《纸牌屋》主演）和著名导演伍迪·艾伦等都受到指控。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场运动愈演愈烈。
MeToo 运动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The Silence Breakers" ——那些打破沉默控诉性侵害的勇敢人们。
半年后，#MeToo运动在中国才开始有了响应，华裔女博士罗茜茜实名指控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后续“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资深媒体人章文等人陆续遭到指控。
面对控诉，那些被指控者都说了什么？
章文面对蒋方舟和易小荷的指控，狡辩到：
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荡妇羞辱。
女性喝酒、交过几个男朋友、甚至离婚后出现在酒局，就是“不检点”，就应该受到性骚扰吗？假如把这个女性的身份换作他的妻子、女儿或者亲人，这些被指控者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有些网友的留言同样不堪入目，“会喝酒的女人不是好东西”、“穿着漂亮，就是勾引人”甚至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此类的论调。
面对这样的社会认知，因为感到害怕、羞辱，许多女性在遭受侵害之后选择了沉默，甚至怀疑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才导致了这样的遭遇。
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素媛》中，8岁的小女孩素媛在上学的路上遭受性侵与暴力，她的余生只能依靠人工肛门排便。面对这个令她不解的世界，小女孩在病床上问“我做错什么了吗？”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遭到老师侵害的女孩，他们的父母得知真相之后，不是指责自己的女儿，就是搬家逃避。乃至作为受害者的房思琪，要靠幻想自己爱上了老师，来逃避被侵犯的残酷事实。
作为女性，面临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没有办法逃离。
长大成人，遇到侵害的时候，站出来反抗，却又遭遇荡妇羞辱。
除了可见的暴力，还有那些“隐形”的性别偏见与骚扰……
3
2018年的夏季，当 #MeToo 运动也在中国展开的时候，BBC制作了一部关于日本#MeToo运动核心事件的纪录片《日本之耻》，引发了全球热议。
这一事件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在此之前，公开谈论性侵是难以想象的。
从迷茫害怕，到坚定发声，事件当事人、自由记者伊藤诗织，发起了这场“一个人的 #Me Too 运动”。
2018年6月，英国BBC以伊藤诗织为主人公拍摄纪录片《日本之耻》。该片在豆瓣获得9.1高分，2018年评分最高纪录片第3位。
2015年4月3日，从小拥有新闻理想、希望去美国实习的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著名记者、前辈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
山口敬之当时是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还是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与好友。伊藤诗织在用餐过程中突然昏迷，被对方带往酒店，并遭受性侵。
之后的一年，面对司法调查、取证、起诉过程中的重重壁垒，她以无比坚韧的勇气与毅力，不断诉诸法律，不断探寻真相。
2017年5月，在案件被检察厅判定为“不起诉”之后，伊藤诗织面向司法记者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开身份、长相谈论自身经历，并宣布将向检方提出复议申请。
发布会后，诗织遭到了空前的荡妇羞辱，民众指责她“给日本丢脸”，网友说她“是妓女”、“靠陪睡谋取利益”。她的家人也遭到人肉和谩骂。
有女性议员甚至指责伊藤诗织给山口敬之的家人造成了困扰，她认为男性才是受害者。
她说，在日本遭受性骚扰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应如此大动干戈。
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
2017年9月，检查厅再次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
到此时，对伊藤诗织遭遇的调查在司法层面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司法机构的调查探照出的仅仅是“黑箱”的一个角落。
在配合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冷淡暧昧的态度、取证过程的不完善、已签发的逮捕令被紧急收回、调查人员的突然撤换等等，都令伊藤诗织感到疑惑、不安与痛苦。
审判的最终结果，并不代表真相的完全揭露；不起诉，并不代表犯罪的不存在。
作为当事人，伊藤诗织觉得有必要将她所知道的细节公之于众，并带来社会层面的改变，使亲友免受可能的伤害。同时，作为记者，为了一直为之努力的新闻理想，伊藤诗织觉得自己有责任秉持职业操守，让更多的人听到事实的声音。
因此，她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记录下来，写成了《黑箱：日本之耻》这本书。
日本首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伊藤诗织
在理性克制的笔调中，伊藤诗织用坦诚态度记录内心感受，用冷静笔触解析事件全过程，用莫大勇气反思社会沉疴。
在本书中，法律体系的漏洞、受害者维权的艰难、社会认知的冷漠，都在“黑箱”中一一被聚焦、呈现。
日本为何会有“准强奸罪”的罪名划分？
在面对性暴力时，大多数受害人都会因震惊、害怕而陷入“假死”状态，无法动弹，更不用说反抗。在对性侵案件进行调查、审判时，检察方是否应当充分考虑受害人案发当时的状况？质询受害人是否自愿、有没有“将拒绝之意明确传达给嫌疑人”是否合理？
什么是“约会强奸迷药”？
它会对受害者带来怎样的伤害，又有多少隐藏在阴暗处、不为大众所知的案例。
遭受性侵之后该如何自救？
大部分受害者在遭遇不幸之后会陷入羞耻、迷茫甚至自责，而没有选择立刻报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如何给予受害者足够的理解与尊重，能否借鉴他国的经验，为受害者提供专门的救助场所与专业的救护措施，帮助不知所措的受害者保留证据。
为何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性侵”话题保持沉默？地铁等公共场所的痴汉行为、职场中的性骚扰与性别歧视，为何大家见怪不怪而少有人发声反抗。
打破沉默只是第一步，寻求反思与改善才是最终的目的。事实证明，伊藤诗织的勇敢发声并不是徒劳，而促成了积极的改变。
伊藤诗织事件之后，日本已在41个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时隔110年后，日本首次对刑法中关于强奸的部分进行了修改，法定最低刑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
《朝日新闻》评价《黑箱》：
“这就是她写下这些经历的缘由，为了谁，为了读者和这个国家。”
如果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用一种文学性的哀痛笔调，映射残酷的现实；那么非虚构作品《黑箱：日本之耻》，则是以压抑着痛苦的冷静，直面还未愈合的伤口，寻求疗救的可能。
《黑箱》打开的不止是“日本之耻”。
相关阅读
《黑箱：日本之耻》
[日] 伊藤诗织 著丨201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