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导演员们说，现在台词说不好没关系，我第一次说台词也说不好，坐下来说、躺着说，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你自己最想说的话。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内心，随意做各种各样的动作，真正打开自己，慢慢地就放松了。
出品 | 博客天下大文娱组
作者｜屈露露
编辑 | 丁宇
作为人们心目中最会调教演员的表演老师，刘天池看上去太严厉了。
她在节目里“逼迫”过欧阳娜娜，“刺激”过王俊凯，还时常皱起眉头、眼神犀利地点评其他人的演技，并直言不讳地在采访中指出年轻艺人“离生活太远”了。
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刘天池的另一面。她对《博客天下》说，有时候老师的身份和节目的需要，她不知不觉的就被装进那个严厉的套子里，输出该匹配的言语和行为。
私底下，刘天池是一个随口就能讲出段子的人，东北人豪爽的“喜剧人”天赋在她身上得到印证。她说自己最害怕的就是严肃，一严肃整个人就会缺氧。她也害怕演员太严肃，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充分地解放天性。
刘天池
刘天池虽然不严肃，但是她很严谨，有一套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最近，她担任音乐剧《天生一对》的导演，整个剧组都充满了秩序感。用她的话说，“不在规定情景”里的事情绝对不能发生。
比如，演员在剧组要尊重所有工作人员，在后台谁也不能乱扔东西，服装上的一粒扣子都要珍惜。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导演，她都可以让表演变得轻松愉快，但是遇到这些职业素养的问题一定会严格要求。
这是刘天池20多年前从日本四季剧团学习音乐剧回国之后，再次回归到音乐剧的舞台。在她看来，中国的音乐剧还处在发展当中，背负使命是个太大的命题，她不想谈什么理想，只希望所有人都能放松下来，把身上的壳打碎重塑，奉献一场好看的演出。
她觉得这是对于演员来说最朴素的逻辑——观众花钱买票了，就要让他们开心。观众开心的唯一标准，是看见舞台上的真人，不是假人——这也是表演的真谛。
以下是刘天池的讲述——
童心的哲学去年8月份，我正在排练陈佩斯的话剧《惊梦》。有一天，制作人王翔浅从天桥艺术中心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希望我能给研修班的学生讲一次课。我和她是老朋友了，我挑了老爷子（陈佩斯）不排练的时候就去了。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群爱音乐剧的孩子。带完课之后，王翔浅问我，要不要来做一个戏，就是音乐剧《天生一对》。
我刚好喜欢这个题材。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对从小分开的双胞胎姐妹，在夏令营中遇到了，发现了父母的秘密。她们决定互换身份，然后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我一直觉得人都有双面性，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活跃的和严肃的自己双胞胎就像一个人具象的两面。于是就接下了邀约。
1998年电影《天生一对》剧照，林赛·罗韩主演
我把原著《两个小洛特》反复看了好多遍，直至书里的那些人在我心里都活了。看完之后，我好奇作者埃里希·凯斯特纳（德国儿童文学之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和他成一场内心对话。
结果发现，凯斯特纳的生日跟祖峰（刘天池的先生）是同一天，2月23日，太巧了！我拿他的照片看，觉得这个人长这么帅，还能写得这么有童趣，内心自有一个世界。
音乐剧《天生一对》在日本演过很多次，经久不衰。但是日文版提取的是其中的教育意义，可能日本人看到的是悲伤，两个孩子要弥合家庭，也让那一群颜色鲜活的、“不靠谱”的人物在话剧文本中缺失了。
我把凯斯特纳的所有书籍和《天生一对》的日文版剧本看完之后，又重新再修改了一遍中文版的台词，把原著中风趣的东西调进去，把它变成一个很能“闹”的情景，教育色彩的那部分东西我进行了淡化处理。
我觉得舞台上，观众是能从那群生动的人的身上明白教育意义的。文本中本身就有的教育含义，何必要去再强调，再加重色彩，非要让别人反思吗？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工作。
我是一个相信童心的人，童心是我力量的源泉。我常常想，我们如果多一点真实、真诚，再调皮一点，世界丰富多彩。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没有那么严肃，一严肃我自己先喘不上气，容易缺氧。
生活里面的杂草丛生、五味杂陈、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永远关心的主题，那种特别高级的哲学、美学，带领人走向空灵的禅学我会敬畏，但我还是更喜欢热浪般的生活。
《天生一对》的创作原点也是从这出发，老师、学生、妈妈、爸爸，在情感关系上，谁都有缺点，每个人都会有欠缺的那部分。他们像孩子一样，互相给予和填补对方缺失的部分。
在舞台上，我也这样处理，让所有人都带着“孩子式”的童真，大人在性格、行为上有孩子的特性。台词上也是这样处理，没有明确的爱与恨，因为爱与恨本身就是双胞胎，它们共同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
音乐剧《天生一对》剧照
我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搭建《天生一对》的群像图谱，选角花了很长时间。音乐剧在中国还是蓝海阶段，很多土壤没有成长起来，缺乏长期良性的市场和环境，音乐剧要唱、跳、演，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全面的三栖演员，这是中国音乐剧还要再去耕耘的一个部分。
大家老说张艺谋选演员怎么那么准？之前我和张艺谋合作，开会时他总说，一部戏角色对了就能成功70%，稍微加工就能到90%，因为100%是达不到。导演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挑选演员时，只挑给你带来感觉的那个人会比较准，而不是在浩如烟海中做拼图。
《天生一对》的演员都很新，大多年轻刚毕业，没什么表演经验；也有从来没在舞台上“说过话”的，比如饰演爸爸帕尔费先生的满江和饰演伊蕾娜的贾斯越，虽然有着丰富的演唱和舞蹈演出的经验，但都是第一次说台词。排练的时候这些都是需要调整的问题。
与自己呼吸《天生一对》遇到最大的难点是——演员太“努力”了。他们特努力地想要证明自己，心里想着“不能够丢人”“我们要创造奇迹”……
我觉得这种想法会让演员的压力变大，我给他们的任务是能够“闹”好就行。《天生一对》没有压力，只希望制造欢乐，制造有趣的东西。
我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艺术的诞生本身是色彩斑斓，带着强烈生活气息的，它不是高高在上、正襟危坐的要给人家传输某些大道理。艺术不能背上这些使命，艺术只能滋养人的精神生活。
如果把艺术变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使命，它会带着强烈的残酷，这种残酷和血腥一定是人性恶的东西。我不太认同这种“恶”，我宁可挖掘出更多阳光的东西，我认定那个东西。
刘天池和演员一起排练
所以我跟他们说，不要背着音乐剧使命的责任，你们每一个人能真实面对自己的情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
排练时候，很多年轻的孩子压力很大，我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长这么大，一直都在给别人交作业啊？特别想让别人满意你的行为？你有没有满意过你自己呢？有人说满足爸爸、妈妈是最重要的。我说不重要，人只能在满足自己后，才有可能满足别人。
他们身上背着壳，让他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们已经习惯性的不能、不能、不能，要一定、一定、一定。他们太紧绷了，我想先把那层壳击碎，我希望帮他们把“不能”和“一定”这两个信条给砸碎，把活生生的人给放出来，我相信他们在舞台上就是生动的。
人是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释放所有的情绪色彩，不可能人只有一个情绪，你有说所有话的权利，你的身体就是要产生语言的，人就是因为听太多的话不会表达了。
我开导演员们说，现在台词说不好没关系，我第一次说台词也说不好，坐下来说、躺着说，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你自己最想说的话。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内心，随意做各种各样的动作，真正打开自己，慢慢地就放松了。
刘天池在《演员的诞生》里指导欧阳娜娜说台词
满江原本想要拿腔拿调来演爸爸，被我一杆子给“拍死”了。他身上有他的少年感，但是他不知道把原来的自己拆掉的方法。饰演伊蕾娜的演员贾斯越从小习舞，在各种责骂声和规范中长大，她特别不善于应对别人，学不会“越界”跟别人交往，但伊蕾娜是张扬的性格，她需要在舞台上绽放开。
表演艺术是让人放开，只有放开才能砸碎，才能重塑，它不是装修，而是发自内心的，重塑自己的性格，这都是由内而发的。
表演要钻到每一个角色的身体里面去，要永远有一个全局观。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千变万化，你能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你面对的问题跟她是一样的，他的台词透射出你的心声。你进入表演时间，慢慢会发现，它像镜子一样，找到自己最真实可爱的部分，知道最窘迫的地方又在哪里。
在排练厅，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观众花钱买票了，我们所有的人只有一个目标，让观众开心，剩下的其他的全是次要的。观众开心的唯一标准，是看见舞台上的真人，不是假人。
我要先把他们打开，让情感注入到角色，卸掉所有的“一定”和“不能”，那他们才能一定行。只有在往上走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到下一个阶段，才能变成“能”。所以，当演员们打开以后，就太可爱了。
对舞台敬畏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很难出现慌乱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我虽然不严肃，但很严谨，是一个心里有规则的人。
我的规则只在这儿，服、化、道，该有它们精准的位置，演员要有准确的呈现。我可以让自己的作品不那么的宏大叙事，但它要精致，所以每个环节都要润物细无声地接在一起。我希望让观众看一场严丝合缝的流畅演出，舞台不能磕磕绊绊。
推台子的声音要更小一些，工作人员得找到那个“点”；灯光和音乐之间应该在两拍，必须从这个地方从大推到小，这个要反复练的，我让他们练20遍。
我们的编舞和声乐也被我“折磨”得要死，编舞编完一段，“哎，导演，你快过来看一下行不行？”我坐那儿看完，然后他就看着我的脸，我说：“嗯……你自己觉得？”他说：“改，我错了。”我说这不是这个世界里应该有的动作，然后他们就知道了。
演员满江（右一）（摄影 李晏）
我相信在一个愉快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作品，它一定是让人享受的，这个很重要。
我跟演员说永远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学校里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只要一进剧场，所有的剧场老师，后台的工作老师，灯光舞美老师，演员都要尊敬他们，因为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目标是一致的。
如果说演员真的有使命的话，那使命是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不在意这些，是不行的。如果他们在后台扔东西，那完了，他们肯定知道要死了，我绝对不允许。服装上的一个扣子也是如此，那是裁缝给你缝上去的。我会在这些事上面严格，因为这属于职业素养和道德问题。
舞台第一次合成时，大家的向心力已经非常强了，在舞台上也很自如。其实搞艺术的人是一群制造幻术的人，我制造一个真与假之间的幻术，因为观众虽然知道是看假的东西，但是观众会先于你之前进入情绪。
我永远说，搞艺术叫“开门声音”，就是这个门打开的时候，我能不能让这扇门被推到观众的身边，让他这双眼睛在这儿，然后再进到门里，这是所有创作者最重要的一点。
演员的每一个开场、你的台词的第一句，这一场跟上一场戏的串联编织，都要把观众引进来。在舞台上你仅仅是跳一个舞，什么样的舞蹈动作才是能够抓人，这很重要，如果他达不到，就说明演员的情境没有营造好，我们的术语叫做“规定情境没有营造准确”，它不是这个情境里的东西。
刘天池和演员一起排练
我记得北京人艺有负责监听的人，他们非常严格，会去听演员的每一个字是不是都打到了最后一排。
北京人艺的戏听着舒服，坐在哪排我都能听得见，也是因为它在台词研磨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多短的句子能够传递非常清晰的意思，每一个字像珠玉一样，那是因为舞台的语言是经过设计的。
在四季剧团学习的时候，看到有一面墙，上面贴的全是日语的发音表，哪些唱歌、跳舞出身的人就这么对着发音表反复练。他们也有一个专门监听台词人，这场表演不好，后面就不让演了，因为你没有达标。
大部分日本剧院的演员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有的在小工作坊学过跳舞，学唱歌，然后就由此当了演员。他们都很珍惜演出机会，如果被刷下来，要重新开始练习，练到音乐总监、舞蹈总监、语言总监听完之后，觉得你可以了，再给你报到演出处，才可以参加下一场表演。
所以，演员一定要有对舞台的敬畏，以及对职业的尊重和对观众的尊重。
成年人“松绑”《天生一对》里有我对家庭和孩子的感受。她们的父母就是神经大条，我能从洛特妈妈身上看到我自己的色彩——这个妈妈不是“母爱如水”的人。
我不喜欢“慈母”这个词，觉得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枷锁，谁说女人一定就得是慈母，一定就要一个颜色和标准呢？
音乐剧《天生一对》洛特一家人（摄影 车朋）
在家里，我有时候也会发脾气，我跟我儿子说，你不觉得这些词对妈妈来说是特别大的“束缚”吗？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你不能用慈母来要求我。他说，“那倒没有，我觉得你特别关心我”。
我对他的关怀不是说吃好、穿好，不是早晨给他做早点、陪他一起上学。我陪伴他的方式是陪着他一起胡说八道，让他任意地去发表他不成熟的、各式各样的见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关怀。他“叮当叮当”什么都说，各种天马行空的话，我有时候像一个“白痴”似的提问，还有这个呢？还有那个呢？太厉害了！他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
我一直认为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没办法讲理的地方，每一个成员都是第一次拿到自己的身份，大家都不太会当。从生孩子那天起，我就说相当于来了个老师，他来告诉我如何把母亲两个字写圆。望子成龙什么的，我都没有去想过，我们能不能都是人格健全的人，这是我唯一的标准。
父母和孩子是一个双向的教育过程。我经常给儿子说，妈也不太会当妈，也没有谁教，也没有这堂课，所有的学识在这个身份面前显得那么的惨淡。我说你有时候也说一说怎么当妈，我也说一说你怎么当儿子。
当家长这门学科是独一份的，你只有一个老师，那就是你的孩子，只有他才能把这门课给你真正上好。这门学科时长18年，从他出生一直到18岁，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只有你和他。课本每天都崭新的，你也没有一个参考答案，因为他特别独一份，你拿你孩子跟别的孩子比，那不一样的。
我家庭关系是这样去相处的，我也愿意这样去处理家庭关系。我在看《两个小洛特》的时候，就好喜欢里面的妈妈克里斯汀娜，她给我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没有苦难。
《天生一对》里的角色太可爱了，夫妻俩12年不见自己的孩子，见了之后还分不出来这不是我孩子，这爹和妈心得有多大？看到这些逗人，我觉得特别逗。
音乐剧《天生一对》剧照（摄影 车朋）
我想告诉观众，小孩猜大人的心思也挺准的，别觉得我们当父母久了不能出错，你可以随便出错，你和孩子才是一个真正的同盟。如果在家庭关系里，变成我要监视孩子出没出错，孩子就会反抗你，你们不能成为同盟，反而会变成敌对关系。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这部音乐剧，感受到我们当家长的做错了事情也可以发自内心地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对成年人来说，没有那么难。
《天生一对》里，两个孩子弥合了家庭，其实只是一个动作而已。用孩子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我希望能起到“松绑”的作用：成年人也没有那么淡定，在处理孩子的一些事儿上，不一定是智者，有时候也是愚者。探索每一个家庭都是奇特的旅程，越简单、越调皮，越能够发现和靠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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