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到沂蒙故里。老家正在盖楼房，今年年初，村子整体拆迁，由开发商重建安置楼，路过楼盘，看到施工大门上方写着“承建付家庄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楼项目”。
每次看到村名写作“付家庄”，心里油然而生的不是亲切感，而是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村名改过来。我们村本来叫傅家庄，如今，凡是县镇文件涉及到俺村，或村民日常填写籍贯，基本都写作“付家庄”，“傅家庄”的写法快绝迹了。
村子的得名并不复杂，数百年前，有几户姓傅的人家迁居于此，就名之曰傅家庄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姓傅的人家渐渐绝户，只在村西余留归葬之所“傅家林”，此后李、张、周等姓氏人家相继聚集于此，但“傅家庄”村名没有再变动。
笔者第一次知道村名写错了还是上大学之后，因为那时“傅家庄”和“付家庄”还经常混用，比如村碑上还是写“傅家庄”，平时书写则多用“付家庄”。有一次上课，知名语言学专家余志鸿教授谈起简化字的问题，笔者就向他请教我们村名并用的现象，他说：姓名和地名一定是用“傅”，“付”是新中国成立后不成功的简化字。
这背后牵扯到一段复杂的汉字简化历史。为扫除文盲，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文字简化改革，2235个汉字从平均16.03个笔画减省到10.3个笔画。这次文字改革很成功，消除了一些异体字，构造较为合理，学习和书写方便很多，这就是今天使用的简化字。
但这次汉字改革也留下一些遗憾，有些该简的字简化得不彻底。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加快文字改革步伐，次日开始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中的248个简化字。当时，第一次简化的汉字人们已经掌握，汉字使用刚刚进入平稳期，第二次简化字推出之后，造成一些混乱，而且这次的简化字本身存在缺陷，比如：大量的同音替代，大量去掉义符，其中就包括用“付”代替“傅”和“副”，所以从那时起，“傅家庄”就变成“付家庄”了；有些字改得幅度很大，比如，“接壤”的“壤”改成“圵”。
第二次简化的汉字，叫作“二简字”，鉴于各种文字乱象，1986年2月25日，相关部门提出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请示，1986年6月24日，“二简字”被废除。“二简字”被废除了，但痕迹不能全消，尤其是在姓氏上的影响很大，导致一些人“改了姓”。余志鸿教授当时课上解说：在姓氏上，除了“付”代替“傅”，还有“闫”代替“阎”、“肖”代替“萧”、“代”代替“戴”、“占”代替“詹”等等。
汉字是象形字，很多开始是一幅画，写法比较复杂，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变为隶书、楷书，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但回溯来看，汉字简化需要一些特殊的时机，比如，国家从动荡分裂走向统一的时刻，往往是语言文字改革的良机，秦朝“书同文”改革比较成功，就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时，很多人不识字，这既是文字改革的动因，也是文字改革容易成功的条件。正如语言学家周有光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了，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80%的人都是文盲。这样去建设新中国不是开玩笑吗？”第一批简化字之后，据有关方面统计，简化字比非简化字扫盲效率高20%左右。文字一旦被大多数人掌握之后，立即进入定型状态，汉字继续简化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出现新字反而会增加学习的成本与生活的不便，而且汉字的特点使得它不能过于简化，因此“二简字”难以推行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如此，我们在生活中还是会偶尔碰到“二简字”。今年1月18日，山东栖霞金矿发生事故，有一个被困旷工通过供给绳送上来一个手写纸条：“望救援不停，我们就有希望”。这张纸条为最终11人获救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中很多人注意到，矿工把“停”写作“仃”，显然这是一个“二简字”，有人以此推测出矿工的大概年龄。
我们村“傅家庄”长期被写作“付家庄”，是“二简字”遗留的又一个证明。笔者个人观察忖度，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是“付”确实比“傅”的写法简单，如果能够达意，避繁就简几乎是人的一种本能的书写选择；二是沂蒙山相对闭塞和偏僻，“二简字”取消了，很多村民并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并不在乎，“付”继续使用；三是傅姓本地没有后人，自己的姓被改了，也没人去纠正；四是“付”毕竟不是一个新造的字，而是汉字中本来就有，比如“付出”“付费”等等，这就给它继续使用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