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道冲
道冲，而用之域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字面理解
道冲，而用之域不盈。
“道” 就像一个永远也装不满硕大无比的大容器，它里面所蕴涵的内容，其运用的领域却是用之不竭的。
冲：空虚。
渊兮，似万物之宗。
他来自于万物博大精深的内在本质，就像是万物发源的“先祖”。
宗：家族的上辈，民族的祖先。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要不断消磨认识的锋锐部分，消除各种认识的意见分歧，融合各种观点的光辉，最终形成共同的观点。“道”客观存在，但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却又深奥莫测。
湛：深，深沉。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我们不知道“道”是怎样产生的，好像是在天地形成之先（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1、通俗理解
“道”就是万事万物客观存在的内在本质规律，换言之就是自然规律。它就像一个永远也装不满硕大无比的大容器，它里面所蕴涵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人类所认识的一点知识，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即便是如此，人类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道”范畴。换言之：就是人类只能在“道”的范围内生存、发展。
人类所认识的“道”来自于万物的内在本质，它博大精深就像是万物发源的根源。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会产生激烈的对抗。随着认识的逐渐加深，随着社会实践的逐渐深入，最终会不断消磨不同认识的锋锐部分，消除各种认识的意见分歧，融合各种观点的光辉，最终形成共同的观点。
按照老子所处的年代，当然不知道“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即便是今天，人们也是在推测宇宙的形成年代。到如今知识的力量仍然在激励着人们不断的探索发现新事物，不断调和各种学派的认识分歧，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人们追求万物的奥妙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李四光的“板块理论”。在诞生之初，不都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吗？乃至于还引起了激烈的对抗，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之后为全人类所接受。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贤圣人们就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认识的方向，身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啊！
2、老子的认识论
老子在第一章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经阐述了人类的认识过程。
本章老子说：“道冲，而用之域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老子进一步淋漓尽致的把“认识论”阐述得非常清楚。
人类所认识的“道”来自于万物的内在本质，它博大精深就像是万物发源的根源。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会产生激烈的对抗，这个激烈对抗的过程，就是“否定”的过程。随着认识的逐渐加深，随着社会实践的逐渐深入，最终会不断消磨不同认识的锋锐部分，消除各种认识的意见分歧，融合各种观点的光辉，最终形成共同的观点，这个共同观点，就是“肯定”的过程。但是，随着进一步深入的认识，又会产生进一步的“否定”、“肯定”的轮回，这个轮回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的、进步的。人类只有在无数次“否定”、“肯定”的轮回中，人类的认识才有可能逐渐趋于事物的本质。
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的认识的最高境界，最大只能无限“趋于”事物的本质，绝对不可能做到“达到”事物本质的境界。换言之，就是人类的认识过程将永无止境。
在科学还无法解释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人云亦云”的跟着别人思想的屁股后面走。
比方说：中国的“经脉经络学说”，到今天用科学仪器也无法检测出来，我们能说他它就不是“科学”吗？如果它不是“科学”，建立在“经脉经络学说”基础上的“针灸学”怎么就治好了那么多西方人的病呢？不相信“针灸学”的人，除非不是中国人，那么相信“针灸学”却要否定“经脉经络学说”的中国人，岂不是自己在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再比方说：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代表万事万物的五种属性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看不到也摸不着。由于它只是代表万物存在的属性，用科学仪器照样也无法检测。我们能说它就不存在吗？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医，就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五行”，中医将不复存在。我们能说它就不是“科学”吗？如果它不是“科学”，历次全球大瘟疫，为什么一到中国就被中医给挡在国门之外了呢？不相信“中医”的人，除非不是中国人，那么相信“中医”却又说“阴阳五行学说”是封建迷信的中国人，岂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吗？
我在电视“科教栏目”里看到，美国科学家为了证实中国人的气功所发出的神秘功能的存在。设置了一块铅板，在铅板后面放了一卷“柯达胶卷”。然后分别用x射线、γ射线、β射线、α射线隔着铅板照射胶卷，结果四种射线都没有能够穿透铅板，胶卷没有感光。他们请来一位中国的气功大师，隔着铅板一发功，胶卷感光了。美国的科学家震惊不已，他们无法解释中国的气功发出的究竟是什么“射线”，竟然比人类所发现的所有射线的穿透力都强。中国人把这种神秘的“射线”取名为“意念场”。照样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意念场”，全中国人都知道它的存在，西方人理解不了，中国人难道也非要跟着别人说“不科学”吗？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教诲我们：“道冲，而用之域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科学也是发展的，在科学知识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解释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就“不科学”，待到：“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时候自然就“科学”了。
3、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老子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指引下，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仅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授给其他民族，而且也非常善于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所以中华民族能够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到了清朝，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进入了自我封闭、夜郎自大的时代。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又称广州十三行）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的这道圣旨常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牛顿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明亡之前一年到清雍正5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发表的时间相当于康熙25年。从牛顿《原理》发表的1687年到1840年的150余年间，牛顿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几乎没有介绍到中国。《原理》一书的基本内容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在中国传播。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牛顿的万有引力三者相继传入中国，它们和中国人认为的“天动地静”、“天圆地方”的传统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巨大反响。
牛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决不只是影响了学术界，唤醒了人们对于科学真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发起的戊戌变法（1898年）提供了一种舆论准备。这个运动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都无例外地从牛顿学说中寻找维新变法的根据，尤其是牛顿在科学上革故图新的精神鼓舞了清代一切希望变革社会的有志之士。
曾经有个西方哲人，就思想文化交流的意义打过一个十分浅显的比方：假如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每人手里仍然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个思想，我也有一个思想，交流之后，每人都有了两个思想。从某种意上说，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思想不断进化和交流的过程。
近代以来的思想先驱者们都十分强调学习西方，使我国走上富强之路。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强大的入侵者，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容闳作为最早派出的留学生，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时大呼：“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富强之境”(《西学东渐记》)。学贯中西的梁启超倡导“新民”说，认为西方进步文化输入愈多，人文愈开，进化愈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 中 山1878年出国之后，眼界大开，“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已为世界所瞩目，长期闭关自守造成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正日渐缩小，与当今世界发展进程的严重脱节正日渐弥合，这个时候更需要大力引进和学习西方进步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我们能够毫无保留的把我们总结出来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其他民族，我们也会虚心的学习其他民族总结出来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张骞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
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翌年卒。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
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点评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老子说：“道冲，而用之域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列西方，中国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金属工具技术等也传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的经济发展。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他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0年后，全书达到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８０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６６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点评
老子说：“道冲，而用之域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道”对全人类都是平等的，任何民族、任何人都可以探索发现“道”的奥妙。换言之“科学知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曾经为全人类奉献了“四大发明”，推动了人类发展。但是，到了暗无天日的清王朝，闭关锁国，我们却关闭了“道”的传播途径，出现了“内外不通”的格局。因此，我们落后了。
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炮声，惊醒了悲愤填膺魏源：科学落后，要与别人硬拼是不行的，要迎头赶上，就要学习。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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