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怎么改变人类历史（瘟疫创造历史）

现在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些国家领导人或领导候选人发表有关病毒局势或者疫情军事化的言论。疾病是战争，病毒是敌人：理性、克勤克俭和团结一致有助于人们打赢这场战争；而与此同时，宝贵的、无法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健康保险金应该按照分诊流程，合理分配。此类把医学隐喻为战争的言论在免疫学和细菌学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如今，医学语言中出现的那些有关对抗外来入侵病毒的言论已经转移到政治领域。“人类的身体受到外来元素的威胁”这种看法被广为接纳。

然而，疾病是战争吗？或者颠倒过来，战争是疾病吗？两种说法所指的是同一种灾难吗？如果所指相同，哪些语言规定、哪些描述是一致的？哪些群体应该注意和服从？所谓引起我们死亡恐惧的“瘟疫情景”究竟是什么样子？与当下争论相关的基准参照体系就是瘟疫的历史。对遗留在文化记忆中的那些传染疾病的探寻，以及有关哪些灾难性瘟疫已经被遗忘的疑问，能够让我们思索：在今天，采取哪些行动将会唤起《启示录》中的末日预言？

“黑死病”和有关病原体的争论

欧洲历史上标志性的瘟疫是从1346年蔓延至1353年的黑死病。“黑死病”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死亡的同义词。在艺术方面，这场瘟疫在大量作品中留下印证，其中包括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完成于瘟疫横行期间的《十日谈》。直至近代，1947年加缪（Albert Camus）完成长篇小说《鼠疫》，但是这本书更多被解读为旨在刻画法西斯政治病毒悄无声息的蔓延。1346年黑死病的暴发并非突如其来。这场瘟疫暴发于亚洲草原，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瘟疫暴发的温床。1345年，通过陆路和海路，这场瘟疫抵达欧洲大陆的边缘。1348年，通过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黑死病抵达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港口。从那里开始，黑死病以每天30公里的速度在欧洲蔓延开来——这个距离基本上相当于当时的旅行者一天走过的路程。

不管是5000万还是8000万，死于黑死病的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只能近似地估计：在一些城市，甚至有80%的人因黑死病丧命，在另外一些城市这个比例约为15%。在第一场黑死病浪潮中，大片欧洲地区并未受到波及，如比利时、波兰和德国南部地区。大量的病人和死者对家庭和国家意味着什么，几乎无以言表。家庭和社区分崩离析，有人尝试自救，有人照顾病人，有人认定这是上帝的惩罚，有人喋喋不休地争论个人的贪欲和恶行。教会和当权者的声望因为无力抵抗瘟疫而一落千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族群会成为替罪羊。在欧洲遭殃的是犹太人，他们因黑死病被屠杀和焚尸。但黑死病历经数代才逐渐消失。城乡家庭的生活与工作需要重新调整，因为没有人应付遗留下来的工作。农业、手工业、各行行会等亟须重建——从长远角度看，这些促成了新工作方式下经济的发展。最后，正如一些艺术家所认为的，黑死病撼动了中世纪的神权专制，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黑死病的图景时至今日依旧对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周而复始出现的黑死病主题经常利用骷髅的形象展现各式各样的死亡，比如骷髅与死尸或者濒临死亡的人一起跳舞、骷髅用镰刀杀人，等等。诸如此类的场景深入人心，每当人们提到一种瘟疫，都会联想到这些。

黑死病流行过后频繁卷土重来的地区，以及区域性鼠疫暴发的地点，对早期的公共卫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些鼠疫暴发地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比如发明了特制的担架，将病人运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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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勃克林（Arnold Böcklin）绘制，存于巴塞尔艺术博物馆

有关公共卫生的话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继续探讨。在此补充一个自然而然提出的问题。数百年来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黑死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伤寒、炭疽病以及其他传染病的病原体，早已在数千书籍、报告中以最犀利的方式被剖析诊断过。通过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证明，1346—1353年，黑死病的病原体无疑是鼠疫杆菌。这种瘟疫的病原体在其第三次大流行期间，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热带病医生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发现。1910—1911年冬天，这场大流行的暴发也导致了臭名远扬的“满洲瘟疫”（Mandschurische Pest）的流行。这场瘟疫并非典型的腺鼠疫，即由淋巴结肿大的跳蚤叮咬引起的外周感染。更确切地说，这种鼠疫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作为一种肺鼠疫，它在任何感染方式下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大量死亡。

对“雅典大瘟疫”的探讨

历史上另一场著名的瘟疫是所谓的“雅典大瘟疫”（Attische Seuche）。这场瘟疫发生在公元前430—前426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kydides）对这场瘟疫进行了深入的记录。在拉丁语中这场瘟疫被称为“Pestis”，古希腊语称为“Loimos”。这个词是如何演变为一般性术语的，仍存在争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各城邦争夺霸权，雅典被斯巴达人包围。雅典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拥挤在海港区域，聚集在城市里。这场瘟疫总共夺走了雅典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瘟疫被认为是雅典战败的罪魁祸首，并最终导致希腊城邦文化的终结，进而导致整个希腊古典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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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大瘟疫》，荷兰画家斯威特斯（Michiel Sweerts）绘于1652—1654年

然而，这场瘟疫的真正源头直到今日仍不清楚。普遍认为，病原体首先侵袭了生存空间狭小、营养不良的民众，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又进一步传播开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斑疹伤寒（疹性伤寒），但许多其他疾病也反复出现，这些疾病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不可能是由鼠疫引起的，天花或炭疽病也证据不足。虽然分子生物检测显示有沙门氏菌存在，但依旧存在争议。

于是，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追溯病原体究竟有什么意义？在19世纪末描述2400多年前发生的鼠疫的病原体，这种追溯首先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流行病学的准确性，因为这种准确性在鼠疫发生的年代并不存在。它也破坏了时代本身的解释语境和解释模式。最后，这种追溯为过去发生的历史刻上了当代的印迹，但这种印迹在当时是不会有的。这就像在舞台上表演戏剧，某一场戏要二次公演，但主演却不是第一次公演时的演员了。尽管如此，这种复盘可能还是有用的，因为这可以让人们始终记住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从具体方法来说，我们需要明确：分析的目的是获得哪方面的知识？当前科学和医学的关注点必须与历史关注点区分开来。长期以来，鼠疫一直是一个普遍的术语，用于描述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各种瘟疫。从1894年起，它才开始代指与鼠疫耶尔森氏菌有关的疾病。

历史学家探究当时的人们如何经历这场瘟疫，如何解释这场瘟疫，人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治疗它，这场瘟疫造成了哪些社会后果，政府采取了哪些政治措施，这些措施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影响等；而古病理学家则研究这场瘟疫是由哪种病毒或细菌引起的。

天花、梅毒与大洲间的交换

1519—1521年，伊比利亚探险家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与少数西班牙雇佣军征服了今天的墨西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使用了枪炮、马匹、战术、狡猾、欺骗和财富。我们还知道，科尔特斯和少数西班牙幸存者，一共400余人，在1520年6月陷入绝望的境地。然而在此期间，天花疫情在阿兹特克人中暴发，在1519—1565年夺走了40%墨西哥原住民的生命。这场传染病解救了西班牙侵略者，使得他们可以继续前进。墨西哥原住民人口从2500万下降到250万，人口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欧洲人带来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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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的探险家科尔特斯，18世纪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的创作

今天，人们解释当年决定战争结果的天花疫情时认为，欧洲人已经在儿童时期的天花传染中存活下来，并因此产生了抵抗力，而原住民从未接触过此类疾病。不仅仅是天花，麻疹、腮腺炎、流感、伤寒、肺结核，还有后来的疟疾、霍乱和黄热病也被欧洲人带到了南美洲。1520—1580年，中美洲约80%的原住民死于感染瘟疫。这些疾病从中美洲蔓延到南美和北美。因此，征服两个美洲可能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牺牲。据估计，高达70%的美洲原住民死于不明疾病。

然而，细菌和病毒的“输入”并不是一条单行道。根据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于1972年在一家小型出版社少量出版的著作《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这次交换包括了新旧世界之间的全部交流。克罗斯比以这本著作创立了全球生态历史学。作为这一学科的先锋，他深入研究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全部生物影响以及文化冲击。玉米、土豆、西红柿和其他茄类植物、花生以及许多现在被认为是欧洲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水果的食物，都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美洲当地人不认识马、驴、牛和绵羊。北美中部草原的印第安人文明都借助了西班牙马匹。在当前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追踪美国或加拿大白人移民在当地的分散定居过程。比如佩珀雷尔（Caitlin Pepperell）证明，肺结核在加拿大是紧随原住民和皮毛商人之间的皮毛交易传播开来的，但只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突然暴发。

印第安人报仇了吗？事实上，在哥伦布“发现印度”几年后，欧洲也出现了一场新的瘟疫，更确切地说，发生在1494年的那不勒斯。著名医生法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在一首演讲诗中将这场瘟疫称为“梅毒”。当时，这场疾病被解释为恒星的一次特殊会合。然而从经验上看，很快就有人怀疑这种疾病以某种方式与“淫秽”、“猥亵”、性交有关。今天我们知道，梅毒是由螺旋体群的梅毒螺旋体引起的疾病。这种细菌的储存库是人类，肯定对人类有致病性。

然而，如我们今天所知，也有其他疾病是由螺旋体引起的，在旧世界久负盛名。例如，梅毒的一个同源病毒引起了雅司病，一种非性病的热带病。它不会导致死亡，但是患者的皮肤和骨头会遭到严重毁坏。在早期有关某种新型“法国疾病”的报道中，例如在胡滕（Ulrich von Hutten）的控诉中，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与雅司病有关，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追溯为同一种疾病。新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似乎可以证明，西班牙人将这种病原体的南美变种带回了欧洲，导致无免疫的欧洲人受到攻击。梅毒在雇佣军身上成为一种性病，并引起了长期的真正的恐慌，直到胂凡纳明和青霉素出现为止。因为与性相关，梅毒为丑化资产阶级性生活的敌意倾向提供了可能性，并成为一种威慑。它被解释为上帝对无节制生命的惩罚，像艺术主题一样流行开来。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作者让一位作曲家感染梅毒，目的是在天赋和精神错乱的交错中通过大脑疾病唤醒天才的创造力和天分。最终，这位作曲家精神错乱，逐步走向死亡。

本章节的回顾想传递这样的信息：瘟疫及其传播，虽然依靠其生物学的本质，但也综合了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人类的行动，我们只能从这个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瘟疫。

被遗忘的1918年大流感

据报道，臭名昭著的1918—1920年流感在其三次传染浪潮中一共造成3000万～5000万人死亡。一些数据表明，全球死亡人数高达1亿人，即使是在没有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地区，流感依然造成了死亡。大概有5亿人被感染。这场近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流行病为什么被遗忘了这么久（至少在欧洲是这样），仍然是个谜。直到20世纪90年代，医学史学者和普遍史学者都没有认真研究过“西班牙流感”（Spanische Grippe）。即便在这场大流行病横行的时期，至少在欧洲，公众的反应也不大。虽然结核病或梅毒在艺术和文学中反复出现，但很少有作家考虑过流感。比如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长篇小说《1918年11月》（November 1918）中，只是将瘟疫作为缓慢而幽暗的背景音乐，时隐时现。难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对革命的恐惧使得欧洲人民变迟钝了吗？据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和平民伤亡人数约为18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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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底西班牙的讽刺漫画：《那不勒斯士兵报》（Soldado de Nápoles）上有关于这种疾病的良性特征，同时也提到在墓地中准备好了地方

3000万～5000万这一估计范围揭示了流感死亡者的一个根本问题：所有的病人和死亡者，比如生活在周边农村地区的感染者，是否都已被包括进去并上报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时的常规临床诊断是否足以清楚地将死者死因归于流感？

在20世纪90年代末，西班牙流感的病因从分子生物学上得到了解释：利用依靠聚合酶链反应（PCR）研究出现的新可能性，可以从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层中的流感受害者集体坟墓中找到最小基因片段进行基因组重构。这一发现还得到了来自1918年死亡士兵的各种保存组织样本的补充，从这些样本中可以重建部分流感病毒。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是甲型流感病毒之一。

从各种对抗瘟疫的措施中，产生了各式各样隔离形式的历史试验。1918年9月费城暴发瘟疫之后，游行和其他公共活动依然允许进行；但在圣路易斯，人们基本上禁止相互接触。最终费城每10万人中719人死亡，圣路易斯每10万人中347人死亡。这项历史流行病学研究对德国目前的决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即当新冠肺炎呈指数级传播时，应尽量避免社会接触，尤其是关闭学校和幼儿园。这也是应用医学史的一个例子。

实际上，流感在欧洲是众所周知的。19世纪的教科书中已经列举出了最准确的症状，以及发生和传播途径。受影响者的范围也很广，偶尔还有人观察到男性更容易感染。1918年5月底，西班牙流感传到德国时，关于“一种神秘的西班牙疾病”的第一批报告似乎只经过了检查。西班牙没有陷入战争，审查制度较少，西班牙医生是欧洲第一批采取更严格瘟疫防护措施的医生。因此，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也有人猜测，可能是协约国的援助部队从远东地区把疾病带进来的，美国军队也要对此负责。在同盟国方面，则有传言说德国人散播了一种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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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采取了预防措施，不允许任何不戴口罩的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在疾病到达德国后不久，国会卫生委员会于1918年7月和10月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反复出现的疾病和死亡病例。尽管7—10月局势恶化，但在第二次会议之后，当局依然认为：该病不必呈报，也不必禁止集会；学校会在必要时关闭；建议民众洗手、用盐水漱口、生病后卧床休息。虽然许多医生呼吁关闭剧院、取消活动以控制疾病，但市政当局仍试图保持剧院开放。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西班牙流感的病因展开了争论。由于没有发现哪种细菌会引发这种疾病，研究人员再一次接受了历史和地理上细菌发现前，人们对瘟疫产生的想象，最终出现了病毒（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病毒，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毒物”）可以被认为是发病原因的理论。实际上，医生在病床前的工作，与理论上的论述相去甚远。他们的努力治疗大多是无济于事的，诸如酒精、咖啡、鸡汤或茶之类的家庭药方兴盛起来。高死亡率证明，在这场大流感期间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无效的。

近代的疾病与战争

领导战争的阵营也对西班牙流感保持缄默，因为军方领导人担心有关流感的报道可能会削弱军队的士气。

营地热尤其令人担忧，这种疾病也被称为战争热或野战热。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染病——伤寒和斑疹伤寒，往往隐藏在其背后。在1812—1813年的战争中，拿破仑一世骄傲的“宏伟军团”的60万名战士，只有2.3万人从俄罗斯返回。大多数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营地热。

德国军队高层十分熟悉这一情况，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由于疾病，德国军队进行的突围行动相对较少。14万德国军人中，超过4.3万人由于伤病丧命，其中1.5万人的死亡与疾病有关。超过75%的病人死于痢疾和伤寒。总的来说，将近7.5万名士兵感染了痢疾和伤寒，将近9000人死于这两种疾病。传染病肆虐的决定性原因是，驻法国的德国士兵密集地驻扎在伤寒流行地区。

天花更为明显。德国为新兵接种了天花疫苗，即使小时候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也会再接种一次。与此相反，法国军队对天花的预防却很松懈。在这场出乎意料的漫长战争中，当其他军队撤离法国时，已经感染了天花。这种瘟疫从士兵传染到平民身上，并在1869—1870年造成约20万人死亡，1870—1871年又造成9万人死亡。德国军队中只有大约5000名士兵由于天花病倒，约300人死亡。在法国军队中，这个数字无法确定，可能有12万士兵染病，2.4万人死亡。大量的法国战俘将天花带到了德国，这对进一步的天花流行史和公共卫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天花在德国暴发。仅在普鲁士，1871—1872年就有超过12.5万人死于天花，大致相当于每一万名居民中有25人死于天花。而在和平时期，每一万名居民中只有2人死于天花。总的来说，1871—1872年，德国死于天花的人数超过17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瘟疫是人类永恒的陪伴者。只有国际贸易以及城市和行进军队中的大量人口，才能够为疾病病原体提供必要的中间宿主和最终宿主库，并最终造成数量惊人的受害者。因此，病原体的生命和生存可能性与人类的生存条件是相互作用的，是等价的因素。复发性瘟疫唤起了相应的公共对策，促进了公共卫生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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