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第一座伟大的城市出现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古希腊人称这片地区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两河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此前这里一直被人类占据了至少有1000年，人们在星罗棋布的小族群里艰难地生存着，其中最大的群体达2000人。不过就在6000年前，一起伟大的事件发生了。人们摒弃了家族和村落所提供的安全感，转而同陌生人聚到一起，合力创造某种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事物：一座城市，一种文明。不同部落的族长们都认定，只要大家携起手来，犹如某种永久性集体那样合作的话，未来的安定繁荣就会更有保证。至此，文明便播下了种子。我们今天称其为“苏美尔文明”，而正是这一决策才促成了乌鲁克城——众城之母的诞生。
乌鲁克城城址位于巴格达以南约250公里处，如今那里已无多少东西遗存，但城市生活的初次尝试在当时可谓旗开得胜。在公元前约3000年的巅峰期，乌鲁克曾是4万～5万人的家园。城墙的周长将近11公里，环绕了方圆6平方公里的土地，此面积甚至比古典时代黄金期的雅典（5平方公里）还要庞大。全世界首部史诗文学《吉尔伽美什史诗》曾赞誉过这座天下第一城。该著作讲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国王的三分之二为神，三分之一为人，据说正是他建造了乌鲁克举世闻名的城墙。对该城的宏大与壮丽，史诗如是赞美道：“向上前行吧，登上乌鲁克的城墙。”这部早期的史诗作品开创了一个在古代世界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学作品对某个文明的颂歌到头来往往比该文明本身更加长命。
乌鲁克的考古记录虽纷繁庞杂，但颇具启发性。它揭示了一段紧锣密鼓的建设与重建时期，年代起始于6000年前并延续了四五个世纪。在那段岁月里，乌鲁克人修建了至少十几座甚至更多的宏大建筑——神庙、宫殿、礼堂，无人能确定是何种建筑，但尽皆形态各异、规格不同。乌鲁克人仔细小心地推平原先矗立的建筑，以某种宗教仪式将已用物料封存起来，随后于其上建造起全新的东西来。他们时常会尝试新的建筑材料或建造工艺，比如那颇具特色、用以装饰墙体的锥形马赛克。由此你会有一种感觉，似乎在所有这些不停歇的建造和重建背后，乌鲁克人正在通过建筑这一途径，以多种形式来表现这块土地上业已萌发的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未来世界的模样。
乌鲁克如今被人视作诸多城市的样板，它们共同形成了苏美尔文明。当人类当中的大多数还在竭力跨越原始农业技术的藩篱时，遍布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广阔平原的苏美尔人则正在享受城市文明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及与之相适应的服饰。复杂的宗教机构和体系应运而生，庞大的神庙群破土而出，人们于其内精心操办神圣的仪式来敬奉诸神。法律管理社会，法条落实成文。工匠们制作各种奢侈品，它们的装饰考究，寓意深远。商贾们走南闯北，足迹遍及中东。他们买卖商品，交换货物，有时还换取再生产所需的原料。对于人类来说，这些都是崭新而前卫的生活方式，但它们显然是非常成功的。当史前不列颠遗迹——巨石阵（公元前约2500年）垒起第一批石块之时，八成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生活在了一座座城市里，这些城市的面积超过40公顷，有1.5万～3万人口。
由个体和非血缘群体构成的蓬勃社群成批地涌现出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此等非同寻常的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呢？问题的部分答案是自然环境的艰苦恶劣，人类只有借由超凡的创造性和极度的危机感才能让生活得以延续，文明也才能于此地形成。这是一个自然条件相当极端的世界，当地的居民简单地称其为“卡拉姆”，字面意思为“土地”。它有几条狭长的河谷带，虽然土质肥沃，但被数千公里的贫瘠沙漠和毒瘴四布的沼泽包围着。该地区降雨量十分匮乏，无力支撑农业生产，只有通过复杂的灌溉方式才能让土地具有肥力。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奔流而过，送来了水资源，由刚需催生的创造力孕育出了将水浇灌到田里的方法。
农业的出现早于城市数千年，时至公元前约5300年，耕种技术变得更加集约化，从而将食物生产最大化。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人类学会了简单的灌溉方法，比如直接引洪水冲灌。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了更为先进的耕种技巧，如“单一作物制”（相对于轮耕制或“刀耕火种法”而言）。然而在南部伊拉克艰难的环境中，就算具备了这些仍然是不够的。人类于此地繁荣兴旺的唯一途径是整合各自的资源，充分利用这两条过境的大江大河，从而避免时而丰年、时而荒年的窘境，打破这一左右生存的怪圈。美索不达米亚的河谷犹如生机勃勃的大动脉，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川流而过，倘若能够将其引流并调控这些水资源的话，贫瘠的土地就会变成一块块肥沃的田地，由此人们便能过上一种静态的农耕生活了。人类自建城之初，就与这改天换地的首次尝试密不可分。
我们永远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当地人朝未知世界迈出这戏剧性的一步，也许是一场长期干旱形成了环境危机，抑或是那两条大河绵延的支流改变了流向，从而迫使人们超越小门小户的思维局限，与左右四邻携起手来构建堤坝、水渠、运河等基础设施来管理他们赖以生存的河水。这些工程要求有专业工匠以及劳动分工，因而便萌生了等级模式、职业化和互为所依的关系，而这些渐渐形成了人类文明屹立于世的基础。
大约就在乌鲁克城出现的同时，在向北950公里的地方，另一座城市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就是位于今天叙利亚境内的布拉克城。那是一座有着异常丰富历史资料的考古遗址，其建筑物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此地挖掘出来的众多物品当中，含有一些同时也在乌鲁克被大量发现的眼状护身符，这表明人们从乌鲁克往北旅行，将他们激进的农业灌溉和城市生活理念一同携带了过来。不过在布拉克发现的人工制品之中，或许还有一样东西更加令人惊叹不已，那就是斜角镶边碗。当我们一想到古代世界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聚焦于那些标志性的或威风八面的事物，比如断臂维纳斯或狮身人面像。然而对我来说，这粗头粗脑的小碗盏却同任何无臂女神或无鼻神兽同等重要。这东西其貌不扬，不过是一只粗制的器皿而已，由未上釉的黏土制成，凭借一个模具很快就能轻易做出来。然而，斜角镶边碗又是不同凡响的，因为它的数量实在太多太多，以至于此地的考古学家们在挖掘工作的收尾阶段索性重新将其就地掩埋。斜角镶边碗不仅遍布于布拉克一地，而且从土耳其到叙利亚，再到伊朗、伊拉克，处处可见它们的踪迹，规模可谓数以千计。它们跟随乌鲁克文明一起云游四方，是苏美尔文明影响范围的标尺，同时也是一条伟大的考古线索，它揭示了这一文明本身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这些外表平淡无奇的碗器到底所为何用呢？一种说法是它们被用来为工人们配给食物，是一种远古时期的工资袋，一只标准化的、用食物给付劳动报酬的碗器。斜角镶边碗表明在人类首批城市里有一种再分配经济：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央权力把持着大量的财富，享有无上的权威，足以强迫、哄骗普罗大众以它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工程，诸如农业灌溉和集约化耕种等。所有劳动成果会被中央权力集团拿走，少量用于重新分配，以维持劳动者的生计。
因为集约化农业比小规模自给自足型农业更为高效，所以能够产生粮食盈余，使丰年收获的一部分农作物可以储存下来以备日后荒年之需——换句话说，就是粮食保障。粮食供应的盈余同时也使某些农田能转而用于非粮食生产，培植原材料来制作诸如纺织品之类的东西。这就产生了一种对技术工匠和商人的需求，这便是手工业和消费主义的始端。粮食盈余还支撑着人口当中其他类型的专业人员，比如士兵、建筑工匠、乐师、医生、占卜者、娼妓，他们都是被粮食盈余直接或间接地供养着。
首个城市文明的权力中枢就在那一座座神庙里头。这是一个神权政府，是宗教而非政治提供了意识形态，并动员了开凿运河、维护城郭、开垦麦田所需的体力劳动者。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信仰教导人们，所有工程都是用来服侍神灵的，而人类本身被创造出来显然也是出于此目的。宗教本身的历史明显比城市要悠久得多，然而就在新社群里的人们正努力理解并认同新的生活方式之时，宗教却不可或缺地成为他们希冀与敬畏的焦点。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弥漫着一种对文明脆弱性的强烈感知。一切辛勤的汗水，所有成就的功业，都可能于顷刻间灰飞烟灭。大洪水的神话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源实非偶然。这是一块布满沼泽与水网的土地，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对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阿卡德帝国是与苏美尔人相邻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言，水即生命之源，然而倘若没有诸神的保护，河水亦是一切祸乱之根。诸神包括天父之神安、地母之神启和淡水之神恩基，而每一个苏美尔城邦都拥有自己的神祇，保佑着芸芸众生的福祉，给予百姓自我身份的认同。不过这种保护也是来之不易的，需千辛万苦的劳作方可获得。
既然神庙对庶民的虔诚与勤勉拥有如此强大的神学论证，那么它们能成为如同欧洲中世纪修道院那样的经济中心就不足为奇了。神庙坐拥大片耕地，并以产业化规模监督生产。以乌尔城内的神庙为例，它们大约有雇工4万名，以从事纺织业为主。
祭司们都是自我任命的诸神守护人，他们创立并把持着庙宇这类神灵的住所，因此神庙便成为城内第一批大型机构。宏大奢华的神殿越造越多，其内均设有庞大的仓库来存放神庙产业制作出来的产品，并由一群经理人、监工和簿记员来操持管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渐渐被金字形神塔所充斥，这种神塔是一种带有阶梯的、金字塔形状的巨型建筑，上面筑有诸神宫殿。男女诸神都被设想成了人形，塑像由华丽锦袍装点、美味佳肴供奉。
在人类的首批城市里，神庙占据了特权地位，未被直接雇用的市民甚至被认为放弃了部分侍奉神灵的劳作。此等状况意味着久而久之神庙就积累起巨额生产盈余，可供换取更多的土地，而这种额外的产能甚至又生成了更多盈余，转而可用来支持神庙工匠的多样化，即形成另一条收入来源。这些“企业”赚取的收益说明神庙亦发挥着原始的银行功能，他们发放贷款，提供抵押，扮演了某种社会服务部门的角色，另外他们还接收贫穷儿童，让其充当神庙奴仆。小农户们无力与这样的金融大鳄抗衡，常常陷于举债的境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农田被收回，任由自主权的丧失。他们被这些神圣的地产银行逼入绝境，沦为他们的雇工。凭借严酷的垄断和神灵的裁决，这些庙宇俨然一架架活力四射的引擎，强劲地带动着人类首个再分配经济。
书写，是所有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石之一。幸亏古人发明了这项重要的新技术，才让我们得以知晓神庙和首批城市的组织形式。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最初使用的文字是楔形文字——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书写系统，它从一种更早期、更原始的象形文字系统进化而来。在乌鲁克和其他城市里，湿润的黏土上首次刻下了一些基本的信息：人名册、物品清单和简单的簿记。然而数百年内书写系统已经变得复杂得多，在罗列事项的同时也能够记录下思想和概念，不久之后甚至还产生了专门的学校，由一种全新的重要行当——书吏——来教授这门书写技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确确实实就是“历史”开端的地方。书写还未发明之前，我们在远古的海洋里漂浮不定。待有了书写技术，往昔成了某种记录，犹如浮船抛下了重锚，我们终于可以用略带肯定的口吻说：“从前有一天……”相对于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纤柔的莎草纸，苏美尔人用来书写的泥板则材质坚硬，更耐火烧。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确实远多于古典希腊时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是书写在泥板上而非莎草纸上的。那一场场肆虐城市、焚毁典籍的大火常常不过是将那些藏于其中的文件烤了一烤，而非真的毁尸灭迹。
书写是一项复杂而费神的工作，唯有抢得人先才能勉强糊口，更关键是要有用才行。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书吏逐渐开始不单单体现事务性主题，很快就把几乎周遭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神符咒语、医药医疗、操作手册、外交协议、神话寓言、律令法条、童谣及情歌，其中还包括宗教文本，即所谓的“众神册”。书吏们欲将本地数百位神灵梳理进一个规模更小的地区性诸神系统，可以说这是一场由若干位有整理癖好的书吏所引起的宗教革新。
近东地区首批城市遗留下来的庞大资料详细记录了城市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细微之处，同时还展现了书面文字是如何便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律令可以被编撰成法，赋予新政府以权力，并借由书面记录的永久性而得到加强。部落习俗和家族传统长久以来指导着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文化规范，而成文法条则要么挑战其地位，要么干脆将其容纳在内。这些文件显示，城市生活或许能够让市民免遭季节变化和自给农耕的挣扎之苦，却也将他们同土地、习俗和传统权利隔绝开来，如今市民们完全依赖于雇用他们的机构。城市存在的悖论便是，当它给予居民新的安全感时，也同样创造了新的脆弱性。这份安全，是以丧失自主为代价的。
神庙统治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日益紧张局势，并与另一个城市内催生的新机构——宫廷狭路相逢。在艺术作品当中逐渐出现了一个衣装华丽、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给古代伊拉克开启了一扇美丽而残忍的窗口。无论是狩猎猛狮、搏杀敌军，还是参加杀牲祭祀或其他宗教仪式，此人都不可能被忽视，因为他被描绘得是画面内所有人物的两倍大。在苏美尔人当中，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卢伽尔”，字面意思为“大人物”，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国王”。王宫不仅成为王族的住所，而且还充当着城市管理中枢，但它同时也是一座庞大的工业基地，到处是工作坊和储藏库。作为平衡神庙的重要政治机构，王宫聚拢了一群魅力非凡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灵。渐渐地，当时光跨越公元前3000年时，王室已掌控了城市的商业生活，所有的外贸特许权都落入了他们的手掌心。神庙不得不接纳这股境内的新势力，并搞出各种宗教仪式，将国王升格为城市的守护使者及诸神的特殊伙伴。宫廷和神庙很快都领悟了联合阵线的价值，此阵线将宗教与世俗事务编成一个无缝的整体，用以迷惑、恐吓那些满怀敬畏的普罗大众。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部落社会里的领导者鲜有绝对的权力。因受制于一张由群体意愿、习俗和禁忌编织的复杂大网，他们往往屈从于社群的集体意志。他们可以领导社群，但唯有大伙意欲跟随才行。然而在首批城市里，部落生活的那一张张大网瓦解了。人们受到王宫、神庙这些全新的等级制度和分工体系的教导，很快就学会了做一个跟随者。而这些“大人物”——偶尔也会是女性——就像庙宇一样盘踞着中心地位，搜刮着经济利益。如今他们拥有了财力，能够重塑形象并再度亮相：僧侣王、长者领袖、立法者、建设者、明主、保民官、神武猎手。在古代世界里，成为国王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但尽皆带有一种对“生来就具有统治权”的辩护。国王们，以及他们创立的王朝，从一开始就与百姓不同，生死皆然。
这一点在考古先驱伦纳德·伍利爵士的发现中极为显著。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伍利曾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开展挖掘工作，他所发现的证据揭示了国王及其朝廷是如何将普通大众与自己隔离开来的。乌尔城城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东南部，尤以一座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的大金字形神塔遗址而闻名。至巴比伦时代晚期，这座青铜时代的建筑就已荒废，尽管后来的统治者们一直都在不断地对它进行修复重建，从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末代国王那波尼德到20世纪80年代的萨达姆·侯赛因。遗址如今坐落于内陆深处，是幼发拉底河流向改道的牺牲品，然而在青铜时代乌尔城是靠近波斯湾河口处的，因此它与河海相连，贸易往来相当方便。伍利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超过1800处墓穴，可追溯至距今约4500年前。大多数墓穴平淡无奇，孤零零的一具尸体由芦苇席或木头棺材包裹，安置于一个狭小的长方形土坑内，四周则散布着一些私人财物，比如武器、首饰、杯碟。然而其中有16处墓穴迥然不同，它们是庞大的合葬墓冢，涉及几十个人，有男有女，还有牲畜。尸体呈队形排列，躺于精致墓室的外围墓穴里，而其内部墓室里的便是这些被精心操办的殡葬仪式的对象，即这一切的核心，其四周还围绕着璀璨夺目的奇珍异宝。伍利将这些墓穴称为“死人坑”，而如今它们却被更庄重地唤作“王陵”，其年份大多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
拥有如此惊人的财产，这些墓穴无可争议地属于王公贵族，而且所发现的镌刻铭文也让我们能够将名字落实到某些消逝已久的王族成员身上：“国王麦斯卡拉姆杜格”与“王后普阿比”。可是其他人呢？同麦斯卡拉姆杜格和普阿比一起陪葬的尸体呢？在伍利的经典著作《迦勒底的乌尔》里，他用一幅摄人心魄的皇家葬礼图景来解释自己的这些发现：已故的统治者躺于墓穴的内部密室，送葬者们恸哭不止，宫廷侍女、忠诚的卫兵及仆从们纷纷慢步进入墓穴外室。庄严肃穆的音乐响起，此时墓穴被人从外面封死，前来悼念的人们遂服下毒药，在忽明忽暗的油灯光线下，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他们认定自己会在坟墓那一头的世界里重生，准备再次侍奉他们敬爱的君王。
这一幕着实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死人坑的真相可能更加令人匪夷所思。根据某些理论的说法，悼念者的尸体是在王者驾崩后的数年里被一个接一个地安放进墓穴里的。随着宫廷成员陆续故去，王族慢慢地团聚到了一起。有些陪葬者甚至先于国王或王后死去，他们的尸骨会被保存起来，待到男女主子最终驾崩时再被拿出来小心翼翼地装束整齐并安放就位。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但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王权的魅力能够施加强大的影响，人们对国王会生死相随。
当然了，臣民们同样也会追随他们的国王奔赴战场。首批城市的国王们拥有着各种身份的“外衣”，而其中效力最强的则要数“武士国王”了。首批城市的成功部分源于他们所提供的保护，以使城市免遭那些居于沙漠边缘的游牧部落——文明史中永恒的“局外人”——时不时的侵袭。苏美尔的国王们以臣民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以抵御外来入侵者强加的暴力。然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没过多久，国王们便不满足于只保护自己的城市，进攻遂成为防守的首要原则。于是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第一批灭绝大战的修罗场。从此战争将始终是文明的亲密伙伴，它的黑暗如影随形，与文明不可分离。古代近东地区王权制的勃兴酿成了一场有组织的爆发式活动。新的军事技术在王族的赞助下得到发展，譬如能在战场上制造更大规模杀伤的双轮战车。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一位名叫萨尔贡的国王，正是此人给古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注入了一项新的“货币”单位：帝国。公元前23世纪，萨尔贡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地上一路南征北战，从地中海一直到波斯湾，他拿下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直到最后自封为“万王之王”。围绕着此人的生涯及功业，自然会有神话故事应运而生。据说萨尔贡可能是一位菜农之子，他从底层白手起家，逐步成为基什城国王乌尔扎巴巴的酒侍。后来萨尔贡被委任监督灌溉工程，于是在他的身边便聚拢了一群忠实守纪的壮劳力，他们很可能构成了他那支私家军的核心骨干，助其取代乌尔扎巴巴并登基称制，成为阿卡德王朝的奠基人。萨尔贡的治世时期相当长（据说持续了56年），行将末了之时，他在阿卡德这座位于幼发拉底河边的新首都里，统治着历史上第一个依靠残暴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
然而，所谓的那种“罗马治下和平的美索不达米亚”从来就不会有，帝国体系过于脆弱，幅员也太过辽阔，而理念本身又极为前卫，人们若不抗争一下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后世的帝国缔造者们将受惠于这位始皇帝的开拓性工作）。萨尔贡不断地东征西讨，以确保“帝国”这一胜利果实，而他的继任者们也承袭了暴力与战乱的衣钵。他的两个儿子瑞穆什和玛尼什图苏的治世时期都是因皇帝本人遇刺身亡而告终的。其孙子纳拉姆辛在位40年，大多数时间亦用于出兵镇压此起彼伏的叛乱，同时为祖父的帝国开疆扩土，以弥补那些“掉下帝国花车的领地”。此外，纳拉姆辛还毫不犹豫地迅速积累各种头衔，在这一点上丝毫不亚于他对领土的追求。他自称“shar kibrat‘arbaim”，即“四方之王”，后来又提升自己为“shar kishshati”，即“宇宙之王”。在此之后，想必也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那就是天国。于是纳拉姆辛成了第一位自称“世间神灵”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
在纳拉姆辛身后的几个世纪里，围绕他的传说越来越多，那些故事主题黑暗，让人不安。《阿卡德之咒》写于虔诚自省的巴比伦国王时期，叙述了一次由纳拉姆辛发起的亵渎神灵的过激行动。据说当时一位神灵威胁不再保佑他的城市，于是纳拉姆辛捣毁了美索不达米亚诸神中的主神——恩利尔的神庙，其后果对于阿卡德城而言是灾难性的。“建城以来，头一回，”诗人曰，“田间颗粒无收，人们因饥饿而捶打自己……”此话犹如一记警钟，告诫人们在那个时代政治稳定与粮食保障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在今天，一部分考古学家将《阿卡德之咒》解读为气候剧烈变化的证据，这说明在公元前3000年末期的某段时间里气候对该地区产生影响——降雨量骤然减少，使得城市文明无以为继，帝国无力复原。纳拉姆辛之子统治下的阿卡德帝国于公元前2083年败给了几支从今天伊朗境内的札格罗斯山脉而来的入侵武装，原始的“野蛮人”部落从荒山野岭冲出，他们“横扫天下”，摧毁了一个帝国，开辟了一个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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