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贤 亮/文
摘 要：晚明的江南地区，曾经孕育了大量杰出的人物，于整个官绅生活世界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除了科举制度的要求外，家庭或家族对于子孙的教育尤显重要。就士人生活的规划来说，科举是成为社会卓越分子或进入成功领域的一个途径与阶梯，藉此可望达到世俗社会认可的富与贵的目标。家庭文化教育的核心在读书进学，自然多与科举相关，也与政治生活、报效国家的期许有关，但大多还比较注意养心与立品。这不仅在地方上，而且在晚明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对这些层面做进一步的考察或分析，不仅有助于时代氛围的揭示，而且也有利于那种典范式历史记忆的廓清，观照出大历史进程中地方知识人的一些生活样貌。从江南出发，可以更好地认识传统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关键词：晚明；江南；读书；士人生活
一、引言特定的地域社会与文化生活，脱离不了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的约束。在江南，即使同一个府域内，人文环境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异，绝非是共同无差别的。
弘治三年进士、华亭人钱福（1461—1504）所例举嘉兴府属县的差别，就堪为代表。他说，作为浙西“大府”的嘉兴，以辖的嘉善县最为低洼，“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惟支泾曲港而已”。①万历年间的嘉兴地方官绅也申说过这一点：嘉兴府总体上是平原水乡，“首尾吴越，襟带苏杭”，是“江东一都会”。②最具水乡泽国特色的，就是与青浦、吴江两县接壤的嘉善县。在这样的环境制约下，平原的人生与社会文化就自有其独特的地方。
嘉善人、崇祯七年进士陈龙正（1585—1645），亦曾做过类似的比较和讨论，强调了“民情土俗，万有不齐，立法更制，随方便宜，随时润泽”的思想；嘉兴县是地高苦旱，秀水县地低苦潦，嘉善县稍形复杂，是南高北下，所以旱则南乡困，潦者北乡悲。他认为江南的一个县域内部差异如此，何况一个府、一个省甚至全国，所以制度、措施上讲“通行”，是不切实际的。③崇祯年间的嘉善知县李陈玉则指出，该县在嘉兴府七个县域中，“赋独重、役独繁”，④百姓生活压力极大。民风相对较“朴”的嘉善县民，在与其他县域民众利益的争夺中，就比较容易吃亏。⑤
江南类似这样的生活环境，所在皆是。在各种重压下的士庶百姓，要摆脱困境或营建更好的生活，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读书进学无疑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尽管成功的渴望与成功的可能并不是正相关的，但在江南这种人文氛围与读书风气较为浓厚的环境中，有利于士人的进取和发展。当然，明代社会的发展到15 世纪以降，已有了很多变化，表现很复杂。至晚在16 世纪，整个的社会、文化、经济显得比较繁荣，士人生活风气已形异样。陈邦彦曾有这样的论述：“嘉靖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唾斥之。”又说：“今天下自大夫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受铨天曹，得膻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官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①明末清初昆山名士陈瑚也讲过类似的话：“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②
“博科第、肥妻子”，是当时很多士人家庭努力科举的基本目标。所以，整个社会已如嘉善人袁仁所论的那样，有“举世蚩蚩，颓风靡靡，江湖下趋，势不可返”之态。③到其第四子袁黄所处的万历年间，地方社会与世风是所谓“赋重而民疲，事繁而俗靡”。④除“赋重”的广泛影响外，“俗靡”的问题，已有越来越盛的倾向，于生活文化上的表现最为明显。松江士人范濂就承认：“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⑤
在晚明这样大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江南地方仍然孕育了大量的杰出知识人，不仅为王朝统治提供了许多人才与智力支持，而且为地方文化的充实与科举家族的培育奠立了重要基础。其中，家庭或家族的内部教育与知识传承、道德教化，显得尤其重要。毕竟功利之习已久浸于人心，社会颓风靡靡，更需要有识之士与家庭教育的警惕。对于这些现象或问题的论说，仍需要从细部出发，做进一步的勾勒与分析。
就士人生活的规划来说，科举是成为社会卓越分子或进入成功领域的一个途径与阶梯，藉此可望达到世俗社会认可的“富贵”。一般的官绅家庭生活中，都重视读书进学，构成家族子弟教育最重要的方面。而且一旦因读书进学，不但荣宗耀祖，而且在法律上享有优待，可以蓄养奴婢，优免赋役，按地位高低有不同的特殊待遇等。⑥
实际上，为人称颂的耕读传统与文风教育，在精英士大夫家庭有较好的维续。大多数世族，都有相当的家族经济力量与文化资本的支持。像松江人何良俊强调的那样，这样的家族不是让子弟依赖家世与财富地位而随俗放荡，而是比较重视子孙的培育与教诲。⑦再如苏州府常熟县人钱孙保，受藏书万卷的父亲钱谦贞读书、藏书的影响，从小喜好读书，在日间读书之后，夜晚必记于卷尾：“某日读，读若干页”“某日起，某日竟”，从而显示其读书的进度与勤奋。⑧
万历四十四年状元、嘉善人钱士升在远宦京城之际，一直不忘教育在家乡的长子钱栻：“汝在家，只宜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徳。”⑨次子钱棅是陈龙正的女婿，陈龙正对他的读书十分关心，曾写信教育道：“读书不贵太多，自经以外，莫如《近思录》及二程书，次则阳明、景逸二先生书。”细心玩味朱熹、吕祖谦、程颐、程颢、王守仁、高攀龙等人的著述，必有大益；历史著作则只需看《通鉴纲目》，而不必博搜二十一史。①这与袁仁教育子孙的话是相近的：“读书贵博，亦贵精。”②他们的教育理念，在传统时代具有普遍意义。
摒除杂念，专意读书，可谓士人读书进学的基本要求。钱士升的同科进士魏大中教育其幼子魏学洙时这样强调：“只是读书，并无别事。”在他们看来，年青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读书：“读书才明义理。义理明，然后可以处患难。义理明，然后可以处饥冻。义理明，然后可以事父兄师友。义明理，才文理通。文理通，然后可以训书糊口。”③地方绅士势族对于子孙的教育，主要就在“谨身积学，俭德持家”，平居在家，以读书为务，④随其资禀，务加磨砺，“以就素业，学成应试”。⑤
读书达到可以“处患难”“处饥冻”“事父兄师友”以及“训书糊口”的境地，当然都是知识人的谦说，他们的理想目标是科举的成功。科举在明清士人的视野中，是个人乃至家族于政治攀升方面最重要的途径，并可望达到较高的社会目标。⑥而科举事业与文化教育，在江南又是最昌盛的。⑦
科举考试，当然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但功名的兴盛并非全系经济因素，也与江南地区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有很大关系。江南人读书喜学，是有悠久的传统与良好的习惯，“家弦户诵”的风气，“人人诗书”的盛况，由来既久。更可注意的，是江南聚族而居，殷实大族在科考中最富竞争力，总体上观，江南进士不但分布极不均衡，而且大多集中在有限的几姓几族之中，考中进士较多。⑧
在明清社会，只能经由科举考试的成功才能达到唯一的终极目标。这个比较单一的价值观，弥漫于整个社会。⑨倘如何炳棣所论，在明清的主要时期，决定身份地位的要素，大部分是科举功名，仅有少部分是财富，⑩那么科举的要求与压力必定渗透至精英阶层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而在士林生活中，存在着“前有掖援，后有推挽”的状态，确实有助于努力举业者奠立起较好的地位与社会影响，⑪意义重要。在这方面，苏州地方的“士风”堪为代表。何良俊指出：“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故其文献足征。”⑫前辈汲引后进，后辈推重先达，确实是士人中令人向往的生活风貌。
三、“学问大事，在养心”出生于今天上海陆家嘴的陆深（1477—1544），是明代弘治十八年的进士（与严嵩、顾鼎臣等同科），开启了陆家鼎盛的时代。在获得科举的成功并顺利进入仕途后，陆深当然有责任帮助家族子弟尽力攀升至成功的阶梯。他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可以其寄给儿子陆楫的两封信为例。
一封信是他到江西做官时所书，告诫儿子在上海家中要好好读书，重视科考，不要在社会上多管闲事：⑬
我离家已两月余，汝用功何如？古人言，宽着限期，紧着课程。缘汝气体弱，又有旧病，须要节量读书。学问大事，在养心。养心先须养气，元气充足，百事可办。汝性静定，有可进之资，不可虚负了。家中闲杂，不必管，接见人，务要拣择。无益之事，足以费日力、害身心，当畏之如蛇蝎，可也。
陆深指出的“学问大事，在养心”，确实是读书人的关切所在。在明代人看来，“养心”是义利之辨的关键，只有稳于养心，才能“于义利处洒然”。①陆深认为，其子性格“静定”，在科考上是有潜力的。
另外一封信，是告诫儿子如何从上海到南京赶考，待人接物须注意陆家的体面。叮咛其儿子陆楫考试路途上要不惜花钱，特别是要雇气派的轿子与船：②
我出巡在九江，六月五日得家书，始知汝考试的信。但列名在四等，得与观场，亦是当道奖进之意。汝宜自立，以无负知己也。若往南京，只与姚子明同船甚好。馆谷薪水费，当一力助之，其余量力，各为帮助，亦是汝报其师之意也。须往丹阳上陆路，雇一女轿，多备一二夫力抬之，行李盘用，江行载入城，雇一阔头船，甚为方便，不可于此等处惜费。入城须借一僻静下处，可请问顾五叔，必得佳所。至嘱，至嘱！
虽然此次乡试，上海县籍考生无一人中举，也许是“气运所关”，但陆深认为陆楫可因此“积学”。陆深也曾与陆楫多次讨论落选的原因，认为陆楫的文章虽然“辞理不失，格式俱是”，但是“气未贯耳”，要求陆楫再下三年“缜密工夫”，以备应试。③
陆深的同科进士顾鼎臣，则是状元，后被认为明代阁臣以青词结主知之始者，所以又有“青词宰相”之谓。其父顾恂出生于昆山雍里村的顾氏家族，生平经历一般，据说“生而秀整敦确，学举子业有成”，被当时礼部主事吴凯看重而招为女婿，平时只在城里开店卖线为生。④顾家科举的成功，是到顾鼎臣这一代，顾家因此崛起，在地方上成了耀眼的家族，与戴、叶、王、李四姓并称为五大“巨族”之一。⑤据统计，在1400—1750 年间，顾家一共产生了9 个进士、9 个举人和6 个贡生，⑥堪称科举家族。
维持这个家族长期攀升、兴盛的一个重要基础，当然仍在读书进学。在顾鼎臣幼时，即称“颖敏”，“数岁能文章”。⑦弘治元年，16 岁的顾鼎臣获得昆山县金家庄人、朱文公的后裔朱瑄的青睐。朱瑄在成化年间获得贡生的功名后，得以冠带养亲。⑧朱家被视为“昆山望族”，就在弘治元年，较鼎臣大三岁的朱氏嫁到了顾家，对鼎臣一生的事业，帮助极大。
顾鼎臣于科考成功后，曾费尽心思，勤力安排与劝勉家族子弟攻读举业，对家中颇有希望的长子履方、女婿归本，多次写信告诫。给履方的家信中，顾鼎臣强调了“读书谨行以图出身”，是个人乃至家族发展的“上策”，⑨着重提出“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的思想，其“谆谆戒谕”如下：⑩
可奋然励志，以读书修行为首务，以治家防患为要机。我虽曾谆谆戒谕，恐汝志气懒散，未知缓急利害，视我言为迂远，日常只悠悠过去。故又琐琐作书，汝可藏诸箧中，或揭诸坐隅，朝夕省览。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日用间遂能随事用得。……若只以此为谋利、窃名誉之资，便非好人。
读书最怕志气懒散，也怕不懂得缓急利害。顾鼎臣一直担心履方等人远在家乡无人管束，常在书信中作必要的告诫，要求他们万事小心谨慎，务以“修身进学”为重：“万万小心谨慎，修身进学，做好人，求进步，惟日不足。不可仍前懈惰，以取羞辱。”⑪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当今之世，只是闭门吃薄粥、读书谨行以图出身，此为上策。一应闲事，不须多管，亏人利己之事，切不可为。”对大女婿归本，顾鼎臣则希望他与履方百倍用功，在科考上“以图必中”，再次强调这是关系顾家沉浮荣辱的头等大事。①需要说明的是，归本就是归有光的从祖父。归有光回忆说，在顾鼎臣乡居时，曾经“率乡人子弟释菜于学宫”，他也曾参与其间习学。②
其实归有光在举业上是不够顺利的，会试八次皆落第。晚至嘉靖四十四年，年已60 的他才考中进士，被授职长兴知县。在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他到南京任太仆寺丞（正六品），并且参与编撰前朝的《世宗实录》。③
当然，过度地以科考为目的的读书生活，对读书中应该存有的清闲与乐趣，是不能真正品味到的，更不要说那种热衷校雠、谈艺论文、赏玩古物、山居清闲、寒夜展读等文人气较重的价值取向了。像秀水人冯梦祯对读书所提的“书室十三事”，包括随意散帙、焚香沦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摩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卉木、鼓奇字、玩文石等，④已是纯粹的文人雅事了，也利于养心，但与一般而言的读书进学之旨趣已有不同。
孟云飞书法 思接千载
四、“行谊为重”与静坐修养对完全没有科考成功历史的家族来说，家族子孙科举的难度是很大的，十分需要个人的天份、社会网的资源支持以及时运的把握。
万历十四年进士、嘉善人袁黄的父亲袁仁，从正德时期以来，就与王阳明、文徵明、唐伯虎、王宠、顾璘、何良俊等当时的社会卓越分子有着广泛的交往与深厚的情谊，在地方上营建起密切的文化交游网络，但他只是一介布衣，祖上数代都不曾科举出仕，疏离政治。⑤但袁氏的家庭教育，除了知识传承外，还很强调“勇于为善而奔义”的传统。⑥袁仁曾教育子孙说：“文字最可观人，如正人君子，其文必平正通达；如奸邪小人，其文必艰涩崎岖。”⑦
袁仁自己放弃科举，但一直很关心妹夫沈扬（字抑之，号心松）家的科考前程，而且强调要以行谊为重。给沈扬的信中，他就清晰地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延师教子，不当专论文艺，亦须性行醇淑，志节高迈者，庶幼学有所薰习耳。吾祖吾父，孳孳训吾辈，谓浮华易谢，实德难磨，故不以科第为荣，而以行谊为重。此妹丈所熟闻者也。”⑧
虽然说“不以科第为荣”，但在袁黄尚未成人前，袁仁已将袁家举业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次子袁襄、外甥沈科这一代人身上，不过仍时时强调袁家祖训中对于志节秉持的意义。⑨令人安慰的是，沈科身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袁仁曾赋有“玩鹤南轩下，悠然闻凯歌”等诗句，为之暗含了某种欣悦之情。⑩其实袁仁的三子袁裳幼即聪慧，母亲想让他读书进学，袁仁认为袁裳体质弱，“福薄不能享世禄”，不如教习六德六艺，“做个好人”。后来袁仁就把他送到文徵明那里学字学诗。⑪给文徵明的信中，他这样写道：⑫
裳儿颇聪慧，弟不教习举业，而遣就门下学书，愿老丈先正其心术，而后教之执笔。夫道贵龙蛇，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今天下类重科目，而轻实学。弟谓科场竞进，最坏心术，故姑教之尊德，游艺为蓬累中人，知老丈必有合也。
可惜的是，袁仁身故太早，没有见到万历十四年袁黄等人的成功。不过可以推知，博学又善于教育的袁仁，对童年的袁黄应该是存在影响的。可以认为，袁黄的成长与思想、知识的养成，大体都承接家庭传统而来。①毕竟袁仁就是一个精通天文、地理、历律、书数、兵法、水利与医学等多种领域的全才型学者。②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初四，弥留之际的袁仁留下了两万余卷丰富的藏书，作为遗产，除分赐部分给侄儿辈外，都传给了袁黄。母亲李氏曾告诫袁黄说：“汝父博极群书，犹手不释卷。汝若受书而不能读，则为罪人矣。”③
与袁黄同一年考上进士的嘉善同乡陈于王，是当地陈氏家族的杰出代表。于王读书精敏绝人，但嘉善县内素乏文献，独袁黄家藏书极丰，袁黄本人就博学通识，成为陈于王在学习上交流与仿效的模范。陈于王在万历十四年与袁黄同时考中进士后，社会与政治影响多在外乡宦地，殁后被称颂为万历年间的“循卓名臣”。④
在句容任知县期间，袁黄曾给陈于王写信说：
我辈平日辛勤刻苦，为子孙创业者，死来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释然无憾，惟此修德行义之事而已。……吾辈当深绎积善余庆之说，实为趋吉避凶之事。密密修持，孳孳方便，则受福一分，便可积福十分矣。
袁黄所论的“修德行义”“积善余庆”等思想，充斥了行善积德等功过理念，也是对子孙最有用的遗产。这些话使陈于王十分信服，且能身体力行，并作为从政的一项基本准则，莅民治事，为远近所称慕。⑤
在陈于王时代，陈家城居于嘉善县城内的宅第相对比较素朴，于王本人更无衣裘舆马之饰、声色之好，居家时期惟以读书进学为目标，后来也曾经努力想要设置义田以赡养族人，但并未达成。⑥在于王过世14 年后，即万历四十八年，其次子陈龙正主持了城中陈家新居的建设工作，总体要求仍以朴素为主。这个家居空间充分体现了陈龙正处世为人为学的基本理念。当中的中堂题名“宝生”；书斋中还留有伐檀之所，所挂的一副对联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应物一分静坐一分读书”；内室则题名“明发”，所设对联是“早起宴眠便是兴家粗本领，出言举步从来教子实工夫”。⑦
陈龙正年轻时常常在岳父丁铉家读书（丁铉是丁宾的侄儿，功名为监生），在与丁宾讨论经史时，已慨然有经纶天下之志。⑧
少时的陈龙正十分聪颖，不仅与丁家有着良好的姻亲关系，还深受袁黄赏识。袁黄曾对陈于王言，“公二子皆贤，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于王的长子山毓（1584—1621），字贲闻，好读书，善为文章，尤精于赋。万历四十六年举浙江乡试第一，天启元年殁，年仅38 岁。次子就是龙正，在努力举业的进程中，又受同县前辈名士吴志远的称赏。⑨吴志远与高攀龙、归有光之子归子慕（1563—1606）相交甚深，陈于王曾赞其为“金玉君子”，让龙正投其门下学习，一二年间，龙正识趣始定。龙正三十七八岁时（天启初年），与吴志远、高攀龙同在京邸，朝夕相晤，龙正觉得向来自喜文章经济之意，“均属可耻”。这一点，主要得益于吴志远的提醒，后来从高攀龙处“得复约身心之学”；又常与归子慕交往于吴志远隐居的荻秋，①为诗歌古文词，已有超然出尘之意味。②
陈氏兄弟的成就，自然与陈家的教育与袁黄、丁宾的影响颇有关系。袁黄曾说：有子弟不能教诲，成何自修？丁宾则强调说，好人独为不成，须子弟僮仆同心学好。袁、丁两人的言说，对陈于王较有影响。陈龙正在其间也深受教育。③
陈龙正后来与魏大中是同学，也同样是拜高攀龙为师。在天启元年，陈龙正中顺天乡试经魁（第三名），崇祯七年考中进士。陈龙正不仅重视家族的规范与教育，也强化了地方善学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在崇祯四年倡导建立同善会后，曾发表51 次主题演讲，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乡间思想的教化产生了重要影响。④
值得一提的是，陈龙正所谓“一日三分”中的静坐活动，在晚明士人生活其实是比较普遍的行为。
像前文提及的袁仁，在外结束他的应酬交游活动，回到城内“半村居”中，即掩一室而坐，即使至亲也不相见。据袁黄幼时于门隙偷窥的记忆，袁仁独居静坐于室内，“香烟袅绕，衣冠俨然，素须飘飘，如植如塑而已”，⑤大概已沉浸于静修的最佳状态之中了。
再如陈龙正的老师高攀龙，一生自少及老，几乎不间断地从事静坐，认为学者静坐是入门要诀，读书、静坐两者不可偏废；静坐可以定心气，与所读书之书相印证，最后得见本性。⑥
明代人的养身与养心往往并重兼修，实践着养生理论与荣养生命的活动。⑦作为明代士人的一种重要休闲方式，习静修养还有提醒精神的作用。崇祯时期的嘉善知县李陈玉就说：“每日晨起，静坐一刻，一日精神提醒；出堂静坐一刻，眼前诸事提醒；夜坐一刻，终生之精神全提醒矣。”明代理学家们的习静功夫与话语表达，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力，所谓“静坐观心，闲中一乐”，将习静、修养、休闲三者生活结合为一。虽然学贵乎自得，但明代理学家成学的历程，多见诸静坐的习静功课中。⑧
出身于丁家栅（今丁栅）镇的丁寅、丁宾兄弟，幼时生活于偏僻的嘉善与吴江、青浦交界的水乡，但父亲丁衮决不是安心于他们成为一般的乡村富室，对他们的科考抱有很高的期望，开始安排他们如何更好地适应竞争激烈的科考生活。
丁寅“生而颖异”，4 岁时即请塾师教学，“勤敏嗜学”，15 岁已有所谓“以硕儒自期”的意愿表达。可惜的是，丁寅身体羸弱，但早起晚歇都在坚持读书，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18 岁时参加县学童子试，因表现优异，成绩列名第一，被知县陈道基呼为“小友”，“雅称相知”。丁寅苦读的生活远近闻名，“闻鸡即兴，不敢稍懈，以故每试辄利”。嘉靖四十三年（1564），丁寅与丁宾都参加了顺天府乡试（顺天府的乡试解额一般为135 名），丁宾一举成功，成为举人，年仅22 岁，但丁寅再次落榜，据说“因与季弟相联，遂复落选”，令人感到十分惋惜，但“嘉善二丁之名，轰轰藉甚”。⑨
晚明士人大多热衷讲学，一些名家因此得到众多士人的追随，讲学论文，兼及时事，一时蔚然成风。①丁宾师从著名理学家王畿（龙溪）求学问道，而王畿被袁黄认为独得王阳明的正传。丁寅在幼弟丁宾的影响下，也欣然负笈，不远数百里走谒“龙溪老师”。丁寅颇受其学影响，归家之后曾书“提醒见在良知”六字，作为座右铭。最终丁寅放弃举业，“一意以缮性、敦伦为事”。②
丁宾与袁黄是少年时代的同学，隆庆五年一起赴京赶考。袁黄对低调虚怀的丁宾非常推重。有一次袁黄路过南京，已经为官的丁宾欣然招待，相待如骨肉之爱。袁黄离开后，寄信一封给丁宾表达感谢，并奉呈袁黄新刻的小书一部，主要内容就是选编的时文。袁黄的信主要如下：③
足下真实之心，恺悌之行事，不敢为天下先，而举世让步，言若讷讷，而能使听者醉心，以至柔而胜天下之至刚，以无为而胜天下之有为，实当世之伟人而理学之巨擘也。适过留都，重蒙虚怀相待，骨肉之爱，隆且笃矣。坊刻一部呈奉，时艺乃小儿所选，不足供大观，篇首“学约”，则鄙人生平造诣略具其中矣。此固老丈与某束发下帷时所同心而共事者也。世衰道微，以接引人材为急，沈助教有志圣贤之学，立身制行，无愧古人。初入留都，久慕道望，实欲以足下为依归，愿虚怀接纳，收之药笼中而徐试其奇，当必有益也。不能尽。
袁黄是当时社会上对年青举子的举业习学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人物，而且教育指导有其独到之处。对此袁黄是相当自信的，所以在信中对老友丁宾也毫不谦虚地道出新刻的时艺选编中，篇首“学约”能体现他的生平造诣。当然他对丁宾相当推崇，在袁黄看来，隆庆五年中进士的丁宾是一位“谦光可掬”的至诚君子，所以科考的成功是必然的：“予屡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辛未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谦虚。予告费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及开榜，丁果中式。”④袁黄认为丁宾以柔克刚，以无为胜有为，是“当世之伟人而理学之巨擘”。袁黄对晚辈也很注意提携，认为在他们所处的衰世，需要更多的人才来应急，因此他向丁宾推荐了有志于圣贤之学的“沈助教”，希望得到官位已很重要的丁宾的帮助。
丁宾的侄孙女婿陈龙正，更是着力颂扬丁宾的为人、为学、为官。龙正对他所崇敬的前辈时贤，这样比较道：“士子闭户者有之”，但居官不奔趋、不酣乐，退官后不求田问舍、不骄侈逸游，就十不得一了，而丁宾居官居乡“孜孜以干实事为主”，生活俭朴，逢凶荒年岁，却愿意捐出万金来救济社会，年届90 还心系百姓，能为闾阎请命，不辞劳、不惮远，本人不饮酒、不作乐、不出游，虽处鼎贵地位，却俨如一乡里朴实农夫。与丁宾同辈的吴志远，是龙正少时从游的老师，龙正“见其终日静坐，累月如一日，寡言寡笑，寡笔札，寡交游”，但与高攀龙、归子慕二人交友最相契。龙正的同学魏大中，在功名幹济之暇，也玩禅理，也学古文辞，也作诗歌，也善书行楷，但于“花柳、酣宴、骄奢、淫佚之事”一生从未涉足。龙正表示，像这样有骨气的，皆堪称“巨擘”。至于袁黄，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勤读不辍，龙正认为虽然其意见或有偏于理学正统或主流社会的想法，很多人对他其实并不满意，但“博洽敏辩，有问如响”，是非常少见的大才。⑤
在丁宾、袁黄、陈于王、陈龙正、魏大中等人的生活时代，兢兢于举业之途者，举不胜举。地方上最具影响力的海内名族钱家，也是如此。袁黄祖父袁祥的女婿钱萼，曾育有五子，都能世其业；孙子钱贞选贡后，曾登应天乡榜。⑥而钱贞的曾孙，就是后来于万历四十四年考中状元的钱士升。钱士升的成功，不仅为钱家带来了无上的荣光，也为家乡嘉善县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另外，钱士升的同科进士、有着多年塾师生活经验的魏大中，自幼年起，就深受父亲魏邦直的教诲。在伴随父亲于乡间坐馆的岁月里，魏大中的读书与思想有了很多成长。
例如，万历六年，大中全家跟随魏邦直到陶庄镇的凌巷坐馆。已经4 岁的魏大中，在邦直身边已经受到了《孝经》《大学》诸书教学的影响，也能“日渐成诵”了。万历八年，邦直正式教6 岁的大中读书，大中记性很强，“偶语颇能捷应”，这大概让邦直引以为傲，且曾经让大中见客，以试大中的学力。①大中后来回忆说，“七八岁时，每就枕，先都谏口授古忠孝节烈事一二条，睡醒即令占昨所诵书”。这对大中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此外，读书之暇，大中会到忙于纺织的母亲那儿，为劳累背痛的母亲敲背。有时在散步之际，还会考虑“做官何所事事”的问题。②
后来大中继承了父亲的塾师经营及社会活动网络，在教育上当然较钱士升更为细致具体，像他对考中秀才的次子学濂的教育，就说“秀才大难，经书有一句理会不来，做不得；有一题拈弄不来，做不得”，能理会、拈弄的，只是求通，而求通全在穷理，穷理全在看书、作文，从零碎处积渐至成片段，就通而熟了；经书必须从头到尾“字字揩磨”“一一体到身心上来”，思之又思，从而能够达到豁然的境界。魏大中要求学濂平时“不可出外走动，不可空过日子”，步步跟着大哥学洢，“不得自寻朋友”，句句听着大哥，“不得自由自性”。③
万历三十九年魏大中正式拜高攀龙为师后，④常以“高老师”称呼高攀龙。高家与无锡的很多科考成功者如顾宪成、顾允成、安希范、陈幼学等一样，是以《尚书》为本经。而且顾宪成的教塾区域覆盖苏州、嘉兴等府，嘉善的夏九鼎（1573—1611），就是顾的学生，并于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专攻当然也是《尚书》。⑤或许因而可以推知，既然大中以高攀龙为师，科举专经应以《尚书》为主。到万历四十四年，大中与钱士升等人才考上进士。
钱士升在成功进入仕途后，给长子钱栻的信中，这样教育道：“人之立品，须自小做起，比之匪人，圣贤垂戒，慎之勉之。”⑥这样的教育，充满了将家族成员培养成为政界的要角与进入官僚体系的期望，而且只有通过一系列以儒学为本的考试才行。⑦
钱士升对长子钱栻是十分看重的，在他看到钱栻在科考上的初步成功后，“且喜且惊”，认为这是受了祖父辈的恩德而来，“不可自恃而忘厥本”。他写信给钱栻说“阳明先生云，得意时能截然收敛，非大勇不能”，又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更当谨记。提醒钱栻对于座师黄道周（1585—1646）当尊奉有加，至于房师更应面谢其指教；同年科考朋友的应酬，“可省则省”，在明春入京时款洽即可。⑧
另一封信中，钱士升又强调：“儿辈在家，只管闭户读书，勿见要人，勿谈朝事，勿落近日名士气习，严以律己，谦以下人。至于奴仆，务须约束，毋得放恣，庶几弗玷高、曾清白家风，切嘱切嘱。”⑨“清白家风”的要求，在众多世家大族的家训中也是常能看的实际情态。像陈龙正对于家族子弟的要求，除耕读外，曾订有具体的五条禁约，包括不许倚势诈人，武断乡曲，不许刁唆词讼，不许买充衙门员役作奸犯科，不许出家为道士僧尼而灭绝伦理，不许鬻身为仆而辱及祖先。⑩
在闭门读书外，钱士升认为能够追随师友同学辈讨论学术，是十分值得推赞的，他特别写信给钱栻道：“不独造就德业，兼可收摄精神，较之家中独坐矻矻，所见所闻，不出帷墙几案之间，如蝇触窗，如蚋鼓瓮，真不啻天渊之辽绝矣。”⑪信中的话语，明晰地体现出高地位家庭中对于家族子弟的规范和约束。
至于钱士升的次子钱棅，就是陈龙正的女婿，在明清交替之际的声望更著。钱士升在给他奉为师长的松江名士陈继儒的信中，曾提及已在陈继儒那里习学的这位小儿，希望钱棅能处事“宁静”，主要在“欲其不见要人，不谈朝事，不落近日名士气习”。他觉得在这方面，陈继儒会给其小儿很好的教诲。⑫被有识之士批评的“名士气习”，在那时已很流行，对经学、经世并无助益。钱棅应该是努力而有希望的，科考上的小小成功都让钱士升安慰而欣喜。钱士升曾写信给钱棅表示其安慰的心情，又对钱棅将来的发展，作了一番劝勉：“我家自柏峰公（钱贞）以来，魁名五代，而汝独早独逸，又得联隽，真是人生难遇。趁此时急急收敛精神，打迭向上何难，若精神一放倒，便不可支矣。勉之，勉之！”①
钱棅幼时即颖敏，读书过目不忘，崇祯九年考中举人，次年即考中进士，时仅19 岁，授官南京兵部职方主事，后升吏部郎中，因处事果断，被称为“健决郎”，不久调任文选司，大力举荐黄道周等70 人，皆海内人望。②
在钱士升的长子钱栻早逝、次子钱棅抗清而死、孙儿幼小的情境下，侄儿钱棻（钱士升之弟士晋的次子）成了钱士升的嗣子。③士升曾将新刻的高攀龙的《高先生集》与《五子近思录》二种寄给钱棻览读，④希望钱棻既能继承父辈以高攀龙为师的传统，也能很好地把握他们认可的理学思想，对钱棻的思想成熟与人生发展有所助益。对当时科考生活中流行的时艺及其风气，士升则做了猛烈的批评，就其所见的试卷，指出多属胡说八道，教育钱棻注意，以诚朴守常为基本，力斥惑世诬民之论：⑤
近见新试牍，大可骇，非经非史，非子非禅，杜撰胡谈，正如狂呓，此由人心不正，故发为惑世诬民之言，毫无忌惮至此，何怪乎海内之无宁宇也。痴心每谓欲天下太平，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正学术，欲正学术，先慎师儒，而提其衡于宗伯，操绳墨而殿最之，庶乎圣贤真种子犹可复生，而力未之逮也。闻者得无笑为迂乎？我侄切勿为所惑，宁守老生常谈，力田逄年，终当自至，一毫矫强不得。侄其勉！
“非经非史，非子非禅”的表达，是钱士升对于其所处生活巨变时代的知识人读书“不正”的批评和焦虑，认为读书须先“慎师儒”，再“正学术”，然后才能“正人心”，否则就会出现“杜撰胡谈，正如狂呓”的现象。
农业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体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养活，提高了生活水准，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乡里、年谊都会要享受这种科举晋升的好处。⑥像顾鼎臣、陆深、袁仁、丁宾、钱士升、陈龙正等这样的人物，当然均为特殊的个别，亦能代表一个群体。或者像顾鼎臣的子孙们评价他们这位祖上那样，“本乎忠孝，泽乎仁义”。⑦隆庆五年进士、出身于晚明嘉定杰出的侯氏家族的侯尧封（侯峒曾的曾祖父），生平对儿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⑧对于子孙而言，祖父辈的奋斗历程与家庭教育，都是重要的思想滋养。
昆山著名文人张大复（约1554—1630）就说，顾鼎臣之子孙“世有令徳”，是与其家庭之劝诲分不开的。⑨这或许与顾鼎臣本人的气质、秉性与处事准则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晚至崇祯十一年（1638），鼎臣曾孙顾咸建对鼎臣写给女婿归本的信写了一个按语，言及鼎臣四子履吉年幼，至鼎臣去世，不过6岁，最后说，由于整理编辑曾祖遗文的机缘，才有幸获读鼎臣之“读书立身诸训”，颇受勉励之意。⑩
事实上，上述这些家族的子弟，多有杰出者。特别是那些家族庞大而支系丰富的家庭，如钱家子孙，在明清王朝更替之际，确实多有闻人，甚至十分耀眼。⑪对家族或家庭教育而言，无论是两代经营还是数代累积，家世之成就，都有其重大的社会意义。就一家一姓来说，前人积业，后人承荫，必须能继续发展，方能保守声望于不坠。而地望堂号，往往较荣爵崇秩更具有社会声势，更能影响广远。至于所关人、己之间，必相立种种规范，为社会共约共识，以维系安定与彼此相互依存之平衡。①
在江南明清两代更迭未久之后，顺治六年三月的北京会试中，浙江嘉善的柯耸、陈舒、郁之章、吴亮中、孙籀、沈鼒、丁彦等，都成为了新科进士，对嘉善地方社会而言，可称盛事。②这种科考的兴盛，或许如何炳棣所论，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江南地区巨大的经济与人力资源，不可能不转化为科举的成功。③但实际上，成功的原因，也如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强调的那样，那些世家大族不仅要求“知孝悌忠信”，而且一直强化“读书”观念，维持着“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这样“知教”且“知学”的家族文化。④
在平湖人赵维寰（1563—1644）看来，嘉兴府所辖的七个县域社会中，以嘉善县“地气最灵”，因此“所生人物颇多奇杰”。这样的奇杰人物，在社会表现上可以例举的样例就有不少，如魏大中的“直节清风、一门忠孝”、丁宾的“倾赀施赈，到老不倦”、钱士升的“力赞均里，造福桑梓”、吴志远的“恬淡无营，修然自远”以及袁黄的“博学”、支大纶的“清直”等，虽境遇夷险不同，但各具品质，达称天下，足称千古。⑤这些人堪称社会的成功者，是大数人没有办法企及的。
江南很多地方的家族文化较为兴盛，应与地方的人文培育有相当的联系。比如，晚明地方官府就曾有昆山县“风土清嘉”“民以务孝养、勤本业为事”“好学而知礼，尚孝而先信”“仕者重名俭、薄荣利”以及“家知读书、人知尚礼”等这类正面的表述。⑥再如文风一直很盛的嘉定县，风俗“淡朴闲远”，明代中后期的地方士人“皆知务学”，到天启、崇祯之际更是“奇才辈出”，且重视名节；缙绅群体与布衣百姓都很重视读书，“苟匹夫怀文，揖公卿而平视”。⑦对于注重科举仕途教育的家庭来说，彼时缙绅家庭生活中所存在的注重美宫室、广田地、蓄金银、盛仆从、受投谒、结官长、勤宴馈之风，⑧对子孙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要努力摒除。
很多人已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在努力举业的进程中，倘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⑨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也更显风雅。
而且，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奋身于科考仕途，在那样一个时代，确实如陆陇其为太仓人陆世仪（1611—1672）遗著所写的叙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功利之习”久已浸淫于人心，已到了根深蒂固而不可拔的境地。⑩
同时也应注意的现象，就是如清代著名文人包世臣（1775—1855）所谓的：“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为尤甚”，在士人生活中又是很具代表性的，那种“经理私事与勾当公事并重而常相待”的态度，就因存了点“治生”为急的私念而来。⑪“士人一入宦途，便失本色”的现象，⑫就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未仕之时，支持士人长期的寒窗苦读，溺于科举之学，完全出于高功名的渴望。而一旦正式进入仕途为官，又将饱受刑名、法术、簿书、钱谷之类工作的困缚，①读书时代的理想将大打折扣。
所以士人中可称作“君子”的，应当能够很好地平衡“不必仕”与“不必不仕”的问题，“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极有分量和哲理的认识。②
结 语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区，也是国家的财赋重地。在这个蕞尔之区内，曾经孕育了大量杰出的人物，在整个官绅生活世界中，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官绅阶层的重要性，在传统时代已广受注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既是学者，也是官员，或者统称文人士大夫。吴晗认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关联是相当密切的，而官僚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呼，绅士则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③在地方社会中，这个阶层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不仅代表国家管理地方社会，还可以代表地方跟国家对话。较有学识的“乡绅”，将在乡村事务的决断中，普遍拥有更大的声望。④当然，他们也是“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能与政府抗衡，同时协调和组织“乡族”的各种活动。⑤“绅士”们常常说服政府接受他们的看法，甚至利用自己对官府的影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地方官吏。当然作为地方领袖，他们与政府往往会结成联盟，构成了官方与民间的“中介”。⑥孕育这一阶层的土壤，除了科举制度，家庭或家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文化教育的核心，多与科举有关，也与政治生活、报效国家的期许相关。很多内容，更关乎当时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核心叙述。
晚明江南一些家族的家风规范、科考思想教育，不仅在地方上，而且在晚明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播及人心甚广。袁仁注意到所处时代士人生活的变化，曾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近世人家生子，禀赋稍异，父母师友即以富贵期之，其子幸而有成，富贵之外，不复知功名为何物，况道德乎？”在袁仁的思想认识中，对于士人立品的表现是有等第区分的：“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⑦康熙六年进士张英（1638—1708）在教子思想中，也特别重视立品，认为这是与读书、养身、俭用一起并为“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的四件要事。⑧
对袁仁以及上述各类社会精英分子的家教做进一步的考察分析，不仅有助于时代生活氛围的揭示，而且也有利于那种典范式历史记忆的廓清，从而深入理解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生活，观照出大历史进程中地方知识人的生活样貌，以及王朝统治到晚近的变革及其重要表现。所以对于江南社会文化的时代性与地域特质，仍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以便从江南出发，更好地认识传统时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 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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