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首霸魏国的来龙去脉
平王东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此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
公元前661年，西周所封的魏国，被晋献公灭掉了。这个魏国，不是战国时代的魏国，是与晋国同时存在的周朝分封的小邦国。晋献公把原属魏国的领地封给功臣毕万，称为魏大夫。魏文侯就是毕万的后代。
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姬姓魏氏，魏桓子之孙，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战国时期魏国开国君主)
晋献公时代，晋国大肆向外扩张，国力大增，但国内却因继承权问题发生内讧。晋献公的儿子重耳流亡国外，后在一些大臣的拥立下，归国即位。这位重耳，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当上国君以后不久，就成了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
到了晋昭公时代（前531-前526）以后，晋国权力下移，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六位大臣控制了整个晋国朝政。六家互相争权，角逐激烈，范氏和中行氏，首先被灭掉了。所剩四家，智氏实力最强，智氏骄横，欺辱三家。晋哀公四年（前453），韩、赵、魏三家忍无可忍，联手灭掉了智氏，赵简子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漆，当成酒器饮酒。当时参与灭掉智伯的魏室之主是魏桓子，桓子之孙叫魏斯，魏斯就是魏文侯。
魏文侯于公元前445年即位，公元前403年，东周的天子在韩、赵 、魏三位晋国大夫的强烈逼迫下，正式承认为他们为诸侯，韩、赵、魏都成了真正的封建国家（由周天子正式分封所建立的诸侯国家，不是现在流行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意义上的封建国家），不再是诸侯国之一的晋国的卿室、大臣。魏文侯，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真正建立者。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再度联手，把他们共同的主子晋静公给废掉了。作为西周分封的诸侯，存在了700多年的晋国彻底灭亡，原本的晋国分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
魏文侯原本也姓姬，是周朝的宗亲系统，封于魏氏，名斯，又名都。魏文侯建都城于安邑，在今天陕西省夏县的西北某处。
魏文侯在位时礼贤下士，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孔子的弟子子夏，还有子夏的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魏文侯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这些出身于平民和下层的新兴小贵族——“士”，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专长，对于魏国的强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使用这些人，拉开了用官僚政治，取代世族政治的序幕。
魏文侯时期，变法革新，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使得魏国迅速富强起来，同时又抑制赵国，灭掉中山，连败秦、齐、楚诸国，开拓大片疆土。魏国一下子就成了中原的强国，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雄霸天下的诸侯国。
魏文侯死后，其子击继位，称为武侯，之后是惠王。战国初期的霸主地位，保持了很长时间。
魏惠王为了争夺全国的需要，把都城迁到了大梁，所以历史上也称魏国为梁国，魏惠王也被称作梁惠王。孟子曾经到过魏国，劝说梁惠王推行王道政治，惠王虽然没有接受孟子的主张，但对孟子还是礼数有加，十分尊重。
惠王以后，齐、秦、赵、楚等相继强大，魏国却渐渐衰败下去，但还是坚持到了战国的最后。公元前225年，最终被秦国灭掉。
魏国在战国初期近百年的强国地位，是文侯奠定的。从魏文侯的施政方针里，我们现在还可以依稀看到“大国崛起”的明显印记。
二、尊重人才，创造文化的软环境
魏文侯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使得魏国在战国之初首先成为霸者的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资治通鉴》卷一的记载：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通鉴》卷一所载的这段话语，我先给大家略微翻译一下。就是说，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卜子夏，还有子夏的弟子田子方，请到自己的国家中来，以敬师之礼对待他们。同时，每当乘车路过贤人段干木家的时候，都要停车、俯身，以示礼敬之意。他的这个做法，感动了人心，很多贤能的人士，就都来到魏国，魏国一时间成了天下人才的汇集地。
魏文侯坐的是什么车，肯定不是奔驰牌轿车，那时候没有这东西。其实那时也不是坐车，而是站在车上，车前有一横木，就是上面说的“式”，乘车人用双手把握着，以免行进中摇晃掉下去。那时乘车的都不是一般人，所以都很骄傲。但是魏文侯为了表达敬贤之意，往往停车俯身，受尊敬的人自然感动,有才德的人听了，也都很羡慕，希望得到这样的礼遇。于是，很多有本事的人就都跑到魏国去了。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人才济济，而这个国家却不强盛，这是不大可能的。魏文侯首先揭开了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战的序幕，并为各国重视使用人才树立了典范。
但是，光有人才不行，还必须充分了解每位人才的才干类型，把他们都放到相应的岗位上去，才能发挥人才应有的效用。如果用人不当，非要让卖茶鸡蛋的去防治禽流感，让擅使青龙刀的人去研制铸刀法，看似相应，实则不相干。更不可以让学者去种地、让将军去抓小偷，让宰相去断盗窃案件。人才的使用，要合乎他的才能特点，魏文侯在这一点上非常杰出。人才到了他的手上，都能得到适合于自己特长发挥的职位，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尊重人才这句话，朋友们可能天天听说，但却没有天天看到，甚至是天天看不到。尊重人才不仅是态度问题，也绝不仅只是给他相应的待遇问题。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要让他有发挥自己特殊才能的位置，还要为他提供顺畅发挥才能的外在条件。否则，把他们都招到自己身边，放在仓库里，他们会感到憋闷、压抑。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等于没有才能。浪费感情是可怜的，浪费资源是可耻的，浪费人才则是可惜的。魏文侯把来到魏国境内的人才，都派到了适合的用场上，使他们各展神通，想让魏国不强大，都没有可能了。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一点，用人虽讲实效，但却不能太功利。比如卜子夏，他到魏国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记载，子夏本名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如此则子夏生在纪元前507年。魏文侯执政期为纪元前445，到纪元前396年。就算魏文侯在执政十五年后，即前430年招揽子夏前来，那么子夏也已经快80岁了。这么大年纪还能干什么？魏文侯为什么要请来这样一位老朽，仅仅是用作诱饵来垂钓天下的英雄豪俊，或者放在那里当花瓶，用以装点自己的门面，以示自己有尊师重教之德吗？我想不是的。没有一个真正讲究实际的人，会礼聘一个80岁的老太太，既非妈、又非妻的在那儿空放着，以博取世俗社会“尊重妇女”的虚美赞誉。魏文侯不是一个图虚名的人，否则魏国也不会真正强大起来。那么他迎请子夏来做什么呢？
卜子夏(前507年-前420），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孔子学生，“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
子夏在魏文侯的时代，可能是孔门弟子中仅存的人了，至少是仅存者中，孔门学说的当然权威性人物，这个地位和身份太重要了。一是他的身份本来就值得极度尊重；同时，他的学问和思想随时可用来顾问。最重要的，还是子夏的到来，把当时全国文化的重心，从东方的鲁国等地移到了西边的魏国，使魏国很快成了全国文化的中心，成了全国最先进文化的代表。
这种文化的软环境，极容易被功利心强的执政者和行政者所忽视，他们表面上懂得人才的重要性，聘请技术能手、院士、学科带头人之类，但他们并不知道，讲求实效却不能过于功利的道理，这些人自然能给自己带来现实的好处，或许还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是这都是硬件，硬件不能营造长久发生效用的“培育”氛围，氛围的营造，需要软环境，软环境主要是文化，饱含思想内涵的文化，效力更深远、更绵长，所以更重要。文化的软环境，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长盛不衰的丰腴土壤。没有这样的土壤，就算有几个像样的人才，也只能收到一时的功效，人才死了或者走了，国家或者地区就没了指望和依靠。吴起是了不起的人才，但他在魏武侯之初就离开了魏国，可是魏国并没有很快就衰落下去。就是因为人才在魏国依然受到重视和重用，受到尊敬、尊重甚至尊崇的软环境，在魏国已经营造完成，一时半会儿不会轻易消散。
近代时期，中国虽经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但最终还是没有灭亡，靠的是什么？是科学技术吗？是一时间有人才吗？不是，这两项恰恰是当时最匮乏的。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文化，虽遭受严重摧残，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逝的文化。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的命运。文化的软环境，会不断地滋生出新的要素，中国文化这棵老树生机未竭，中国虽受挫折，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魏文侯虽然不一定深通这一点，但他知道文化软环境在移风易俗、培养造就人才方面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魏国的各色各样的高等级人才中，子夏虽没有派上具体的用场，但却最受尊重，地位最高，他只要讲学，甚至只要行走在魏国里，魏国就会有人望，魏国的风俗就会改变，魏国的吸引力就会加强，魏国的人气就会不断上升。这就是德高望重的大文化学者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任何专业人才——包括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商家之类，无法比拟，也无法替代的。
三、魏文侯的襟怀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魏文侯使用人才的具体情况，也借此了解一下魏国的君臣关系和当时魏国的社会风气。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资治通鉴》卷一）
这则故事，是围绕微文侯灭掉“中山”国和把所得的“中山”之地封给谁而展开的。
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将，灭掉了中山国，遂将所得之地封赏给了自己的儿子“击”。这个“击”，就是后来的魏武侯。文侯就这个事情问臣下们说：“你们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君主呢？”大家都说他是仁君，这正是他想听到的。但是有一个叫任座的人却说他不算什么仁君，理由是他没有把中山封给他的弟弟，而是封给了他的儿子。在家族中，对儿子太好是自私，对兄弟好，才是公道。任座触怒了魏文侯，文侯大怒，任座只得慌急地离开了。文侯紧接着又问翟璜：“我是个怎样的君主？”翟璜说：“您是仁君。”文侯接着问道：“任座说我不是仁君，你凭什么说我是仁君？”翟璜顺势说道：“我听说君主要是有仁德，臣下就能正直敢言。刚才我听到任座的直言，所以才知道您是真正的仁君。”魏文侯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就让翟璜把任座叫了回来，还亲自离座，到厅堂外面去迎接任座，将任座当成最上等的臣宾。
这则历史故事的大略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任座敢于直言不讳，确实说明魏文侯对待臣下并不十分凶暴，否则任座可能真不敢捅他的肺管子。魏文侯如果没有向往仁德的心肠，任座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翟璜虽然很会说话，但不是为了讨好魏文侯，而是借此机会诱导魏文侯，使他的心胸更加宽厚。文侯本人也是知错即改，着实可爱。当然，这些还都仅止是表面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东西：权力并不是用来吓唬人，使人唯唯诺诺，不敢讲真话。善用权力的人，不借助权力以呈自己的威风。而自己的威信，恰好是在不轻易滥用权力的过程中，慢慢树立起来的。滥用权力的人，从来不会有真正的威信，也许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威信，才不得已而滥用权力，以达到狐假虎威的客观效果。以为占据了官位，拥有权力就拥有了一切的人，只会因为拥有权力而损害自己的声誉，除了利益之外，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尊严和尊重。
人家的君臣关系，多令人羡慕！在那样的朝廷里效力，想不愉快都不能。
四、谁当宰相更合适
我们再来看一则故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要在魏成和翟璜中间，选一个人出来当宰相，一时决定不了，于是就问李克谁更合适。李克说：“地位低下的人，不参与高官大爵的任免；关系疏远的人，不介入关系亲密者之间的关系。我是一个京外官员，不应当直接参与这样重大的国策问题，所以您还是不要问我为好。”文侯说：“请先生不要推辞，我真的就想问您，因为您是有见识的人。”李克说：“其实您只是没有认真考察，如果您认真考察，这件事也就不必问我了。考察一个人，只要看他在不同境遇下的表现，就完全可以真正了解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平常时，看他跟什么样的人亲近；有钱时，看他给什么人花；身居高位时，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窘困时，看他不做什么（看他是不是因为穷困就无所不为，全无操守）；穷苦时，看他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不是只要能够得到钱，摆脱经济生活的困境，就不计手段，不顾尊严。考察这五点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问我。”魏文侯说：您可以安心回家了，我知道该用谁当宰相了。
李克从文侯那里出来，遇见了翟璜。
翟璜问李克说：“我听说今天国君召见您，问您任用宰相的事情，到底用谁了？”李克毫不隐讳地说：“魏成。”翟璜听了很生气，怒气忍不住都从脸上表现出来了。愤愤不平的说：“西河的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给文侯的吧？（败秦夺地，扩充国土，功劳不小吧？）邺地民怨沸腾，文侯以此为深忧，寝不安席，我推荐西门豹；（西门豹除巫去邪，使良善得安其生，效果差吗？）国君要讨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轻易就灭掉了中山；（我举荐的不合适吗？）中山国既灭之后，文侯担心没有合适的守备者，我推荐了先生您；（错了吗？您忘记了我推荐您的恩德了吗？）国君的儿子没有好的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不是很优秀吗？）以您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我哪一点不如魏成呢？”言外之意就是：您不是长耳朵的聋子和睁眼睛的瞎子吧？您那眼睛和耳朵都是用来喘气儿的，不是吗！李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您把我举荐给文侯，该不是出于结党营私，以谋求高官厚禄的目的吧？国君问我谁适合作宰相，我的回答就是魏成比您更适合。我之所以知道国君一定要用魏成作相，是因为魏成把国君给他的封赏，十分之九都用到了礼贤下士上，自己只留了十分之一使用。他赢得了天下知识分子的欢心，给国君招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贤人国君都以师礼对待他们；而您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以臣子对待，您怎么能跟魏成相比呢！翟璜听了以后，往复走动着，最后真诚地拜谢李克说：“我这次表现得真够鄙陋了，不该这样啊。希望您以后把我当成弟子，不吝赐教哇！”
我现在分层次给大家解说这则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李克这个人有没有资格充当魏文侯卜相的顾问。李克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在君主身边，只是一个外臣，本不便于参与国政，但因君主诚挚相问，只能如实作答。同时他不因为自己是翟璜举荐出来的，就倾向翟璜，而完全从国家任用宰相的根本要求出发来提醒魏文侯。再加上他对翟璜的那段说明性话语，我们完全相信，无论从人品还是见识上，李克完全有资格、合条件充当君主卜相的征询人，甚至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顾问人选了。
再看翟璜是否适合作宰相。以翟璜自己的陈述，其在举荐人才方面，对国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可观的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可观成就，乃是因为他知人善任，有伯乐之才。所以，翟璜出任宰相，绝对合格，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一定会是一位极端出色的宰相，不是一般的尸位享祭的平庸之辈。有关这一点，魏文侯是深知无疑的。那为什么还会犹豫不决，问卜于李克？因为还有相近的或者更合适的人选。魏国人才太多，而且重量级都很高，都是120公斤级以上的，不是举重，而是人才。所以文侯才感觉有必要“卜相”。翟璜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得任宰相？按照李克的说法，因为翟璜举荐的人才都被魏文侯用为重要的大臣，这一点虽然很重要，但是还是不及魏成更合适。因为魏成所举荐的人才，魏文侯都把他们当老师敬待。大臣能力再强，功勋再卓著，也是君主的臣下，君王对于他们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必须听命于君王。他们身处君王之下，只有效命君王的职分，没有分庭抗礼的资格。老师就不一样，君王必须敬待老师，这不仅是礼节，而且因为老师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朝廷大臣，所以君王没有资格命令老师一定要如何如何。老师可以教导君王，指引君王，还可以劝谏君王，批评君王，指责君王。
朋友们不要以为王某人在这里胡乱猜测，因为大家看到了在中国的历史上，老师实际上并没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受到君王的尊重和爱戴。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君主无礼，他们违规。正常的规矩应该是这样的，我讲的是理。君王无礼违规，造成历史上老师没有地位，这是臣下的问题，他们没有把这一正常而且正当之礼，贯彻下去，形成一种成文法典或者不成文法典，才致使君王在根本上不把老师当回事。这是历史上的官员们干的，他们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讨好君王，破坏人间公理，这是他们应当承担的历史罪责。
君王自然希望自己的权力无边广大，为了权力的畅行无阻，他们可以欺师灭祖，他们可以把一切不同政见者都当成对他权力的威胁和挑战，他们可以用一切不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反对者和持有异议者，而美其名曰是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试验期。在这个难得的机遇里，大臣们没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师，更不得擅自惩罚和杀戮老师定为行规，这是先秦时代的大臣们的重要失职，他们也许对得起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君王，但他们对不起中华民族。习惯一旦形成，改造起来就会异常艰难。尽管后世的儒家学者们极尽努力，终于没有能够挽回。老师不是大臣，连属下也不是，不可以随意指使，更不可以随意蔑视。惩罚和杀戮老师，更是大逆不道，伤天害理。
五、魏文侯敬待老师的深远意义被后人严重忽视
我不妨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同时代的程颐却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很讨厌程颐，因为他是理学家，他主张要坚定人生操守，要限制感性生活的欲求。大家都喜欢苏轼，因为他豪放，活得潇洒！也都讨厌程颐，因为他刻板、拘泥。可程颐却有比苏东坡更了不起的长处。程颐做过宋哲宗皇帝的老师，原来老师给皇帝和皇储讲课都在一边站着，到程颐这里改了规矩：老师坐着，皇帝站着。这是恢复先秦孔孟时代尊师重道优良传统的历史性创举，是真正伟大的、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老师因为地位崇高，不可侵犯，才敢于、并且有资格批评君王，斥责君王，匡正他已经偏斜并且随时还可能继续偏斜下去的用心和做法！老师可以监督政治，矫正它的偏失，阻遏它朝向邪恶的方向发展。这是孔子确立师道尊严最为重大的意义，很多文人墨客根本就看不懂这一点。苏东坡虽然是传世的大文豪，但他同样看不懂这一点，以为程颐是在故意抬高自己，对君王不敬。后世的文人墨客，也跟着胡乱评头品足，说程颐疯癫，苏轼豁达。老师不受尊重，老师一旦没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所不敢、也不能轻易触碰的地位和保障，承载中国文化的圣道，就会因此而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以道抗势的可能性，也就跟着自动丧失。统治者，甚至各级各类的官员们，就可以随便凌驾于知识分子和社会公平正义之上。等到民众遭受无休止、无边界的欺压剥削的时候，再来大呼小叫地抱怨官府和官员，已经来不及。因为没有定下尊师的合理规矩，临机也就无计可施了。
魏文侯敬待老师，继续春秋未绝的传统，开了战国时代一个很好的片头。可惜中国历史这部大剧，在向后的不断上演过程中，被贪功求利的混账官员们破坏掉了。这就使得后来历史中的皇帝，不再把老师放在心上，而是把老师也当成了他的奴仆使用，就好像把他父亲当成佣人来使用一样。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的说法，魏文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请到自己的身边，子夏向他传授了必要的经典知识。实际上他真的是魏文侯的老师，而不仅仅是一位魏文侯以师礼对待的社会贤达。
魏文侯的时代，老师在整个中国的不同诸侯国中，都普遍受到礼遇和重看。文侯之孙，就是梁惠王，曾经受到孟子亲切的教诲，孟子告诉他不要整天把利益挂在嘴边上，心里要装载仁义。尽管梁惠王以各种理由推托，并不接受孟子王道政治的主张，但对孟子却是礼敬有加，因为孟子是老师！老师是绝对不可以慢待，更不可以迫害的！
实际上，有关这一点，就连《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也不懂。他就孟子面对齐宣王的招揽而不致，走了也不告别的事件，大放厥词说：“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这是司马光在其所著《疑孟》中的话语。从其所著的篇名就可以看出，他怀疑孟子的说法和做法，并不符合中国文化之道。
司马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孟子面对君王之招，可以不应，离开又不向君王告辞，有失尊君之礼，不值得提倡。如果提倡孟子这样的做法，后世的臣子们就会以此为借口，骄傲地慢待君王，而那些无所事事，只贪图官位和利禄的人们，也会援引孟子的做法作为参照，仿佛他们的行为有至高无上的根据一样。”
应该说司马光的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他的担心，只是为了君王的虚荣，只是为了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不被轻看。他没有为中国文化之道受到伤害担心，尤其没有为老师的尊严担心。司马光虽是高人，但还没有高到懂得“道尊于势”和势力必须屈尊于道的程度。
针对司马光的上述说法，南宋的大哲学家胡五峰先生，曾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师严，然后道尊，贵贱一也。孟子于齐王，有师道焉，未闻有官守言责也。夫官守于一职，言责于一事，职修事行，则有功而受赏；出守忘责，则有过而受罚。可程，可督，受之于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发之；君所未有，而已与之，提携其善，増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师也。孰敢官之而责以言哉？故齐王于孟子，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拟议者，以孟子有师德而师道固然也。司马子曰：‘愚恐后世挟其有以骄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以自况。’是不识孟氏心而未知所以为师耳。噫！自秦汉以来，师傅道绝，朝廷乏仪，大抵皆袭嬴氏尊君抑臣之故，无三代之遗风久矣。司马子习于世俗，溺于近闻，譬之安于培塿者，骤窥泰山，乌得不惊且疑乎？”（胡宏《释疑孟》，见王立新点校本《胡宏著作两种》第277页，岳麓书社2008年9月出版。）
这是胡五峰先生针对司马光的说法所提出的批评和矫正，文字出自胡五峰先生的《释疑孟》这部著作中。很显然，书名就是针对司马光对孟子的误解所作的矫正。
胡宏(1102-1161)，号五峰，胡安国之子，湖湘学派创立者。主要著作有《知言》《皇王大纪》《易外传》等。
胡五峰先生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老师有尊严（包括社会对其尊重的保护和自身对自身尊严的维护），文明之道、仁义之道、社会公道才会被世人看重。如果孟子轻看自己，凡事都以君王为重，那么承载中华文明的大道，就会因此被看轻。如果你是一个官员，你的来去就都得向君王交待。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君王只凭自己的好恶判断和处置问题，不能使为官者尽到职守，那么官员也可以脱身离去，但必须要向君王交待，而后辞行，因为你是他的下属，你不仅要遵守上下等级的礼仪规范，而且还要表明自己的来去明白。坦坦荡荡的来，光明磊落的去。但这是官员，也就是君主臣下的做法。孟子不是齐宣王的臣下，是他的老师，曾经为他解答很多重大的人生和行政的疑难问题。他的职任是陶冶君王之心，教其改邪归正，他不受命于君王，君王反倒应该受命于他。他的来去行止，既不受制于君王，也不必受制于君王。他完全可以“恕不奉告！”君王招他，他不必来；他要离去，君王也没有理由和资格阻止他！
胡五峰说司马光既不理解孟子的深远用心，又不通晓老师的真正含义，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似是而非的判断。那么像司马光这样的大贤人，为什么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呢？原因在于自打秦汉以来，师道被毁弃了。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定型，天下只知道尊君，而不知敬师。朝廷不再设立对老师的至高无上的待敬礼仪，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了。这都是从秦始皇开始强调君主至高无上、权力至尊无比的历史恶果。司马光虽然是大贤者，但因为久处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习染成了自然，冷不丁的看到孟子这样对待君王，以为不合乎人世的通行之礼，于是怀疑起孟子来，也就不足为怪了。就好像一个长期生活在小土包边上的人，忽然看到雄峻的高山一样，惊呆了！吓傻了！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比土包还高大的山峰呢！
各位，我并没有把问题拉远，因为我们学习历史，绝对不是仅仅为了知道几个故事。当然，知道几个故事，总比不知道好些。学习历史，是要增长见识，增加知识。但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仅只是最基础的一小部分。仅仅满足于这小部分，你就不会真有大的长进，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白学。这样学历史，就差不多等于玩物丧志。把历史仅仅当成一点过去的知识，这是对历史的亵渎。这样去学历史，对人生也没多大益处。
君王或者其他任何权力拥有者，都不可以随意使唤老师。作老师的，也不可以随便去当官，因为那不是提高身份，而是降低尊严！非有特殊的需要，一定要出仕解决生民、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则断不可以随便出来做官。尤其不可以为了功名利禄的原因出来做官，这是作老师的大忌。老师是不可以随便被摆弄的，处长、省长、宰相都不应该比老师的地位高。这是夏、商、周的优良传统，到春秋和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被废弃，所以魏文侯还能承袭这一传统，这是他的幸运。当然，很多重要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是从老师的羽翼下，展翅飞往政坛和社会各界。这是社会、国家和君王的福分，也是老师无尽的功德！但是，老师却不必直接亲自去做官！这是魏文侯待敬老师，甚于看重臣下的更深远的理由。
李克的判断，在一定的意义上，至少反映了尊师甚于重官，包括大官员，甚至宰相。这种尊师的做法，在那个时代的魏国，已经蔚然成为风气。因此，魏文侯选择魏成作相，乃是因为他曾经给自己举荐了好老师。他宁愿暂时不用善于发现、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翟璜，尽管他为自己选拔了很多异常杰出的军政官员，解决了自己国家面临的很多急迫而又重大问题。
因此说，李克的判断是正确的，魏成确实比翟璜更适合做宰相。
再看翟璜，说他功高盖世，绝对不算过分。他没有资格当宰相吗？不是，而且他知过能改，而且是立刻就改，不待来日。古今大臣，像他这样的并不是很多，真够可敬可爱的了。但是连他这样的都当不上宰相，可见魏国风气之正，人才之众。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也看到了魏文侯选才之尊卑分明、眼光之独到精湛。有这样的国君，和这样的一些重臣，加上如此之好的社会风气，想让魏国不发达都没有可能了。
六、魏文侯精通乐音 田子方为何笑话？
我们再来看一则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资治通鉴》卷一）
魏文侯跟田子方一起喝酒，旁边有编钟奏着舒缓的乐章。文侯对乐器十分在行，听出了左边钟的音调稍高了一点。田子方笑了。文侯问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诉文侯说：“我听有见识的先生们说过，当君主的，只要知道谁能充当主管音乐的官员就够了，不必一定要懂得乐章和乐器。现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乐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记了辨识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作乐官哪！”文侯听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说：“您说的对呀！”
田子方，儒家学者，魏国人，魏文侯的友人，溪工，拜孔子学生子贡为师，于道德学问闻名于诸侯。
这段故事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也蕴含了相当的内涵。懂音乐和知道谁懂音乐，这是两回事。如果把目标放在通晓音乐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为音乐家。要是把目标放在了解谁真正懂音乐，就可以选派适当的人去从事音乐、主管音乐的事宜。以国君而论，他作为个人，懂音乐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论更高的层面），获得相应的轻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满足。但那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国君身份而论，他的目标在于治理国家，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他的职业目标。懂不懂音乐，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知道谁懂，委派他主持这项事业就可以了。
我想，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自己不懂音乐，怎么知道谁懂音乐呢？”这个问法看似有道理，实际是个假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懂音乐的人多，但我们不都知道贝多芬、施特劳斯、柴科夫斯基是音乐家吗？我们不都知道盛中国的小提琴《梁山伯与祝英台》拉得最好吗？国君以天下为耳，以天下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国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亲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断呢？国君通观全局，主持大政，细小的环节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细小的环节上处处精通，反倒会妨碍对整体和大局的把握。过去有句话，叫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让你的判断搁浅在具体的细枝末节上，这样会耽误国家大事，而且因为过于细密的参与，还会形成具体部门对自己所负责的事情的干扰，从而使得具体的执行者慢慢懈怠下去。为什么？你不是都懂吗？那你就来直接过问好了，你定好了，我们就执行呗，何必我们再去浪费心思？
国君虽然拥有无上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也应该有界限。行使权力经常出界的国君，绝对会形成具体执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国君喜欢作诗，就会伤害诗歌艺术；国君喜欢自己弹奏，也会伤害音乐艺术；国君喜欢细枝末节，大臣们就不必兢兢业业了。中国在汉朝初年崇尚黄老哲学，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使得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为国君和国家不插手具体事务，社会经济反倒自己恢复和发展起来了。这是为什么？你不管，他就会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乐，你能真懂绘画吗？还有更多的，尤其是农业，社会治安、民心风俗等等。因为你是最高领导，到哪里都讲一番“你们一定要如何如何”，难道你到妇产科，还要对产妇们讲话，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如何如何才能使生孩子顺畅”吗？事必躬亲，绝对不应当成为行政的原则。身在具体行业内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实际情况，更能想出有效的办法。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确实不同凡响，一经点拨，便很快醒悟过来了。
但是这段话语中，有个词用错了。就是田子方对魏文侯讲话，不应当以“臣”自称，因为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应当称“某”才对。如果中国的史书中，皇帝的师傅在对皇帝讲话时都以“某”自称，而不是用“臣”自况，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后来的当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师不是臣子，说错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师就是老师，老师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这是天理！违天逆理，自取其咎！
老师面对君主时自称“臣”，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国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员。因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师傅，没有成为他所任命的官员，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面对魏文侯时以“臣”自称。
一次，田子方乘车行进在魏国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刚好也乘车在众亲信的簇拥下经过。这位魏武侯深受父亲影响，也打心眼里尊重贤达。见到田子方经过，赶紧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路边，下车跪伏在路边上，给田子方行礼，让田子方先通过。田子方不给他还礼。魏武侯当时很生气，就对田子方说：“到底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者可以对人傲慢呢？”那话语的意思非常明显：像我这样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对您还这么谦恭，你只不过是个贫贱的读书人，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傲慢无礼！
田子方回答说：“只有贫贱者，才可以傲慢地对待别人，富贵者怎么敢于对人傲慢无礼呢！”这话听起来很违背世俗的常识，不仅魏武侯没听懂，跟前的人们谁也没听懂。田子方接着说：“国君要是傲慢地对待他人，就会丢掉自己的国；大夫（大官）要是傲慢地对待别人，就会毁丧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势力之类）。失掉了国的君主，就没有人再把他当君主对待；丢掉了世家势力的大夫，同样没人再像从前一样待敬他。可是那些贫贱的读书君子却不一样，如果他们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国家的行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们就可以转身而去，连招呼都不用打。他们到那里，不都还能保住像现在一样的贫贱嘛！”魏武侯听了田子方这样一段话语，幡然了悟，深深地给田子方鞠躬，表达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谢忱。（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田子方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史书上所载他对魏文侯称“臣”的话语，不应该是他说的，而是史官改篡的。这些可恶的史官，循规蹈矩，以为君臣关系最重大，不知师生关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师生也好，君臣也罢，其相互关系的要害都在“道”上。离开了“道”，什么关系都不重要。不过史官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明传递过程中，君臣关系就比师生关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师在皇帝面前的尊严没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骄贵”也不见了。权力从此大得没了边际，成了毫无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间横行无忌了。
七、视野和胸怀决定了魏文侯的大国崛起
《资治通鉴》卷一，记载了魏文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的一段话语，很有警策和启发意义：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资治通鉴》卷一）
我在前面已经简单给大家介绍过，韩、赵、魏三国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诸侯国。在春秋时期，他们都还是晋国的卿室。随着诸侯国争霸的愈演愈烈，不仅周王室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蔑视，各个诸侯国内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下移的情况。这些诸侯国里的卿室，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不断立功，于是就得不断封赏。封赏的结果，诸侯国国君手上掌控的土地、财富，甚至军队都越来越少。这些立下了军功的卿士们的民心指数，却在国内不断上升，实力不断增强，逼近国君，甚至超过了国君。就这样，一步步走下去，国君的指挥不灵了。政令的发布，诸侯王已经不能控制。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说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尽管孔子慨叹人心不古、天下无道，但是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无法挽回。韩、赵、魏灭掉了智氏以后，连周王朝也无可奈何，只得承认他们，于是韩、赵、魏就都堂而皇之的成了新的诸侯国。灭掉智氏虽然是韩、赵、魏三家的联手行动，但是主导者是赵简子，所以分割智氏的领地也是赵得的多，而且地理位置优异。在战国之初，赵国的军事地位稍高于韩、魏。到了魏文侯时期，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在魏文侯励精图治，发展实力的时候，韩、赵两国却不断发生摩擦，这则故事讲的就是魏文侯对待韩、赵摩擦的态度。
韩国准备讨伐赵国，来向魏文侯借兵。魏文侯说：“赵国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借兵给你去攻打自己的兄弟呢！”赵国想讨伐韩国，也来向魏文侯借兵。得到的也是同样答复：“韩国是我的兄弟，我怎么能借兵给你去讨伐自己的兄弟呢！”韩国和赵国的使者都很生气地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知道了魏文侯为了不使自己受到侵伐，没有借兵给对方。于是都非常感激，分别来魏国朝觐文侯，魏国很快就成了三晋（韩、赵、魏）的核心和主脑，一时间，诸侯再也不敢窥视魏国，对魏国怀有觊觎之心了。
这则故事就是这样简单，但却很有意义，非常值得借鉴。
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很多国家都经常会利用他人的矛盾，甚至挑唆双方打斗，坐山观虎斗，以等待时机，坐收渔人之利。
各位朋友如果了解《三国演义》，就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做法。孙、曹、刘三家，都经常使用这样的策略。有两句成语叫做“坐山观虎斗”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前一句说的是挑拨离间，致使二虎相争，待其各自力尽筋疲之时，突然出手，一举可以两得。后一句的意思，却是不要轻易打斗，免得被第三者借机获利。前一句是从自己获利的角度说的，后一句则是从不要被别人获利的角度讲的。魏文侯的做法不是这样，两种想法他都没有。他不希望双方打斗，至少当时他不想渔获鹬蚌，他要与韩、赵结成较为长久的同盟，这样三晋才不会被各个击破或者自我消耗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面对秦、楚、齐、燕等强国。魏文侯眼界高远，胸怀阔大，并不是一般的想要急切获利的君主所能比拟。以三国时期为例，眼界最开阔，视野最高远的，要属西蜀的孔明和东吴的鲁肃。两人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和发展下去，缔结了孙刘联盟。关羽不听诸葛亮的忠告，最后败死麦城，荆州之地全数归了东吴。刘备复仇，惨败而死，西蜀元气几乎丧尽。《三国演义》中的鲁肃，好像怯懦无能，鲁钝迂腐，每每受骗，成了诸葛亮的玩偶。其实这是小说的写法，这样的写法会增强趣味，可读性更强。但是鲁肃是东吴的名臣，周瑜在世时，身任参军，就是参谋总长。周瑜过世前又举荐他接替大都督，就是三军统帅。如果鲁肃真像《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东吴能让他担任这样重大的职位吗？鲁肃善于忍耐，目光远大，绝不是世俗中的等闲之辈凭借简单的经验智慧所能理解的。为了不使曹操各个击破，赢得长期的生存与发展，他宁可暂时牺牲一点眼前的利益，即使屡受孙权的埋怨也在所不惜。他比孙权和周瑜眼界都开阔，目标都长远。这位鲁子敬，才是三国时代真正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只看到一点鼻子尖上的利益，而不惜冒险鼓动他人争斗，往往是偷鸡不成反失米，一旦对立的双方反过味来，联合起来共同反击，不止先前所得的一点利益会尽数归还，还会失去更多，而且还会担上诡诈无信、挑拨离间等恶名，将来再与任何国家联合，都会遭人怀疑，朋友越来越少，处境越来越孤立。魏文侯在不必自己从中挑唆就可获利的情况下，都不采取这样的策略，真正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呀！
我小时候玩过一种很没内涵的游戏，一个人站在两个人中间说：“我在当间儿卖烟火，烧了屁股别怨我。”不怨你怨谁？不是你煽风点火，人家的屁股能被烧吗？政治本来就是获取利益的游戏，政治家为了利益而争竞如同寻常家事一样。但是，政治家的优劣、政治集团的高下，也都可以从其对于利益的态度中得到了解。不要太“芝麻”，不要太短近，不要太急切。这三点，应该是政治家和政治集团的大忌讳。孔子说：“无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魏文侯是否真正出于对对韩、赵两国的仁爱之心，我是不敢肯定的，因为不论如何，他只是一个霸者，而不是一个王者。但是他对韩、赵的做法，是符合孔子上述的教诲的，看来他是真的从卜子夏和田子方那里，学到了儒家有用的东西了，没有白请两位老师！
八、不拘一格用人才
前面说到魏文侯任用吴起做大将军，夺了秦国不少土地，吓得秦国不敢正眼看待魏国。下面我再把《资治通鉴》中有关吴起的一段话语抄录出来，跟大家一起分析、分享。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 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资治通鉴》卷一）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吴起原来是卫国人，前往鲁国的原因，可能就是慕孔学的盛名，投师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参。因为母亲过世而没有回家奔丧，被曾子逐出师门。曾参是大孝子，孝悌又是孔门教育的根本宗旨之一，曾子不能允许他败坏儒家的门风，于是就把他赶出了师门。但因吴起在孔门中学习过，所以就在鲁国谋得了不大不小的官位。当齐国出兵攻打鲁国的时候，吴起一看立功受赏的机会来了，于是准备领兵抵御齐国。因为他的家室是齐国人，所以有人怀疑他不会真心为鲁国效力。吴起为了解除怀疑者的疑虑，回家先把老婆杀了，鲁国人不再怀疑他，于是他就领兵出征，齐国的军队被他打得大败而回。之后，鲁国又有人向鲁君进言，说他是“残忍薄行之人”，德行很差。况且他带兵打败齐国，并不是鲁国的福分，因为鲁国此时已经很弱小，突然出了这样大败齐军的事情，诸侯会因为害怕它重新强大起来，很可能出兵伐鲁。像这样的人，肯定是会给鲁国惹来无穷事端的祸根。
吴起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害怕在鲁国再干下去不会有好的结局，听说魏文侯贤能，于是就离开鲁国去了魏国。魏文侯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就把李克找来询问，李克告诉魏文侯说：“吴起这个人，品质真的不怎么样，既贪利禄，又是个好色之徒。但是要论用兵，司马穰苴恐怕也比不上他。”于是，魏文侯就任命吴起为上将军，让他领兵讨伐秦国。第一次给魏国效力，吴起就攻下了秦国的五座城池。
司马穰苴，是齐景公的大司马、上将军，宰相晏婴把他推荐给景公，行法严厉，曾大败晋、燕之师，为齐国解困，传说著有《司马兵法》。是当时天下闻名的“武神”级将军。虽然当时他早已不在人世，可是威名依然远震，依然是人们心目中将军的楷模和样板。李克说吴起用兵，不比司马穰苴差。吴起的军事才能，由此可见一斑。
吴起作为将军和统帅，却与最下等的士兵同甘共苦。衣食住行所用，与士兵完全没有两样，他还跟士兵一样，亲自背粮、挖壕等。有士兵身上生疮，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血。士兵的母亲听说了以后号啕大哭。别人不理解，说你的儿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将军如此对待你儿子，这是好事，光荣的事，值得骄傲和庆幸的事，你怎么还哭起来了？这位妇人收泪对问者说：“你不知道，前几年我的丈夫就给吴起将军当兵，也生了疮。吴将军就像现在对待我儿子一样，为他吮吸脓血。我老公非常感动，奋勇冲杀，战死在沙场了。现在他又来吮吸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马上又要为他拼死沙场了。我能不哭吗！”
各位看吴起这个人，身为大将军，却与士兵同甘苦，共寝食，不是寝室，是寝食。深得将士之心，将士因此用命，临阵不顾生死，加上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所以才能临敌制胜。但是吴起毕竟是一个功利之徒，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能将，不是一位贤者。魏文侯任用他，主要也不是看他的人格和品质，只是用其所长。有一句话叫做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实际上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只带着他的长处来，而把短处放在家里。只不过是看你的力量和人格能否震慑住他，如果能够震慑住，他的短处就不易表现出来。看来魏文侯是能够震慑住吴起的，就像诸葛亮能够震慑住魏延一样。在争夺土地、人民成为当务之急的战国时代，像吴起这样的杰出人才，是有极大用处的，所以魏文侯没有顾忌他个人品质上的缺陷，就像曹操三次下达唯才是举的命令一样，只要有才能，不论品质，我都会不怀成见的使用。不过一旦君主震慑不住这样的能臣，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正是因为曹操起初定下的唯才是举的格调，虽然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但是后来终于在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时候，没有忠贞不渝的人出来抵制，司马昭没费丝毫力气，就轻易将曹氏辛苦创下的基业没收了。当然，曹操的后人不行了，他们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他们驾驭不了像司马氏父子、兄弟们这样一些野心家。野心家其实起初都未必想要夺权，只是看到你无能了，他才动了那份心思。说到底，不是他不好，还是你不行。
【作者简介】
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讲“论语”、“《老子》”、“中国文化概论”、“宋明理学概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湖湘学派哲学”、“王船山哲学”、“《资治通鉴》导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导读”、“《三国演义赏析》”、“水浒传赏析”等课程。
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深圳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卫视、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电视台等媒体；台湾佛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东南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湖南科技学院等数十所高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及两岸一些民间书院等场域，宣讲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雄霸战国之初的魏文侯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系列。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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