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视觉中国。
●王艳
许多人说父亲是个“内秀”的人，跟多年后许多人对我的评价一样。“内秀”这个词听起来多少有点惋惜的意思，就像人常说“啧啧，可惜了一个好苗子”，正如同可惜一颗永远藏在蚌里的珍珠，或者痴等一个迟迟不来的春天。
父亲出身农村，自小家境贫寒，靠自己的努力考进了技工学校，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捧上了人人艳羡的铁饭碗，成了正而八经的城里人。
受环境影响，他自学了许多才艺：视唱简谱、吹笛子、拉二胡……一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他能自己动手削竹笛、制作二胡，也曾颇为自信地告诉我：用蟒皮蒙琴箱，音效最好，用马尾做弓子，音色最亮。
我并不记得父亲在乐器上的造诣到底如何，但父亲唱歌好听是真的。
刚上小学时，我还跟随母亲在农村生活。每到夏天，父亲便会接我去城里过暑假。
天长日高，暑热炎炎，父亲白天上班，中午必得睡会儿午觉，也非逼着我睡一会儿。我玩兴正浓，翻来覆去不愿睡，父亲便教我唱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父亲的嗓音低沉温厚，一首儿歌被他唱得声情并茂，诗情画意。
父亲一句一句耐心地教着，我一句一句无意识地学着。阳光白花花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外蝉声高一声，低一声，嘈切嘶鸣，父亲摇着蒲扇，凉风一阵一阵扇过来，不知不觉，我迷迷糊糊睡去。
一个暑假过去，父亲教会了我好几首歌，《妈妈的吻》《妹妹找哥泪花流》，都是那时在年轻人中风靡无两的歌曲。我也学得似模似样，回老家唱给大家听，邻居的一位婶婶一边听我唱《妈妈的吻》，一边用手背抹眼睛。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哼唱父亲教的歌。父亲应该从未意识到，他青春的印记，会以歌唱的方式，烙印在我这一生。
几年后，父亲生了一场大病，退居二线。我和哥哥、母亲跟随父亲寄居城里。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全家四口人，生活日益艰辛。母亲四处打零工帮补家里的开销，大多时候煮饭的任务就落在父亲身上。
父亲的厨艺越来越精进，擀面条、包饺子、烙饼，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面食，妥妥就是一个优秀的白案师傅。耍弄起厨刀也毫不逊色。手速又稳又快，只见刀锋闪光，”“唰唰唰”几下，将咸菜、土豆、萝卜切得细如发丝、均匀齐整。油锅正冒着烟，菜“哗”地一下下了锅，翻炒两下就成了美味佳肴。
只是，我很少再听到父亲唱歌，他的笛子也不知所踪。偶尔，我从抽屉角落里翻出只旧口琴，他会接过去，仔细擦擦上面的灰尘，含在嘴里吹几声，却音阶生涩，曲不成调，便又颓然收进抽屉。有时闲下来，他也会拿起我的吉他摸索着拨弄几下，弹出简单的旋律。很快又放下吉他，该上班了，该做饭了，该重新编个菜篮了，家里该添两把椅子了。
那时我已上高中，我已经明白，父亲放下的不仅是口琴、吉他，他敛起翅膀，收起光芒，抛下于生存无益的重量，是要和千千万万个普通的父亲一样，弯下腰，躬起背，拉起缆绳，努力去拖动生活的大船。
我曾偶然翻到父亲一个包着暗红塑料封皮的手抄本，里面用蓝色钢笔，抄满了一首首诗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蓝色的钢笔字已悄然褪色，我却仍能在字里行间，看到父亲年轻的忧伤，看到他曾经鼓涨着风，高高扬起的帆，曾经闪着光的梦想。
于是对“父亲是个内秀的人”的说法深信不疑。生活残酷，岁月无声，它们就这样琐碎柔韧、悄无声息地磨掉人的幻梦。
父亲退休后，我给他买了一把曲胡。他常常坐在阳台，对着曲谱咿咿呀呀地拉。父亲挥动弓子，手指在弦上快速移动，神情专注而认真，仿佛不是在拉弦，而是在一针一线，缝补早些年破碎的东西。
古稀之年的父亲，眼睛变得越来越混浊，越来越喜欢蜷缩在沙发上打盹，会一遍一遍跟我絮叨年少求学的艰辛。但我陪着他去逛街或散步，父亲仍会执意把重物拎在手上，似乎他还年轻，还是我的依靠，还能拉着我的手，迈过无数个沟沟坎坎。
他还是会在下班前做好饭等我回家，把切青菜都很费劲的菜刀磨的锃亮锋利，一遍遍教我做饺子馅：要炸点花椒，再小火炒肉，最后再放芹菜和葱花。
有时我会想，生命之旅恰如一朵花开落的过程。一粒粒洁白的花朵在黑暗的荒原上列成一条条小径，当一朵花慢慢凋谢，会将自己的芬芳和光彩传递给下一朵，人们沿着这样的小径走向无尽的时空，便不会觉得孤冷。
比起同龄大多数人，我常常觉得幸福，我还在花朵的馨香和光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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