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蒙
Women's Nadam Fair
女人的“那达慕”文/大狗熊 图/大狗熊 局部
逝者如斯，这支从元代开始在云南书写自己历史的民族，在失去自己传统的文化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之后，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700多年来，大漠的风尘已经变为亚热带低纬度的湿热空气，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也为峰峦绵延的高原所代替；游牧民族自由放达的生活转眼间被南方农耕民族的土地所局限。然而，他们生存下来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存潜力是极大的。他们结束了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加入了南方农耕民族的行列，开始了农耕生活的辛劳。他们面水背山而居，以捕鱼为生，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绵延下来。不知何时，湖水退下去了，他们又扩大耕地，围湖造田，完成了由游牧向定居农耕生活的转折。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民族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既承接了久远的传统，又吸收了周围的汉、彝等民族的习俗，逐渐形成了云南蒙古族独特的文化。
对于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我并不陌生，1997年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锡林格勒草原上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在蒙语中意为联欢和游戏，当那平时寂静得只剩下蓝天、白云和绿草的原野，突然被一片彩旗飘扬，人头涌动，牛羊欢叫，牧马嘶鸣的热烈场面所取代时，早被浸润得空灵的心胸也已是涌起重重热浪。但在我的记忆中，“那达慕”更准确地描述应该是一次男人的盛会，那是草原上的蒙古男人展现力量的盛会。赛马、射箭、摔跤，被称为“男人三艺”，只有精通了三艺的男人，才能在“那达慕”上成为一个男子汉，才敢在那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曾几何时，这群男子汉用他们的铁蹄征服了世界，在欧亚大陆上尽情展示着力量。
数年过去，我已离开了辽阔草原，回到山高水险的云南，却再次邂逅“那达慕”。我走进云南有5000多蒙古族聚居的通海县兴蒙乡，看到的是一个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这里群山环抱，阡陌纵横，青松翠竹掩映着村落，没有如茵的绿草，也不见奔腾的骏马。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熟悉的世界，公元1253年，第一支蒙古骑兵看到的应该是更为陌生的景象。与北方草原的阳刚比较，这里是阴柔的；如果说北方草原是铁血男儿的天地，这里更像女人的世界。
兴蒙乡的“那达慕”，我认为是在讲述一个古老而哀婉的故事，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波澜壮阔，它讲述的只是一个民族如何在逆境中苦苦求生，如何在7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变化、发展、融合、传承的艰难往事。它注定了这个“那达慕”是女性的。同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同称“那达慕”大会，但在兴蒙，“男人三艺”：赛马、射箭、摔跤，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跳乐、打霸王鞭、划旱船、舞板凳龙等等，以及抬着木制的蒙古包，里面坐着成吉思汗、蒙哥和忽必烈，在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地游行。每一项游艺中，更多的是女人的身影，特别令人惊叹的是舞龙灯的也是一群蒙古族妇女，一条龙在她们双手操纵下，摇头摆尾，栩栩如生。在爆竹声声，锣鼓喧天中，我慢慢品味出700年来，兴蒙“那达慕”从男人的变成女人的，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缓缓过去的旱船、龙灯、蚌壳、耕牛，也许就是他们由牧民变为渔民、农民的艰辛历程；那口衔家书的金凤凰，也许就是他们对北方故土的拳拳思念之心；还有……无论他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的文化传统怎样地更新和发展，都有一个根本的中心是不变的，那就是对祖先的追思和对故土深深的怀恋之情。
张承志先生在《黑骏马》中给我们刻画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品格正是蒙古族女人的写照。700年前，当大漠的风尘已经变为亚热带低纬度的湿热空气，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也为峰峦绵延的高原所代替；昨日的征服者变为今天的被征服者，游牧民族自由放达的生活转眼间被农耕民族的土地所局限。他们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这时需要的不再是“男人三艺”，而是蒙古女人的伟大品格。
其实，一个民族在马背上征服世界是一种力量；当他们离开马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何尝不是一种更为伟大的力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