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董仲舒所创设的政治新范式，尽管在努力接续唐虞三代政治范式，但又存在本质不同，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套政治范式，唐虞三代时期的为第一套。春秋战国为礼崩乐坏的混乱期，也是两套政治范式之间的中间期。
值得发问的是，为什么连接中国历史上两套政治范式的是《春秋公羊传》，而不是其他《经》其他《传》？
还值得发问的是为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出自公羊家之口，并且导致儒家《五经》成为官学的核心。显然，《五经》中的其他《经》都是《春秋公羊传》的受惠者。《公羊春秋》看上去是《五经》的首领，正是在其带领下，《五经》才整体上得以登上官学之宝座，与官位和财富建立了直接联系。
同时，以复原汉学，复兴孔孟之道自居的清朝一代的学术，整体上呈由《五经》向《春秋公羊传》收敛、聚焦之势。前半段的“考据学”是“五经学”，而后半段的“今文学”其实就是“公羊学”。最后在晚清，公羊学不仅一支独大成为“显学”，而且再次对中国的政治和学术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公羊家康有为不仅成为“百日维新”的领袖，而且他的学说也是儒家文化系统性崩溃的重要导火索。康有为成为董仲舒所创立的政治新范式和学术新范式的破坏者，摧毁者。
这些事实说明，《春秋公羊传》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着深层的根本性的联系，代表着中国文化和历史最深层最根本的东西。
这种深层的根本性的东西就是：大义与历史合二为一，或简称“义史合一”。
“大义”就是义理、道义、道、义、理等，本于人心，是人心所发出的“意”。当然，是“心之同然”的，共识性的“同意”，“大义”、“义理”就是“同意”、“公意”。“历史”就是人的行为，而行为则受人心所支配，是人心的外化，更准确地说，是受由人心所发出的“意”的支配，是“意”的外化。历史中是包含“意”的，也包括“同意”、“公意”，即包括“大义”、“义理”。
“义”和“史”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没有无“史”之“义”，也没有无“义”之史。后来的“心物合一”正是右“义史合一”所派生。“义”就是“心”，“史”就是“物”。“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所有的事都是由人所做，事就是“物”。
“文以载道”也是由“义史合一”所派生。其实“文以载道”也是“道文合一”，“道”就是“义”，就是“心”，而“文”就是“史”就是“物”。“文”、“道”是一体化的，没有无“文”之“道”，也没有无“道”之“文”。
“义史合一”是从事实的、经验的层面来说，“道文合一”则是符号表达的层面来说，“心物合一”则是从心性认知层面来说，三者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说的是同一件事。不过，在“义”和“史”之间，“义”是主导，是内在的，而“史”则是“义”的外在表现。
以“义”为主的“义史合一”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模式，以“道”为主的“道文合一”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模式，以“心”为主的“心物合一”则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模式。
而在“义史合一”、“道文合一”、“心物合一”中，“义史合一”又是最基础的，因为归根结底，一切的学术学问，一切的认知观念，都源自对经验的、历史的总结。
因此，在《五经》中，《春秋》最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模式相符，而在《春秋》三传中，又数注重发挥义理的《公羊传》最与中国历史和文化模式相合。这是，为何《春秋公羊传》能够对自汉至清这2000多年的历史影响巨大的关键所在。
而且，《春秋公羊传》对汉清2000年历史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头，集中在西汉和晚清。两汉经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从《春秋公羊传》到《五经》体系的扩展扩散过程。而致力于复兴汉朝经学的清朝学术，则倒过来，是个从《五经》体系向《春秋公羊传》收敛、聚焦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经学系统、《五经》系统看成是一个《春秋公羊》体系，包括汉和清两个阶段。
整个汉清2000年的学术史，从而也可以以《春秋公羊》为主轴，分为四个阶段：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唐的佛学、宋明理学、清朝经学。两头都是经学，都是《春秋公羊》体系，以《春秋公羊》开始，又以《春秋公羊》结束。中间的两个阶段则是对经学的偏离，即对《春秋公羊》体系的偏离。魏晋玄学是偏向道家，而唐朝的佛学则直接偏向了外来的佛教。清朝开始回归经学，回归《春秋公羊》体系，最终回归《春秋公羊》本身，而结果则导致汉清2000历史的终结。
从魏晋至宋明，一直在偏离经学，偏离《公羊春秋》体系，这个事实说明《公羊春秋》以及《五经》体系是存在问题的，它们和真正的大义、义理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存在反义理的成分。之所以要偏离《五经》就是要偏离其中的反义理、反大义因素，而追求真正的义理，真正的大义。魏晋玄学，南北朝唐朝的佛学，乃至宋明理学，就是追求真正义理、大义的不屑努力。
魏晋玄学是希望引入道家来对抗和消除《五经》中的反义理因素，引入佛学只是这个过程的延续和深化。宋明理学尽管在形式上排斥释老，恢复儒家的孔孟之道，但是，他们并未致力于恢复《五经》，而是重新解释之，形成区别于汉朝经学的所谓“宋学”。
另外宋学真正重视的并非《五经》，而是《四书》。在《五经》中，他们最重视的是《易经》，而非西汉的《公羊春秋》。即便是对《易经》，也是抛弃了两汉时期所盛行的“象数式”理解，而是采纳了王弼所开创的“义理式”理解，而且又超越王弼，让义理更纯正。
这里需要多说一些《易经》。
前面我们说，对从汉至清2000年历史，《五经》中的《公羊春秋》影响最大。其实，《易经》的影响仅次于《春秋》。可以这么说，在汉清两朝的经学时代，《公羊春秋》是学术体系的核心，而在反经学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时代，《易经》则是学术体系的核心。唐朝是个佛教之朝，学术的热点在佛家而不在儒家。
魏晋玄学所尊奉的《经典》有三，分别是《周易》和《老子》、《庄子》，一儒两道，即所谓的“三玄”。从数量上看，“三玄”中道家占其二。如果就此得出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那就错了。因为，魏晋玄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弼，在仔细比较儒道后得出结论：“老不及圣”。“老”是老子，“圣”是圣人孔子。“老不及圣”是说老子的水平低于孔子，孔子是“圣”，老子仅为次于“圣”。因此，“三玄”中《周易》为主，《老》《庄》仅为辅。
整体而言，“魏晋玄学”是援“道”入“儒”，即引入道家的观点去解释儒家。尤其是引入老庄的观点，去重新解释《周易》。其结果就是《周易》王弼注的出现，义理易学的出现，这是魏晋玄学的最重要成果。
尽管，《易经》在汉朝就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易经》在汉朝对历史并未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有影响，也是让汉朝、乃至汉学变得迷信了。整体而言，两汉时期是非常迷信的。西汉董仲舒迷信“天人感应”和灾异，汉武帝相信巫术，然后在东汉又大兴谶纬之术。不能说汉朝的迷行根源于汉朝易学，但是，汉朝易学与汉朝的迷信之风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汉朝易学是汉朝迷信风气下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汉朝的迷信。汉朝易学就是所谓的“象数派易学”。
象数派易学认为，决定吉凶的是易经八卦符号，决定于阴阳。然后，又由阴阳八卦再推广到，人的生辰八字，住宅和坟墓的风水，乃至姓名文字等等。事实上，象数派易学的产生是受战国时期所出现的阴阳派影响所致。阴阳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易经，并改造之。然后又回头说阴阳五行本于易经。其实阴阳五行不仅与真正的易理毫不相干，而且背道而驰。当易经被阴阳五行化之后，象数派易学变应运而生，各种迷信活动也纷纷设法向易经靠拢，都说自己源自易经。导致易经成为各类迷信活动的温床，各类坑蒙拐骗者的招牌。这种风气在当下依然存在。
但是，在《老子》和《庄子》中，没有丝毫的迷信气息，而且，也与机械的阴阳五行思想不相容。阴阳五行属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阴阳和五行都是物质，或者元素性物质。在阴阳思想中，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阴和阳”这两种元素。而在五行思想中，则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阴阳五行思想源自战国时期新出现的阴阳家，很容易成为迷信的温床。道家的则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无”，于阴阳五行的“有”针锋相对。
王弼正是借助道家的“无”不仅扫除了挂靠在易经上的各类迷信，而且也扫除了汉代所兴起的“象数易学”，扫除了“象数”，简称“扫象”，而专注于义理。
魏晋玄学的口号是“反名教任自然”。这个“名教”其实就是以汉学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即以汉代经学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自然”其实就是现代所说的自由。传统的中国没有自由的概念，而只有自然的概念。自然不仅实质上是自由，而且是终极性的自由。反“名教”也可以说成就是“反汉学”，“反两汉经学”。为什么要反，因为它不“自然”，不自由。
在儒家的观念中，自然、自由与“道”、道统、义理等又是等价的。符合道、道统、义理的，一定是自然、自由的，反之，如果不自然不自由，那一定是背离道、道统、义理。因此，当喊出“反名教任自然”时，就意味着魏晋儒家对汉学进行了否定，认为它背离了道统、义理。
为反对汉朝经学，魏晋儒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引入道家经典《老子》和《庄子》，二是将《周易》从《五经》中单拎出来，与《老》《庄》一起，组成“三玄”。“三玄”实际上就是魏晋儒家所构造的新的经学系统，可以说成是《三经》系统。
汉清2000年的历史中，经学系统实质上发生了四次变化。两汉的经学将《五经》奉为最高经典，其中最重视的又是《公羊春秋》，魏晋一变为《三玄》，唐再变为佛教，儒家经典整体上被二流化、边缘化，宋明三变为《四书》，清四变为恢复汉的《五经》，包括恢复《公羊春秋》的核心地位。
经学系统的这些变化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魏晋玄学之所以把《周易》和《老子》、《庄子》并列，并把《春秋》、《诗经》、《礼》、《尚书》从经学中剔除，原因在于《周易》和《老子》、《庄子》以政府产生之前的历史为基础，而《春秋》、《诗经》、《尚书》、《礼》则是政府产生后的历史为基础。《春秋》、《诗经》、《尚书》、《礼》倡导的是“尧舜之道”，而《周易》、《老子》、《庄子》所倡导的则是“结绳之治”。
“结绳之治”从伏羲至黄帝的中国社会状态，被老庄视作“至治”、“自然”的理想社会。老子直接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周易 系辞》则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是中国，当然也是人类历史中契约的最原始形态，“结绳之治”就是“契约之治”。
《周易》、《老子》、《庄子》都是以契约为中心，倡导契约秩序，而反对政府对契约和契约秩序的干预。而且，所倡导的是纯粹的契约秩序，不仅没有混杂政府因素，也没有混杂宗教神学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老子》、《庄子》比《周易》更纯正，因为《周易》中已经混入了政府和宗教因素。
总体来说，包括《周易》在内的《五经》都包含着政府因素和宗教神学因素，而且以政府为中心，政府的存在又受着宗教神学的支撑。当然，《五经》中的政府和宗教又都是契约化的，政府是契约化的政府，宗教是契约化的宗教。因此，《五经》中的社会实际上是三合一的：契约、政府、宗教的三合一。但是，《周易》保留了政府和宗教出现之前的纯契约时代的信息，以结绳时代为起点，而《春秋》、《诗经》、《尚书》、《礼》却没有，则以尧舜时代为起点，只是政府在中国正式出现的时间。
魏晋之后，佛教之所以能够引发中国人的莫大兴趣，更深层的原因是，佛教和老庄道家一样，都倡导一个无政府无神学的世界。所不同的，老庄将理想的世界锁定在中国上古时代的结绳时代，而佛教则锁定在一个虚构的“涅槃”。
《周易》对汉清两千年历史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宋明。尽管宋明理学的宗旨是排斥佛教和道教，回归儒家。但是，宋明儒家并没有回归到两汉的经学，他们甚至整体上否定了汉学，认为儒家道统到孟子时就中断了，汉朝儒家都不是真正的儒家。宋明理学象魏晋玄学一样，也重建了自己的经学系统，将《四书》奉为最高经典，《五经》仅仅处于二流地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明儒家也象魏晋儒家一样，把《周易》从《五经》中单独拎出来。宋明理学的理论框架基础，正是以《周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宋明理学的创始人被称为“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而北宋四子首先都是易学家，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周敦颐。
进入清朝之后，又开始反对宋明理学，而回归两汉的经学。这个过程最终也聚焦和终结在《公羊春秋》上，并以《公羊春秋》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今文学。也就是在今文学逐渐形成的同时，西方列强开始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在晚清今文学和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崩溃，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信心崩溃，中国粉碎了自秦始皇以来的皇帝统治，开始了新文化运动，汉清2000年历史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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