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虫》的生命力之顽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部马雅可夫斯基86年前的作品，经孟京辉于14年前重导上演之后，再度在这个初春于寒意中苏醒马雅可夫斯基以令人惊叹的预见性，作出了一个诗人对时代的诊断这一纸诊断书，有如戏中的“臭虫”一般，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的中国，仍然显得如此恰如其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可爱的臭虫?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可爱的臭虫
《臭虫》的生命力之顽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部马雅可夫斯基86年前的作品，经孟京辉于14年前重导上演之后，再度在这个初春于寒意中苏醒。马雅可夫斯基以令人惊叹的预见性，作出了一个诗人对时代的诊断。这一纸诊断书，有如戏中的“臭虫”一般，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的中国，仍然显得如此恰如其分。
向臭虫般的小市民宣战
《臭虫》是一部讽刺小市民的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小市民就是主人公普利绥坡金。他一出场就在进行婚前采购，洋洋得意，以胜利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自居。一帮人在婚礼上胡闹，结果发生了火灾，新娘和宾客都烧死了，粗心大意的消防员则把普利绥坡金和一只臭虫一同冻在了地窖里。
这只是一个开场白，马雅可夫斯基在后半部分讲述了一则看似荒诞的社会寓言：50年过去了，普利绥坡金和臭虫一同被解冻，来到了一个“科学昌明、井然有序”的社会。解冻普利绥坡金的医学机构失望地发现，经过了50年，人体构造（甚至内在的人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相对理性的现代，普利绥坡金被视为酒精、浪漫、幻想的传染病源，科学家们警惕地将其隔离。而那只曾跟他冻在一起的臭虫，反而作为已经灭绝的珍稀动物被小心翼翼地供奉。普利绥坡金最终成为臭虫的饲料，被关进动物园的铁笼里与臭虫一同进行展览。
这是1928年，离马雅科夫斯基生命的终点还有不到两年。在《臭虫》之前，他已经有七年没有写过舞台剧本——他的上一次舞台剧本创作，是三个诗体小型宣传鼓动剧，分别描写资产者、牧师和其他“不劳动者”在1920年5月1日这个被宣布为全俄劳动星期六的日子里，也不得不拿起了铁锹。而在《臭虫》的前半场，他也表达了对集体劳动和工厂生活的一丝怀疑。当然，更多的是小市民庸俗品味的反讽。剧本完成后，他说：“《臭虫》是一个戏剧形式的作品，我过去以戏中的主题写过短诗和长诗，画过招贴画和标语画，这就是反对小市民的主题……我，一个报纸工作人员和评论家，将所得到的一些事实，经过加工后，变成了这个剧本的基本材料。我的剧本中任何一个情况，都是根据几十个真实情况写出来的。
在他笔下，普利绥坡金代表了革命胜利后蜕化变质的一类人。他抛弃了已怀有身孕的未婚妻，娶了理发店老板的女儿。这桩婚事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笔交易：普利绥坡金要的是理发店老板的钱，理发店老板则希望通过他弄到一本工会会员证。而50年后，普利绥坡金在复活后，不但和新时代的人们格格不入，并且向周围传播着传染性的“病毒”。大楼里的家狗经他接触，变成疯狗，专门向人献殷勤、做媚态。人一旦被狗咬伤，就传染上阿谀作风。少女夜里听到普利绥坡金弹的吉他，竟患上疯狂的“恋爱症”。而臭虫则是他所代表的“庸俗的市侩”的写照。马雅科夫斯基写道：“臭虫咬在人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下；庸俗的市侩一口咬在全人类的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上。区别仅在于此。”
马雅科夫斯基在表现小市民阶层时，并不是单纯地进行反讽。普利绥坡金的蜕化变质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现象：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马雅科夫斯基首先抨击的是那些见风使舵的小市民，因为当小市民以出身于"红色家庭"来掩盖自己的本质时，就变得尤其危险。这部戏剧1929年2月13日由梅耶荷德导演，在莫斯科国立梅耶荷德剧院首次上演，便受到热烈欢迎。从此，普利绥坡金成了小市民的代名词，一度出现了“普利绥坡金气质”这样的专门术语。但是，《臭虫》的发表和上演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反感。许多文章公开否定剧本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剧本以一种“另人不快的反苏维埃的心眼”来描绘未来的人们——在那个时代，人们相信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而不是像马雅科夫斯基笔下的五十年后那样，变成一件可有可无的装饰。
未来会不会有不同？
马雅可夫斯基其实是一个格鲁吉亚人。1893年，他出生于一个林务官家庭。1906年父亲去世后，他们全家移居莫斯科。1908年，17岁的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曾3次被捕。在狱中，马雅科夫斯基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同时尝试写诗。1911年，他进入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学习，结识了一大批“未来派”的诗人，画家。在当时，这些年轻的“未来派”，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腐朽、僵死，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1912年底，马雅可夫斯基和大卫·布尔柳克等人共同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出版了俄国未来派的第一本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带着这种思想，他将舞台看成表达强烈情绪的剧场——他反对自然地描摹生活，坚持“舞台不是普通的镜子，而是放大镜”——这在《臭虫》中反映得淋漓尽至。特别用一个想象的未来，来映衬无从逃脱的现在，更是令讽刺深刻几分。
十月革命之后，马雅可夫斯基不但将传统沙俄的小市民习俗作为讽刺的对象，还将目光投入了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种弊端。1922年，他的著名短诗《开会迷》（1922）以辛辣尖锐的语言，讽刺嘲笑苏维埃政府中那些整天浸泡在会议里的官僚主义者：“每天，当黑夜刚刚化为黎明，我就看见……人们都分别去上班。 刚一走进房里，公文就雨点儿似地飞来：挑拣出五十来份，都是最重要的公文！。职员们就分别去开会……伊万·万内奇开会去了——讨论戏剧部和饲马局合并的问题。”在这首诗里，他更是用荒诞的手法描写道：“（办公室里）坐着的都是半截的人。噢，活见鬼！那半截在哪儿呢？‘砍死人了！杀死人了！’我满屋乱转着，大声叫喊。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这时，我却听见秘书异常平静的声音：‘他们一下子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二十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劈开！齐腰以上留在这里，那半截在那里。”
和传统的未来派不同，马雅可夫斯基拿不准这一切在未来是否会有改观。这让他在面对“拉普”（俄罗斯主流无产阶级流派）的批评时有口难辩。《臭虫》上演之前，马雅可夫斯基在国立梅耶荷德剧院，面对着导演梅耶荷德、作曲肖斯塔科维奇等艺术家朗读了《臭虫》的剧本。梅耶荷德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它卓越的风格，并立即投入了工作，他没有对台词做任何改动。戏排得飞快，只用了六个星期就完成了，1929年2月13日在莫斯科国立梅耶荷德剧院首演。《臭虫》的艺术处理无疑是成功的，但它的前途并不美妙。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和梅耶荷德都站在当时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拉普”的对立面，《臭虫》尖锐的讽刺性显得不合时宜。1929年至1930年间，马雅可夫斯基和梅耶荷德并肩站立承受着大量的攻击，他们则以排演马雅可夫斯基的新剧本《澡堂》作为回答。这部讽刺官僚主义的天才喜剧剧本朗读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然而由于“拉普”的反对和后期的仓促，导致了1930年3月16日首演的失败。
马雅可夫斯基情绪低落，不仅剧作备受攻击，他筹办的个人创作20周年成就展览会也遭到冷落，没有多少参观者，也没有重要人物出席。他还患上了喉咙病，医生劝他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到处去朗诵。1930年4月14日早晨，女演员维罗尼卡刚离开马雅可夫斯基的工作室，屋内便传来一声枪响。马雅可夫斯基用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的人们对此评论纷纷，主流的观点却不是感到惋惜。一份报刊评论甚至说：“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是时代的鼓手，但是现在他已力不从心，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跫跫足音，把握不住时代的脉搏。”然而，时至八十年后，在遥远的中国仍然上映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并让观众有如被咬到痛处般心有戚戚。什么才是真正有生命的艺术，已经无需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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